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稷/文 一部60多年前的德国黑白老片，伯恩哈德·维基(BernhardWicki)1959年执导的《桥》总在我眼前晃动。影片改编自德国记者和作家曼弗雷德·格雷戈尔（ManfredGregor，原名格雷戈尔·多尔夫迈斯特GregorDorfmeister）的同名自传体小说。影片通过七个少年走上不归路的悲剧，展示纳粹德国青少年是如何受到“为祖国而死”的狂热的英雄主义教育，被战争机器操纵、利用的。或许是因为当今世界硝烟四起，各种意识形态、极端宗教势力在与理性较量，洗刷着青少年的大脑，这部反战影片中的人物、场景令我难以释怀，于是我从二手网站淘来一本小说阅读，补充影片难以展示的人物成长的背景和心理活动。
一个摧毁青春和生命的瞬间
1945年4月，纳粹德国战败的前几天，德国一个小镇的七名16岁的同班同学应征入伍。第一天训练结束后的晚上，警报响起，这些新兵即被派往战场抵挡势如破竹的美军。军官担心这些娃娃兵削弱整个连队的士气，同时也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为了保护他们，便派他们去守卫小城入口处一座没有战略意义的桥梁。
孩子们起初对不在最前线作战感到失望，但随后便迫不及待地在桥头摆开阵势，准备好武器弹药，给枪上膛，挖掩体，像在玩一场战争游戏。教官海尔曼离开桥头片刻被战地宪兵误认为是逃兵，中弹身亡。前线开始撤退，毫无战斗经验的少年，群龙无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战线的最前沿。他们把劝他们赶快撤离的镇上的老人和逃跑的德军士兵视为懦夫，置之不理。当一架低空飞行的美军轰炸机要攻占桥梁时，常被同学们嘲笑的小西吉奋不顾身地站在原地，被炮火击中，成为第一个阵亡者。他的死激发了其他人的斗志。美军装甲纵队向埋伏在桥头的孩子们开火，孩子们用火箭筒点燃了第一辆坦克。沃尔特冒险穿过火场冲进被美军占领的房屋时，在树上掩护他的同学被狙击手击中。沃尔特用装甲步枪透过窗户向第二辆坦克射击，站在他身后的德国平民极力阻止他，但徒劳。坦克被击中，平民和沃尔特在坦克的爆炸中身亡。一名美国军官听到沃尔特最后的声音，惊讶地发现与他们作战的是一群孩子。他走出掩体，对男孩们高喊放下武器，赶快回家去。他不断使用“孩子”这个词，男孩们误认为这是一种嘲讽。卡尔愤怒地用机枪扫射士兵，士兵腹部中弹，在痛苦中挣扎。克劳斯冲卡尔吼叫，让他射杀这个垂死的美国人，才意识到卡尔就躺在他身边，头部中弹。克劳斯疯狂地冲向敌人的炮火，倒在美国士兵身边死去。美军在烟雾弹的掩护下撤离，随后是片刻的寂静。正当剩下的两个男孩为击退敌人而高兴时，党卫军将军为了给撤退争取时间，下令炸毁这座孩子们奉命誓死保卫的桥梁。他们面对突然出现的炸桥的爆破组，彻底惊呆了，用枪指着爆破组士兵，与他们对峙。爆破组长嘲笑他们的战斗毫无意义，逼他们离开大桥，阿尔伯特毫无征兆地向他开了一枪。另外两名士兵开枪反击，他的同伴中弹身亡。
惊魂未定的阿尔伯特离开大桥往家走。镜头鸟瞰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两个少年和被阿尔伯特射杀的德国军官的尸体躺在桥上，更远处是另外两个少年和被射杀的美国士兵的尸体，两辆被击中的坦克仍在燃烧。屏幕逐渐变黑，出现了以下字幕：“此事发生在1945年4月27日，由于微不足道，没有在任何军事报告中被提及。”这天，幸存者阿尔伯特还不满16周岁。
桥最终没有被炸毁，至今横跨在七个孩子家乡的那条河上。
这场激烈的战斗，对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甚至仅就德国战场而言，确实像一场稍纵即逝的儿戏：七个男孩子经过一天的训练，参加了他们生命中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战斗，战斗发生在一天之内，在一座桥上，最后只有一个男孩生还。这一连串的“唯一”、有限的时空和最后一搏，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一个无意义、残酷的瞬间，一个摧毁无价的青春和生命的瞬间。男孩们为了一个注定失败的任务被牺牲，仅仅一天的战役，对阿尔伯特来说，却像是一场漫长的奥德赛之旅。望着地狱般的战场，他内心在呐喊：我们这么做的意义何在？生或死又有什么意义？十年后，他回到家乡，站在那座桥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仍没找到答案。
被操纵的少年们
多亏唯一的幸存者——《桥》的作者，六位同一天倒下的少年，不仅仅是烟消云散的炮灰。他们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同学。而同学在这里是最有意义的身份。
小说以倒叙的形式讲述七位16岁少年的生平，描述人物的性格。七位同龄少年，来自不同的家庭，正是怀揣梦想，情窦初开，敏感好斗，以不同方式反叛的年龄。
