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了艰苦的长征,于陕北顺利会师,在黄土高原上重燃红色烽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红色革命就此摆脱低谷、走向复兴,陕北的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极其薄弱,难以为革命活动提供后援;而且彼时的陕北的老百姓普遍不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红军抱有敌视态度,这导致革命队伍的处境愈发艰难、困苦,眼看着寒冬来临,红军官兵们甚至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只能挤在窑洞里靠着微弱的篝火勉强御寒。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很是焦急,连忙召集周总理、陈云同志等中央高干开会商议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境。周总理认为,眼下培养群众基础还需要一点时间,因此红军不能贸然侵扰当地的老百姓,以免生出事端,而要想让官兵们吃饱穿暖,只能私下找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筹措粮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毛主席觉得周总理所言有理,遂指示指示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远赴榆林、西安等地向民主人士求助。民主人士听闻革命队伍有难,虽然纷纷慷慨解囊、争先募捐,但总体来说,所得钱粮仍十分有限,只能接济红军一时,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方的经济问题。
就在此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知晓了中共的难处,索性主动分拨出八十万美元接济我方,这笔钱由一队苏联客商护送,从西伯利亚乘船南下,经过半个月的颠簸,最终泊至上海,由中共上海党委签收。彼时西安事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合作协定,承诺互不侵犯、一致抗击外敌,但蒋介石向来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因此中共始终对其怀有戒心,这笔数目庞大的资金自然不能明目张胆的穿越国统区、运往延安,必须要想办法“暗度陈仓”。
时任中共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毛泽民为了掩人耳目,便创造性的提出将这八十万美元“移花接木”,兑换成银元或者法币,再分批送到陕北去。巧合的是,1936年底的上海股市炒得正热,各路资本疯狂涌入,一派“牛市”的气象,毛泽民趁此机会,将八十万美元全部投入其中,先后购置了不少实业公司的股票,等到一个月后,他再将手中的股票逐一抛售,一举赚得一百万法币的巨款。
接下来,他将一百万分为三部分,其一直接由上海交通银行汇往西安,再由西安的中共党委支取;其二由伪装成走方商人、郎中、脚夫的地下党员们,随身护送至延安;其三直接换成粮食、布匹、药品等紧俏物资,以“爱国善捐”的名义,光明正大运往陕北,谅他国民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途拦截。
最终,在毛泽民的运筹帷幄之下,这一百万陆续抵达延安,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另外一边,蒋介石对此事浑然不知,他到死都想不明白,红军明明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可在1937初,红军又突然起死回生,仿佛有神仙相助一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1937年下旬,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开始按照此前的约定,向中共中央以及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划拨活动经费,共计一百余万银元,另附赠军装、武器弹药若干。同年10月,阎锡山为了督促八路军尽快入晋抗击日军,又以国民党山西省政府的名义,私下给了我方一大批银元、粮食被服和武器弹药,至此,红色阵营彻底摆脱了经济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共中央趁势宣传红色思想,成功感召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其中有不少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在革命之路上大放异彩。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等到1939年抗日形势稍稍好转,蒋介石便按捺不住搞独裁的野心,居然调动关中、甘肃一带的国民党军,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将中共中央困死在黄土高原上。中共中央为了反制国民党,广泛发动八路军官兵和延安的老百姓,对南泥湾进行大开发,先后屯垦了上万亩良田,由此极大增加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至1942年,抗战进入到反攻阶段,中共中央随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主动攻击日伪军,蚕食其有生力量。而盟军也从太平洋、东南亚两个方向向日军发动了猛攻,日军在顽抗了三年之后,最终因资源耗尽、兵力不济而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宣告结束,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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