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清初有一波人口红利
乾隆时，中国有两个主要贸易国，英国最大，其次俄国，一南一北，正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缕”。
南口广州，北岸恰克图，从南到北，对中国形成通商压力，而清初诸帝，自“摊丁入亩”，即秉持土地财政，其欲一改前朝银通天下反为银噬而不知的白银贸易。然，政府定位如是，而民心所向如何？还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颇与国际接轨。
再说“摊丁入亩”，纳银依旧，故白银仍为中国最大需求，更何况此举取消人头税，突然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虽未直接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促进了民间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地府志，言之凿凿，《嘉兴府志》计其“利”有四：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济宁州志》评价说，一条鞭法行已百年，赋役交错，多有不便，至摊丁入亩“始归划一，从古未有之善政也”。
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从康熙末年到雍正末年，国库存银，由800万两增加到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也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1900余万增至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的3亿多，增势之猛，为历代所罕见，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取消人头税。
古代王权国家税务中，最不人道，且直接侵犯人权的，就是人头税。土地可以国有，人口呢？也可以国有吗？虽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国家对于国民，既不生，也不养，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国有，顶多作为意识形态，难以成为制度安排。
国家靠税收而存在，养官养兵，都要靠税收。
然而，“税”从何来？农耕文明，扎根本土，故使土地为国有，授田于民，可按田亩收税，而人口非国有，凭什么收税？非要收税，就得把人口跟土地挂钩，使人口变为户口，变相来收，户口按人头收，那就成为人头税了，后来，土地没了，人头还在，还要按人头收，于是，户口流失，人头跑了，税也收不到了。
尤其明清之际，战乱四起，流民遍地，人口无法管理，既然税已收不到了，那也就无须再收了，看似德政，实出无奈，然此无奈之举，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逃税已成多余。
摊丁入亩后，流民回归，不但户口有所恢复，而且人口出生率开始增长，人员流动性增强，这就同亚当·斯密对中国的判断有些不符了，因为，“停滞”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口在减少，而减少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劳动报酬不够，不足以鼓励增殖人口。
按照他的理论，对人口的需求，支配了人口生产，正是这一需求，使得人口在北美迅速地增长，在欧洲缓慢而逐渐地增长，在中国则完全停止了增长。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清政府取消人头税，也会带来人口增长，而且增长幅度，远超当时的欧美。
理论都是灰色的，亚当·斯密也不例外，为了完成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他连“康乾盛世”的人口增长，都看不见了。
面对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经济体，那巨大的贸易诱惑，应可想而知，然而，却不得不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这一状况，同正在走向海权巅峰的大英帝国严重不匹配，急需改变。
英国人做局棉花贸易
英国作为海权时代的后来者，虽然凭其后发优势，终于居上，但犹有二者，令其耿耿：一来，受挫于美洲，输掉了美国独立战争；二来，受阻于中国，通商之效果亦未能如其所愿。
美国独立已成定局，英国难以改变，中国尚待开发，破局是关键，面对通商老大难的中国，要破两个局，一个是一口通商的局，还有一个便是贸易逆差的局，中欧通商数百年，一直被局限，从葡萄牙人开始，直到马嘎尔尼来中国，局面都未改变。
然而“破局”谈何容易！破一口通商的局，要靠战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发动过战争，但都未能破局，只能寄生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边缘，赚一点寄人篱下的钱，英国虽然后来居上，成为对华贸易第一，但又被困于第二个局——贸易逆差。