第一位倒下的西吉早年丧父，爱读英雄史诗类书籍，沉浸在自己的英雄梦中；出身于军官家庭的于尔根强身健体，争强好胜。然而，他的父亲阵亡后，他在母亲的要求下撤回了成为军官候选人的申请；卡尔是理发师的儿子，母亲在他出生时去世了。卡尔逃学，爱吹牛。应召前，他失望地发现父亲与他暗自爱慕的理发店女学徒有染；克劳斯自卑，酷爱古典音乐。母亲的过度控制使他备受煎熬。与东欧难民女儿的爱情帮助他克服了挫折感和自杀的念头。当他在火车站看到他爱慕的女孩与一名年轻士兵告别时，妒火中烧，决绝地与她分手——后来才发现女孩是在向她的哥哥告别，但他再没有机会弥补了；顽劣的恩斯特来自大城市，偷鸡摸狗，擅长吹长笛；沃尔特性格最为复杂，他天资聪颖，玩世不恭，与纳粹政权的关系最为紧张。沃尔特的父亲是专横而无情的党卫军军官，而他最好的朋友却是个犹太少年。1938年大屠杀之夜前夕，沃尔特的母亲给犹太男孩一家通风报信，使他们得以逃亡。应召入伍前，沃尔特听着在纳粹德国被禁的美国爵士乐，喝得酩酊大醉，并与父亲的女仆发生了关系；幸存者也是叙事者阿尔伯特，生长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童年在惩罚和忏悔中度过。他的哥哥作为空军军官参战而被俘，他因此毁掉了收藏的军事玩具。阿尔伯特的兴趣与纳粹意识形态相悖。他在党卫军突击队队长访问学校时表示，他想成为一名火车司机，而不是当兵。最后他射杀了爆破组指挥官，这给他带来极大的良心冲突。
只有微不足道的战役，没有微不足道的生命。七个少年，秉性各异，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役，战后本应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幸存者战后于1946年高中毕业，之后在慕尼黑大学攻读戏剧学、新闻学和哲学，大学毕业后从事报刊编辑和新闻工作。而他的六位同学却没有了成长的机会。
2005年小说再版之际，《法兰克福汇报》书评人阿德诺称：“（作者格雷戈尔）几乎是在七本传记的基础上讲述了这一桥梁的故事。这些传记由一种疯狂的意识形态汇集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使得这场战争成为可能，并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在七个男孩的传记中，格雷戈尔讲述的是当时德国社会的故事……那些家庭和行为，使得当时发生的一切成为可能或者不可避免。”纳粹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目的是赤裸裸的，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在给希特勒的一封信中，把孩子们的脑子比喻成未开垦的处女地，“青年团的任务，就是把国家、人民和元首的概念捆绑在一起，种植在这些小傻瓜的脑子里，结出一个三位一体的果实。”希特勒明确指示：“不要让青少年有判断力、思考力，让服从命令在脑子里扎根”。宣传部长戈培尔则说：“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服从指令的机器，即使这个指令是一个谎言。”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没有正面谈及纳粹意识形态的灌输，但是令人顿足的悲剧情节和惨烈的画面，展示了为首相而战、为党国捐躯的英雄情结如何植根于孩子们的潜意识中。
被操纵的青少年像加速度的战车，清醒的旁观者无法阻止他们奔赴毁灭。
七个少年被征召入伍时，成年人大都意识到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孩子是最后的炮灰。母亲们错愕而悲伤，但无能为力。他们的历史老师弗洛里希也被应征入伍。在此之前，这位老师少不更事的儿子也被拉去当兵了。穿着袖子过长的不合体的军装，大钢盔下的稚气未脱的小脸，是儿子给他留下的最后的形象。这位老师在试图阻止他的学生们被应召无果后，嘱咐带新兵的教官，无论如何保住这些学生，一开打就撤。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训练结束时，教官没有说鼓舞士气的话，而是劝他们回家：“孩子们，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你们玩打仗的时候，你们父母在家等着你们。我答应过弗洛里希中尉不让你们参战。你们要帮助我信守承诺。”但孩子们拒绝了。开战前，同是被强征入伍并派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六十来岁的老兵们未等开战就扔下枪回家了。开战后，无论是镇上老人的劝告，还是美军官兵喊话，甚至德国下级军官用枪逼着他们赶快回家，都无济于事。这些少年的脑子里没有生命之可贵的概念。他们只听得进跟他们打过一个照面的将军的话：誓死守卫大桥，我为你们而自豪！他们不知道的是，将军在布下陷阱，引诱美军上桥，然后炸桥，以切断援军，为自己的部队撤退赢得时间。对于将军来说，部队的撤退比桥上娃娃兵的命运更重要，这些孩子被他比喻为“挡风玻璃上的雨刷”。
