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一直是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学术界对此分为两派：一方认为中国古代有“农医天算”四大学科，这些当然都是科学；另一方则认为现代科学是从古希腊科学发展而来的一套知识系统，而中国的知识体系与之关系很远（甚至没有关系），自然不算科学。
其实，这场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科学”。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有“做拷问型实验”和“普遍使用数学”这两个特点。如果以此为标准来看，古希腊实际上也不符合，但学术界却从没有人否认古希腊有科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认为古希腊科学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源头。
很明显，我们没办法对科学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只能从与现代科学的血缘和传承上来认定古代的科学，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说，科学概念是一个家族类似。以此推理的话，就应该存在多种科学系统和科学发展模式，而中国古代科学就是其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
追本溯源，中华文明本就拥有自己的“科学树”
在古汉语中，科学本指的是科举之学，和现代的科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今，从现代科学的含义来理解“科学”这个词汇，“科举之学”的含义完全可以搁置一边。
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cio，其本义是“知识、学问”。19世纪以后，在欧洲逐渐出现了现代的科学概念。汉语中，现代科学的概念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借用科的本义“分科”，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即分科之学。晚清名士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而后“科学”二字在中国渐渐广泛运用，现代科学的理念也开始逐步深入。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很多学者认为，近代科学这个“苹果”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不可能从中国文明的“桃树”上结出来，在科学从日本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并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仔细探究，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深入思考一下，恐怕不能这么武断：如果说，中华文明的花园里本来就有自己的“苹果树”呢？
事实上，“农医天算”这四大学科及相关知识体系就是中国自己的苹果树和科学树。这些古代的科学连同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极为丰厚的科学文化，它们以其独特的智慧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是构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虽然中国直到近代中国才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洗礼，但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都从来不曾缺位，它们始终是古老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灿若星河，先贤成就不可胜数
中国古代的众多科学技术成就，不仅是历史的骄傲，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更是文化自信的源泉。将中国的千年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结合起来，就是要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不仅是我们今天科技创新的重要营养，更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很多人都知道，我国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加速了全球的文化交流和科技进步，更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并非仅有这些。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科技成就连同古代科技先贤的名字，如明星般熠熠生辉。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墨子，进行了有可靠记载的光学实验。在小孔成像实验中，墨子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提出了关于光、影、射、像等概念的定义，并系统论述了光与影的关系、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的成像原理等。李约瑟在评价墨子光学研究中的成就时提到，墨子的光学体系“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
墨子的成就不仅在光学领域，在其他很多领域，他也成就卓著。比如，他提出了杠杆原理，给出了力的定义；他还首先提出了关于“倍”“圆”“正方形”等定义，并对十进制算法有比较完整的总结；此外，在工程技术领域，墨子创造的攻城器械、防御工事及一些工具的营造方式，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闻名遐迩。
东晋时期，天文学家虞喜在我国最早发现了“岁差”，并定出较为精确的岁差值，使我国历法得以较早地区分恒星年与太阳年。虞喜发现岁差虽然比古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晚，和现在得到的赤道岁差（每77年差1度）相差也颇大，但他得出的冬至点每50年西移1度却比依巴谷每100年差1度的数值更精确。后来，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参考虞喜的岁差值，制订出《大明历》，提出了诸多更精确的天文数据。隋代刘悼《皇历》和宋代杨忠辅《统天历》与元代郭守敬《授时历》中，岁差值日趋精确。虞喜采取与当时主流浑天说、盖天说不通的宣夜说宇宙观，他认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主张天高无穷，宇宙无边无际，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
再比如魏晋时期的算学家、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刘徽，他在长期研习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的基础上，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全面论证《九章算术》中算法的正确性，并对之进行了注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古典数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对《九章算术》的注解中，刘徽使用十进单位小数来表示开平方和开立方“开之不尽”的情况，还发展了《九章算术》的正负数概念及运算，又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方法。他在证明《九章算术》圆面积算法正确性的过程中，发明了割圆术、并求得了圆周率的近似值。一般认为他这一方法被祖冲之所继承，并进而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他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而且在东亚数学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还有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他所撰写的《梦溪笔谈》，是一部集前人和他本人科学业绩之大成的辉煌巨著，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外很多学者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上，沈括不仅标示着天文、历法、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方方面面的科学成就，还镌刻着对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上面所列，只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几个特别突出的例子而已。如果我们在浩瀚的史海中仔细挖掘，会发现，在农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工程技术等领域中，不管是技术还是科学理论，中国独特的开创性的成就还有很多，譬如中国发明的丝绸、瓷器、冶炼技术、十进位值制。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科学树，这一套系统尽管与现代科学不尽相同，但它们在数千年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美好的生活，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现代科学本就有混血性，学术界公认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发展出的现代科学受到印度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而中国从汉朝起就与印度有交流、从唐朝起就与伊斯兰文明有交流。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观点，包括中国古代科学在内的所有古代文明都已经汇入了现代科学之中，遂提出“百川归海”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的血液也许早已经融入现代科学之中。
现在我们谈论这些千年前的科学，不是为了夸耀“我们祖上阔过”，而是为了坚定我们的内在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挖掘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工程，就能够不断地加强和凝聚起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加强和凝聚更是尤为重要。
古为今用，为科技创新插上翅膀
科学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曾经一度忽略了我们在这方面的重要遗产。李约瑟花费一生心血撰著的多卷本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从而向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揭开了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全貌。
事实上，挖掘中国千年前的科学与技术遗产，不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甚至还能为我们今天的科技创新插上翅膀。
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末，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寻找对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领衔的医学团队从东晋医家葛洪编撰医学方书《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推进了抗疟药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由此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类似的例子还有席泽宗先生从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整理出《古新星新表》，为今天天文学所用，吴文俊先生从《九章算术》中获得机械化和构造性算法的启发，发明了数学机械化。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古代科学道路的独特性和有效性，而且在今天也有可能发挥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遗产是一座庞大的宝藏库，蕴藏着很多对今天的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的信息，很多还需要我们去一一发掘探寻。我们相信，也将会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从这种挖掘探寻中受益，甚至大放异彩。
在今天这个时代，民族文化自信和科技创新相得益彰。民族文化自信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之一，基于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掘的科技创新，则又为民族文化自信不断添砖加瓦，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与自信心。同时，我们的科技创新谋求与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融合，可以促使很多领域科学探索的宽度、深度、广度不断增加。
将中国的千年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结合起来，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负责。传承与创新本就是并驾齐驱的，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才能让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更加牢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仔细挖掘和传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工程中的亮点，让这些智慧在新时代成就或培育出新的繁荣。通过孜孜探究和创新，将众多古代科学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科技的创新发展中，继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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