破这个局，也许就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起了催化的作用，我们以此来看英国的工业革命，它之所以最早出现在纺织业和陶瓷业，其原始冲动，就是冲着解决同中国的贸易逆差来的。
先以印度棉花，来对冲中国的茶叶，穿印度棉，喝中国茶，当然，还要用中国的瓷器，以此引领了英伦新时尚。
中古前，人以皮毛、麻布为衣，质地粗糙，皮肤不适，故丝行其道，千年畅销，然其衰也，在于棉布兴起。棉布附体轻暖，舒适度介于丝、麻之间，贵族之衣，多为丝织品，而贫夫之褐，直粗麻耳，一贵一贱，趋于两端，惟棉布，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以其能适应近代以来平民要求而普及于新世界。
于是，英国商人海运印度棉花到中国来，1704年7月2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此为印棉入华之始，此后英人转售印棉络绎不绝，获利不浅，1768年，输棉成本为72891两白银，售银97225两，到1770年代，丝退棉进，印棉在中英贸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
适逢中国灾荒，政府劝耕，棉花减产，印棉乘虚而入。魏源《海国图志》说，孟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1775—1779年间，英国输入印棉，价额为年均288334两白银，成为其对华贸易第一大商品，1785—1789年，印棉入华价值，增至年均1698001两，1817—1819年，年均升至4527211两。
郭卫东在《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一文中指出，明中期至清前期，中国人口巨增，究其原因，在于食物方面，输入美洲农作物，而衣着方面，则得益于英国人大举输入印棉，使得“衣食足”，解决了生存所需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减少冻馁之虞。
可英国人往中国输入印棉，并非为了推动中国人口增长，但他们却抓住了一波中国人口增长的大红利，把棉花做成了全球化的贸易，使棉花成为了近代以来首个全球化产品，所获银两，用来购买中国茶叶，卖到英国，再将英国商品倾销到印度，如此循环，倒也不错，但这个舒适的贸易小闭环，还是被打破了。
英国商人起初倒是想“停滞”在这个闭环里，高枕无忧，如果此时中国人能为他们送上一个安榻的枕头，让他们躺在销金窝里，他们对于工业革命的需求就不会那么迫切了，可当时的中国商人却“走英国人的路，让英国人无路可走”。
中国人的“棉花革命”
让英国人来打开棉布的国际市场，这就够了。
因为那时中国，不缺棉花，也不缺棉纺技术。
棉花原产印度，棉种东传中国，经由三路，其西北一路，由印度入新疆，西南一路，由印度入云南，而南海一路，则由印度入海南岛，沿着海上丝路，传种于东南沿海，植棉于长江下游，盖因其为冲积平原，地多沙土，宜于棉稻相间，尤其江南一带，就在长江出海口，有一地，名松江府，辖一镇，曰乌泥泾，南宋时，便有乡人植棉于此，元朝时，黄道婆自海南崖州带着棉纺技术归来乌泥泾故里——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
黄道婆于此，悄然传艺，引起“棉花革命”，“革命”的福音，很快就从乌泥泾传遍松江府，进而遍及于整个江南，并以此加入长期以来一直由印度主导的棉布全球化的贸易格局。
历元明清三代，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棉花，国民经济在江南也出现了新的增长极——松江府。
明代时，有民谚曰“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或曰“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看来，由黄道婆发起于乌泥泾的这场“棉花革命”，在欧船到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国内市场。
明初，令松江府种棉，允其“折布纳官”，“以棉花一斤，折米二斗”，于是，乡村布市兴起，“所出布匹，日以万计”，至清初，康熙时，便有松江人自诩“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沿海出口，沙船千条。
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这一变化，被人称之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因为它使得中国的农业经济发生革命了。
棉花种植，超过了稻米种植，棉作超越稻作，明末吴伟业《木棉吟序》曰，此地“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康熙《嘉定县志》亦云“棉九稻一”，以至于专种棉花不种稻米。
而纺织，则为农家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经济效益，成为农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万历《上海县志》曰“其衣食全赖此”，副业一变而为主业，黄宗智将此次变革称之为“棉花革命”。
这一时期，距离黄道婆的“棉花革命”，约有三百来年，期间，内销有限，发展缓慢，葡萄牙人来了，才将其销往欧、美等地，于是，“松江布”成为了国际品牌，开始了新增长。
