“胡适这个人真固执，多次劝他回来都无动于衷，不知他贪恋什么”，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主席当着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面，将多年积压的情绪一股脑表露了出来。
而于1936年在延安时期接受美国记者诺斯采访时，毛主席认为自己最敬佩的人就是陈独秀和胡适。
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毛主席对胡适的看法千差万别，更对他彻底失望。
毛主席与斯诺在延安
转变其实跟胡适的离陆去美有关，但在此之前胡适哪些地方可以做毛主席的“老师”？毛主席又是如何一步步对胡适失望，说出重话的？晚年的胡适，境况如何？
造新因，为中国撕开一道光亮的入口
20世纪1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青年毛主席正好赶上，面临“走出去”和“留下”的两难抉择。
促使毛主席下定决心留在国内的人，就是胡适！
胡适出生在清朝光绪年间，从封建旧思想中走来，留美7年是他的“一生转折处”。
从康奈尔大学农学转入文科，他变得如鱼得水，师从赫胥黎和杜威令他的思想迅速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1915年的中国，远不是如今流行的小清新民国范儿，它军阀割据、土匪横生、思想混沌、政治腐败，人们的性命无所保障，每日都在生与亡的边缘挣扎。
36岁在国内的陈独秀和24岁在美国的胡适，联手为窒息中的中国，撕开了一道光亮的入口。
陈独秀笔下有两位“先生”，他希望中国青年能向“先生”代表的民主和科学走去，努力成为革新旧政治、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
大洋另一边的胡适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为人健谈，喜好辩论，虽然长得瘦瘦的，内心力量强大，有万丈雄心。
他提倡白话文学，认为它是“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写出的轻快小诗《希望》，被改编成歌曲经久传唱。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胡适还主张造新因（造就新人），喊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口号，期望中国人都能确立自己的价值，做一个健全的人，勇敢且有担当。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他的思想在进步中引领潮流，尤其是1919年底提出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让激昂的新青年向腐朽落后的社会发出挑战。
这碰撞而迸出的花火，洒向更多进步学生的思想深处，也包括青年毛主席。
1918年8月，毛主席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领每月8元的薪水。
此时的胡适以青年之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领280元的薪水。
他没有架子，常跟进步学生打成一片，毛主席有空就去听胡适的课，在受益匪浅的同时也与胡适熟识。
在青年毛主席的心中，虽无拜师之名，胡适就是他的老师。
在准备留学法国期间，毛主席已经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有了雏形，但前方仍有一层厚重的迷雾。
此时，毛主席认为能为自己解疑答惑的人就是胡适，胡适也给了毛主席答案。
胡适在1914年写过《非留学篇》，里面有一句话给了毛主席较大的启发。
“若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要出国留学了”。
当毛主席说出自己的困惑与见解时，胡适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
或许正是胡适的鼓励，毛主席才更加坚定了研究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农民的想法，拥有了斩断一切困难的勇气，最终推动中国革命的形成。
然而，中国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初走在社会前列、思想前沿的胡适，却在岔路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落得个客死他乡的结局。
毛主席对胡适已经仁至义尽了……
倔到底，拒不回国
医者无法自医，胡适成名之路顺畅，成名早，为人十分骄傲，一直难以看清自身的问题。
鲁迅先生下笔犀利，眼光毒辣，曾用一段文字描述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这段文字也映照了两人在未来的选择。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适之先生却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有一小纸条：“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一开始，陈独秀和胡适是久逢知己千杯少的思想好友，他们却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实践中分歧渐显，逐渐难以调和。
胡适始终认为思想运动不该涉及政治，他认可温和的路线，哪里有问题就“医治”哪里，奉行渐进式改良观。
搞学问可以纯粹，但沉疴的中国需要猛药，中国人无法温和且安逸。实际情况注定了，胡适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渐行渐远。
如果未发生接下来的事情，毛主席对胡适的尊敬永远都不会打折扣，更不会转变为失望。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转身投向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
侵华战争爆发后，我党呼吁全国统一起来共同抗日，但一向被我党视为“可争取的人”，胡适却给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沉重的一击，他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对日军的侵略和对同胞的屠杀视而不见。
曾经尊敬的师长，不以大局为重，受观念不同的限制固执己见，这时候的毛主席恐怕是极为失望的。
不过，毛主席还是惦记着往日的情分，给了胡适机会。
1945年4月，董必武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与胡适在美国相见。等董必武表明来意后，胡适对毛主席的欣赏视而不见，面对我党的相邀更是直接拒绝。
他规劝我党仅作为第二大政党参与政治活动，他的言语中，颇有让我党“认清形势”的意味。
董必武失望而归，很快作为胡适好友的吴晗，又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做他的思想工作。
在7月1日，傅斯年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抵达延安后，毛主席以学生的身份请他代自己向胡适问好。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毛主席依然尊敬胡适，不放弃任何一个争取他的机会，但胡适却把毛主席的诚意弃之敝履。
同年8月，胡适在纽约向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让我党珍惜中国前途，放弃军队。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蒋介石并非是心胸宽广之人（张学良被关），一旦放弃军队，我党就如同砧板上的鱼肉，生死都不由己了。
空谈的胡适，还是太过理想主义。或许事情没有落到他的身上，他就无法做到换位思考，而他的做法伤了毛主席的心。
从前，他在态度上站在了我党的对立面，等到1948年11月，他在行动上也与我党划清了界线。
“制宪国民大会”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维护独裁统治的一次会议，胡适出现参加，并作了一些不利于我党的发言。
得知消息的毛主席内心五味杂陈，他不理解当年意气风发的胡适为何变了模样，但还是说：“或许胡适也明白自己被国民党蒙蔽了”。
“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坐北京图书馆馆长”，毛主席最后一次诚恳地发出邀请，可胡适还是登上了离开北平的国民党专机，又上了远赴美国的轮船。
客死他乡
胡适在美国为蒋介石奔走，处处碰壁，穷困潦倒，失去了读书人的气节。为了蒋介石每年资助的9000美元，他无奈建言献策。
长久的相处中，胡适认清了蒋介石的虚情假意，明白了他的“诤友”见不得别人忤逆他的意见。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台北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身体大不如前，依旧前往参加。
当天晚上6点30分的晚宴上，在跟袁家骝闲聊时突然倒下，近一个小时后被医生宣布死亡，不知道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是否后悔辜负毛主席的情谊。
只是，那封远洋而来的长信和他在“制宪国民大会”上的发言，对毛主席的伤害，却是难以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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