七个娃娃兵誓死守桥的故事绝非孤例。二战末期，令盟军官兵大惊失色的正是希特勒的黑领巾青年团那些无知无畏的少年，他们被训练成身绑炸药的亡命徒，以肉身扑向盟军的坦克，机枪扫倒一片，又扑上来一片。洗脑教育就是批量生产牺牲品。而洗脑教育不是独裁者独自完成的，全社会，教育工作者、家长何尝没有参与其中。可悲的是成年人醒悟时，并不能按照他们的意志拖住飞蛾扑火的少年。
如果六个少年是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牺牲的，他们会被认为死得其所，他们事迹会被传颂，桥头或许会有一组他们的群像。然而在纳粹灭亡的拂晓，在一场无意义的战役中为纳粹丧命的六个年轻的生命，难道就轻如鸿毛吗？战争或许有正义的一方，但战争中牺牲的青少年的生命没有贵贱之分。《桥》这部老片令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何在。鼓励未成年人在意识形态或宗教设定的敌人的炮火前向死而生，这无异于反人类的恐怖主义教育。正如影评人恩诺·帕塔拉斯（EnnoPatalas）所言，与当代战争片相比，《桥》在谴责战争方面走得最远,“激烈的暴力场面将士兵英勇牺牲的理念分解到最后一个细节”。
反战影片的经典之作
小说《桥》出版于1958年，影片拍摄于1959年。影片在故事发生地德国上普法尔茨州的查姆镇和雷根河支流上的弗洛里安·盖尔老桥上拍摄。为营造纪录片的气氛，原始版本没有演职人员表。直到1969年，影片才增加了显示演职人员的片头和片尾。评论家们注意到，导演维基避免了通常战争片以过度戏剧化和视觉效果渲染战争惨烈的手法，而是选择一种更人性化、更细腻的叙事，聚焦人物的心理变化，通过细节展现战争的残酷。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影片更加真实而直指人心。影片自始至终弥漫着焦虑感和令人压抑的紧张氛围，传递着身处荒谬的战争中的被利用的少年们面对死亡的无力、痛苦与绝望，展示出保卫一座毫无战略意义的桥梁的无谓与虚无，以及残酷而荒唐的战争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年轻演员们通过细腻的表演，自然和真实地表现出角色的脆弱、困惑与恐惧。
这部仅用了三个月拍摄的影片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加之德国处于重建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的心理带来的阴霾尚未散去，影片引起战后反战并渴望持久和平的一代人的强烈共鸣。导演收到了成千上万封年轻人的来信，很多青年人看了这部电影后拒绝服兵役。当时德国媒体称：“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真实、最令人恸心的德国电影”；“是有史以来在大银幕上放映的最强有力、最尖锐的反战影片之一。”电影《桥》因此迅速成为德国战后最受赞誉的电影之一，也是获奖最多的德国影片之一，其中包括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导演维奇因致力于和平而获得联合国的表彰。
《桥》的影响力余波不断泛起涟漪，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1973年，影片的节选被作为纪录片素材，用于前苏联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198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维奇又凭借该片获得联邦电影奖特别奖。电影评论家希尔马·霍夫曼（HilmarHoffmann）指出，《桥》“以其简洁的视觉美感和清晰的叙事方式，振聋发聩地呼吁人们追随理性和人性，而不是无情意识形态的盲目妄想，至今仍令我们感到震撼。”2003年，联邦公民教育署与众多电影制片人合作创建了学校电影作品典藏，该片被收入其中。2008年，《桥》再次被搬上银幕，由沃尔夫冈·潘泽（WolfgangPanzer）执导。笔者没看过这个版本，无法比较。但足见《桥》的故事是一个常新的主题。相对电影，小说的叙事更为平和舒缓，流露出浓浓的同学情谊和令人揪心而又无处安放的思念。2005年小说再版之际，《法兰克福汇报》书评人阿诺德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几乎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作品，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遥远而过时……这是一本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好书。”21世纪的今天，《桥》的现实感有增无减。
我们姑且以小说的最后一句话结束本文：“年轻人既不好也不坏。他们就像他们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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