但，增长归增长，若要替代生丝，还没到火候，那火候，要等英国人殖民印度，掌握了印度棉花产业，这才点燃，冲着全面对抗中国的丝绸产业而燃烧起来，以棉花冲销生丝。
而接下来，就是中国商人的活了，事实证明，英国人还是徒劳，那棉花还需要进口吗？不需要，完全可以自产。
于是，用国产的棉花来替代印度棉，可这样一来，产量够了吗？不够，那就提高产能吧！把棉花产业的产能，从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里解放出来，使产户分工化，分成种棉的、纺纱的、织布的，从事专业化生产，产量一下就提高了。
刚好，晚明时期，贸丝递减，丝退棉进，棉布替代丝绸，其种植，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百倍于丝、麻，以山东为例，古称“桑土”，至清中期，已然“莫识蚕丝”，从原来的“女红甲天下”，衰落至“莫能操针线”了。
乾隆初，就连掌控了全球棉布贸易的英国人也来收购中国土布了，但他们不像葡萄牙人那样称“松江布”，而是改称为“南京布”，一来，表示与葡萄牙人不同，二来，反映了中国棉布已从松江一隅之地，发展到了整个江南地区，非南京不能代表。
中国特色的“南京布”
美国人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提到，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首次贩运中国棉布，指定要“南京布”。印度棉布早已普及，而且都被英国人掌握了，为什么还要用“南京布”呢？就因为它有“中国特色”。
那时，放眼世界，它一枝独秀，绝无仅有，本来，欲将中国纳入其棉的世界贸易体系的英国人，反而被“中国特色”的紫花布俘虏了，不但俘虏了英国女士，还俘虏了英国绅士。
然而“紫花布”，并非加以染色而带有紫花的棉布，而是用一种棉叶上开着紫花的棉花纺织而成的棉布。
此棉，产于松江、华亭等地，因其花开时，呈紫色而名之，结铃吐絮后，色赭而淡，不加印染，为天然彩棉。英国人对此，有所不知，他们听说，“只有用茶水洗涤布料才能保持这种色彩”，因而认定是“欧洲染坊极力仿制也无法实现的”。
当时的英国绅士，都得有一款“中国特色”的行头——“杭绸衬衫配紫花布长裤”，这是中国丝绸与棉布的结合，在《基度山伯爵》里，对于主人公，也出现了这样的描写：“此人身穿淡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有一股英国味儿。”
直到马嘎尔尼来华，才搞清楚了“英国味儿”的底蕴，原来这“南京布”并非染成的，而是用一种棕色的棉花制作。
什么叫“得天独厚”？这就是！既然是“老天爷赏饭吃”，那真是想不“富有”都不行啊！更何况，中国人还有一手“天工开物”的手艺，谁要上帝让中国人心灵手巧呢？
有关数据显示，至清中叶，在高峰年间，向海外市场输出紫花棉布，年均约3500万至4000万匹，年贸易额，亦年均约白银700万至800万两，可谓“创外汇”的大宗了，而生丝出口，则每况愈下，当马嘎尔尼等人来华时，不但英、荷等国已停买，就连讲究穿戴的法国人，亦未见其从中国采买生丝。
在丝转棉的贸易转型中，作为丝织原产地的中国，并未落伍，而是迎头赶上来，以民间自发性产业调整，于东南半壁，催生一茬又一茬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萌芽，在国际贸易中，竟然未输于欧洲那些老牌的重商主义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1734年，英国商船“哈瑞森号”来粤，指定购买南京手工织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布”，定购数量100匹，每匹单价3.5两，90天交货，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1735—1736贸易年度，英商船“瑞恰蒙得号”终于购得“南京布”10734匹，1780年代增至2万匹，到19世纪初扩大到20多万匹。
“中国皇后号”向中国致敬
独立战争后，美国人也来了，开国伊始，为了突破英国人的经济封锁，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到中国去。
这一去，便赶上了清初中国人口增长的那一波大红利，水涨船高，一下子，就提高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的水位。
那时的中国，是一把尺子，一把衡量国家大小的尺子，那就是国之大小，不光要看人口和土地，还要看同中国的贸易，若同中国的贸易额大，那必定是大国，若贸易额小，那便是小国，若无贸易，那就上不了世界历史的台面，国将不国，被列强列入殖民地国家的菜单里，等着被送上列强用刀叉瓜分世界的餐桌。
美国本就是个大国，国家一独立，就想到中国来，要用中国的历史标杆来衡量自己，同原来的宗主国一较高低。
1784年，就在美国正式独立的第二年，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开足马力，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首航中国，抵达广州，进港时，鸣礼炮13响，美为合众国，13响，代表了联邦制的十三国，它们向中国致以“茶叶党人”的革命敬礼，别忘了，正是当年中国的茶叶，成为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契机。
