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是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和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
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人生于天命分为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
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意，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做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
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想要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
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人生与天文分开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是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一人做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
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意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
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此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
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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