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不仅反映在他对重大事情的决断上，也反映在他平时的讲话上。他有过不少的创造——诸如“一点两面”、“三三制”等等。公道地讲，他这种编串子的办法，有时候还是很起点作用的，起码能使人们把很多、很复杂的内容变得好记了……
但是这种归纳有时候很有片面性，甚至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 当然这都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时我们恐怕是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谭政大将就提了出来。
那还是在他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广州参加军委的会议， 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八作风”这个说法。这是林彪的一个讲话的征求意见稿，林彪把毛泽东当年给抗大的题词——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来了个大概括。
谭政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容易说混了。需要再斟酌斟酌…… ”
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总本人的意思，不是秀才们概括的，谭政则说：“林总说的也不是不能改嘛！”
不是谭政不了解林彪，他们在一起共事有几十年了，对方是怎么 一个人都清楚。在东北打仗的时候，林彪对政治工作的事是很少过问的，也还是听得进他谭政的意见的。
可谭政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会把他的这个提法拿到了一九六〇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没有想到会在会议的文件中出现。
而且，更令谭政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件事，却为他的人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雷！成了他蒙冤受难的导火索！
当时，谭政拿着中央的红头文件，看着看着就坐不住了。白纸黑字，“三八作风”直刺他的眼睛。
多年来谭政心目中“全党服从中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则。 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的。对于中央的文件是不会有二话的，他赶快布置总政宣传部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准备工作。
宣传部起草了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恰在这个时候，另一封信也送到了他的案头。
这是一位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认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怎么办？
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同志咬文嚼字，这是有道理的。于是乎， 他又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奋斗” 还是用“艰苦朴素”。
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还没有批回来，又出了岔子——有个军区的宣传部写来一个请示，问是不是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标语，刷在军区的大院子里？
宣传部又把这份报告，送到了谭政大将的案头。
在谭政看来这件事情很简单，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还没有消息，这要等毛主席批下来以后再做答复。
下面军区又来电话催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只好去问谭主任。 他对宣传部的同志说：“不急，等毛主席批示了再答复，也不迟。”
偏偏有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把总政这里没有立即表态的情况告诉了林彪。
这时的林彪正在考虑“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他对这个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要。他不能容忍全军的最高政治机关，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
他对一个常去他那里的人说：“总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诋毁三八作风。”
他还对有的人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
这无疑是个信号。如果是政治斗争中的老手的话，那么是不会忽视这种传言的。但在这种时候，谭政身上的书生意气，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众所周知，在共和国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十个大将中，也有几个是颇具儒将风度的。而谭政大将则更是有名的“夫子”。
谭政大将虽然身经百战，但他身上的“书生气”总也改不掉。直 到他像许多老人一样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时，也没有改掉这一点。
因此，在谭政得知林彪对他有意见时，他还对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同志说：“以后不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我不相信那些话会是林总说的。”
也有好心者劝他说：“你和林彪是多年的老上下级关系，你的一些话林总有意见，你去认个错不就得了。”
他还是说没有那个必要。他觉得林彪是了解他的，不会因为这些工作上的事对他怎么样的。
同时，他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说的那些话有什么错？你们说嘛！
他依旧上他的班，开他的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却不知道有人正在暗算他。在他的头脑里，是不会有那么坏的人专门整人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党内。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谭政主持召开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紧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而这个报告又登在了解放军报的显著位置上。
这时，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嗅出了些味道——这和林彪的一些说法是不一致的。
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和他说起这段往事时，他自己也说，我当时是书生气十足。
林彪是个很喜欢搞突然袭击的人。对战场上的敌人是如此，建国后对他的许多同事也是如此。
他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
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回来了，唯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来。这叫谭政好生纳闷。
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林彪突然提出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叫谭政听来很是吃惊的讲话。
林彪拖着他的湖北腔说：“现在政治工作的方向有些偏。今年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林彪见到谭政时还说：“军队的政治工作还好，我很放心。”
他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林彪在他的这次讲话中，还发表了那个当时很让人们感到新奇的说法：四个第一！
他讲起这些来可谓摇头摆尾，他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这就是“四个第一”第一次在部队出现。
对这些说法，谭政怎么能够接受呢？但不接受也得接受，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首长的指示，是为下一步军委扩大会议定下的调子。
到了开晚饭的时间，谭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的意思。然后马上报给林彪。
恐怕到这时，谭政大将是感到了一点什么。但他还没有感到下一步的斗争矛头就是他本人。
说来后人很难相信， 一九六○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报告以后，总政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和他的调子完全不同的长篇发言。
谭政的报告是林彪交代要作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
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发言，也是林彪要他作的，基本意见是林彪的。
谭政听着这位同志的发言，越听越不是滋味，按一般的常理，这位同志的发言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呀，这样总是不大对头吧。他哪里知道正是林彪让这位同志这么干的，不是这个同志主动要这么干的。
听着听着，他听出了一些味道，他已经隐约感到，这次会很可能是朝着自己来的。
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那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一些看风向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散布对谭政很不利的一些话。也有人在会上发难了，把谭政的讲话当成靶子批判。
林彪也明确指示：“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谭政是很仓促“迎战”的。说是应战也很不确切，实际上他只能 是被动挨打。
最后，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并且要求总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继续解决他的问题。
总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开了起来。这种名为党委扩大会议的斗争会，完全是不许讲道理的。只准谭政承认他是“反对党，反对军委，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不许他解释，更不许他说理。
偏偏谭政又是个爱讲点“理”的人。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 也不可能反对毛主席。要他承认这一条，他坚决不干。
他在斗争会上据理力争：“你们这么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军队 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和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做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这也不是事实。”
他的这些说明和争辩，得到的只是一句话：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
那时候有个很是时髦的说法，叫作新账、老账一起算。有人出来算谭政的老账了：
“一九四四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可用你的名义发表以后，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
听到这里，谭政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说：“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想用我的名义发表也发表不了哇！”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 认！”
“你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 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代你们的反党纲领！”
可以说，那些日子是谭政心情最坏的时候了。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了好几年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被烟雾笼罩。有时候，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谭政大将实在是想不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死也要死个明白呀！
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他不去；还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他也没有去。
实在闷得难受了，他去了他的前任罗荣桓元帅家里。
他们之间也是几十年的相交相知了。谭政来总政治部当主任， 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比如两口子闹意见了也是找罗帅给调解调解……
罗荣桓也知道了一些情况，见谭政来找他，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谭政心情很是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帅虽说身体不太好，但对一些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有些话他也不好说。
“主席同意这么搞？”谭政还问。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起来，还是要工作的嘛！”
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没有力量，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
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言外之意是，我都快成反党分子了，还能干什么？
“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 ”
两个人谈了一阵子，也没有什么更好谈的，他们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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