美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不受宗主国约束的自由贸易，他们运来人参、皮货还有棉花，很快就卖完了，然后，买了茶叶、瓷器和中国棉布，货单上有“南京布”864匹，多年来，一直被宗主国卡着脖子，这一回，终于挣脱了，海阔天空，自由贸易。
不但大买特买中国茶叶，还第一次购买了“南京布”，从此便放开手脚来同英国人竞争了，1786—1833年间，“南京布”外销总量为40274164匹，其中，一多半（22776943匹）由美商运出，然后“公开地在欧洲南部出卖，并到西印度去非法出卖”。
然而，当时的英国人却志不在此，作为过来人，曾经主导了东西方贸易的一尊老炮，他们对中国商品有了新的认识，一改三百年来从欧洲到中国业已形成的路径依赖，不再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那样，满世界去经营中国商品，赚快钱，赢小利，而是一方面维系着以棉花为中心的全球化的贸易体系，处理好印度棉、美洲棉、非洲棉以及中国棉和英国本土棉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让中国商品从全球化的贸易中衰退，而非成为其拥趸。
马嘎尔尼来华后，英国的另一面就开始了，中英之间，不但生丝生意早就停止，连瓷器也不来中国购买了，能替代就替代，而且一切皆可替代，可不，就连最不可能被替代的茶叶，也在印度准备好了，偷也好，窃也罢，一切为了扭转贸易逆差。
故仅以替代，远远不够，还要超越，于是，英国方面，国家下场了，以举国之力，干预贸易，而清政府却浑然未觉，未知其有应当保护的国际贸易版图，使之免遭贸易战的侵略。
英国人的“两手”
超越要用两手，一手阴谋，那就是鸦片贸易，暗捅一刀，给中国经济大放血，使白银如决堤般外泄，一泄千里，从根本上扭转了一直处于巨额逆差的贸易；还有一手，便是阳谋，工业革命来了！其欲以公司化的资本运营和工厂化的机器生产，全面碾压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使以户籍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乡村工业的星星之火，遭遇机器产能打压而难以形成城市化的燎原之势。
就如同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说的，英国人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一手抓鸦片，从中国的国民财富里抽血，一手抓机器，从蒸汽机到纺织机，将巨大的中国经济体量的血液，输入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千年等一回，这样的历史机遇，被英国人打开了。
我们回头来看，英国人的那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没有多少科学思想的含量，工业革命的机械原理，与其说出自当时流行的牛顿力学，而毋宁说其灵感来源于《人是机器》的法国哲学，以及来自以法治为灵魂、以理性为原则的“国家机器”的学说，当同样的思想用于经济组织和生产过程时，工业革命就发生了。
将瓦特的发明，硬要往牛顿力学上扯，试图为工业革命奠定一块科学的基石，殊不知，这乃是徒劳的，因为牛顿力学所关注的，不是机械运动，而是天体运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谈的，也不是机械原理，而是基于上帝的宇宙第一性原理。
所以，没有必要将工业革命往牛顿力学上挂，即便与工业革命无关，依然不减分毫牛顿力学的伟大，同样，瓦特作为一名机械师，而非物理学家，也不因此而减其工业革命的伟大，更何况，他还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只是一位改良者，便成就其为工业革命第一人，似乎很少有人问一问，为什么不是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先声夺人？工业革命不光看机器，还要看时运，要等到革命来临时，在东西方交汇的历史的风口上，才能得到资本主义的加持。
没有资本主义的加持，发明只是发明而已，有了资本主义的加持，发明才变成革命。不光要有个人资本的加持，还要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加持，才能将“人是机器”的理念，普及于所有生产领域，而且坐实为各个不同产业的工作机。蒸汽机提供了工业革命的动力，但要进入生产过程，它还必须同各行各业的工作机相结合，以组织化的生产方式，使“人是机器”从理念变为现实。
靠着船坚炮利，打赢战役，固然不易，但要打垮一国的经济，方能彻底胜利。英国之于中国——那个巨大的经济体，就一改自葡萄牙人以来的欧洲打法，非以船炮挑衅，而是先从经济上出击，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英国人破局的两手——鸦片贸易和工业革命，在鸦片战争来临之前，英国人已从经济上打败中国了。当我们重读拉·梅特里《人是机器》一书时，发现书里有一小节“鸦片和睡眠的关系”，其中谈到“鸦片能够引发睡眠，且使人陷入一种愉悦的麻木状态”，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状态岂不正是如此？于是，我们很想问一问：英国人的鸦片战争的灵感，是否来源于此呢？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