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印两国之间没有明确划定过边界线，多凭两国人民在长期相处形成了传统习惯的边界线。一直以来，两国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战争。
然而，随着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印度后，中国和印度在分别独立后多次在边界问题上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英帝国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多次就边界问题同印度政府提出交涉，并从维护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主张维护边界现状，以此阻止印军一再蚕食入侵。五十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表里不一。
表面上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背地里却暗中为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提供支持。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变，印度方面当即以各种手段介入干涉，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家主权。
对于印度政府的恶劣行为，中国政府公开进行批驳，但态度还是十分克制，因为当时中国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并不想因此而分散战力。毛主席更是态度鲜明地指出：
“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根据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向印度方面提出谈判要求，并建议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但却遭到了印度方面的断然拒绝。
对此，毛主席下令解放军后撤至20公里以内，这一做法也使得两国军队有两年多的时间脱离了接触。
但是，尽管中国已经一再克制和让步，但印度政府却继续得寸进尺。1962年9月，英军已经在两国边境西段中国境内建立起了43个军事据点，同解放军的哨所犬牙交错，这一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领土完整。
在这一背景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对印度进行反击。为了从外交和军事相联系的角度出发，周总理多次召开研究会议，并提出“我们不能像印度一样不宣而战。在自卫反击战开始前，我们要向印度递交照会。”
正式打响对印反击战前，中央军委下达的作战指示是：
“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1962年10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具体作战方案。会上，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全部出席，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作为此次作战的总司令，自然不能缺席。
会上，毛主席在宣布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后，看着张国华，语气严肃地问道：“张国华同志，我听说印军还是有些战斗力的，你看，这次我们能打赢吗？”
张国华自然明白毛主席的意思，他缓缓起身，郑重说道：“主席，我军必胜。”
听到张国华的话后，毛主席笑了笑，他知道张国华不是说大话的人，既然他有信心，那就说明他已经想好了御敌之策。
但毛主席紧接着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不能怨天怨地，只怪我们自己没本事，但属于中国的领土我们总有一天一定要打回来的。”
毛主席为何在战斗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带着试探甚至是有些怀疑的态度询问张国华对这次作战结果的预判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确实面临着很多困难。当时，中国边防部队的武器虽然刚刚换装，比印军的武器先进一代，但后续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还没有更新换代。
另外，解放军在后勤供给方面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西藏驻军当时只能依靠两条公路运输保障，且完全依靠内地。这样带来的结果不仅后勤供应难以保障，就连驻军数量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
也正因如此，解放军在东线的反击作战再次动员了数万藏民支援，靠着人背、家畜运输等方式，勉强向前线运输物资。
除此之外，相比于印军在战场一带经营多年，熟悉周边地区外，解放军的集结和运动在最初遇到了很大障碍。在这一点上，我军面临着不小的劣势。
以上这些困难都是从战场的角度来看的。其实还有很多经济、外交方面的困境。
从经济方面来看，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前线作战的解放军粮食供给情况不容乐观。为了避免出现断粮的危险，张国华在战前特意下达指示，要求部队战士们熟悉能吃的野菜、野果。
在外交方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前，我国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一方。因为印度在国际社会上大搞舆论，不少国家在不明情况或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同时喋喋不休地指责我国的做法，甚至在外交辞令上明确支持印度，就连第三世界的一些小国、穷国也看不起我国。
面对这些困难，毛主席的大脑却十分清醒，他更加坚定了“不仅要打，还要打狠打痛，让世界看看中国人真正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将于22日零时起全线停火。这标志着经过一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解放军已经完成了预定作战目标。
1963年2月19日，张国华在北京向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汇报此次作战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张国华特意被安排坐在他和刘少奇中间，面对中央领导的提问，张国华均一一详细回答。毛主席一边听一边微笑。
参考资料：观察者网、《耿飚回忆录》、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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