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海来青岛——我们家的迁徙过程|大连|威海市|山东|济南|潍县|烟台|迁徙|青岛市

一

我父亲蒋振辉1901年出生于山东威海。甲午海战，日本在威海刘公岛终结了北洋舰队，英国为了限制日本势力的扩张，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租用威海的协议，威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时，俄国把中东铁路建到了旅大，租用了旅顺和大连的港口。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传教士被杀，把军舰开进了胶州湾，租用了青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战败被迫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就是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其中约定天津和登州作为通商口岸。登州也就是现在的蓬莱因为受地理条件限制，后来改成烟台。这样中国北方的沿海出现了大连、天津、烟台、威海、青岛等新兴的殖民城市。

我们祖上什么时候来的威海已无从考证，我们家族的人和这五座城市都有渊源，城市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的家已不是乡土，而是一座城。

二

1939年我出生不久，青岛大英烟草公司在威海招工，我父亲被录用，去了潍县二十里堡烤烟厂。

1943年我母亲带着三姐、哥哥和我投奔父亲，因为战事紧张陆路交通中断，我们乘船从海上来青岛。船到成山头遇到台风，差一点倾覆。大姐和二姐已经出嫁，留在威海。

青岛火车站不远处的铁路旁有一个六街口，济南路、北京路、天津路、大沽路、肥城路、泰安路等六条街道汇集于此。这里原来有一个横跨铁路的天桥，过了天桥就可以到西镇和港口。

济南路和北京路的交汇处是一个客栈，客栈的来历不清楚，从外观上看好像是一幢日本建筑，主楼三层，上面一层阁楼，门头自下而上都是半圆形，门厅有四个立柱，临街的窗子长条状。父亲去码头接我们，安顿在这里。

我经常在客栈门前的广场上玩，穿越铁路的天桥有许多卖货摊位，母亲还给我买过糖葫芦。我们在这家客栈住了几天，父亲带着我们乘坐闷罐车去了潍县二十里堡的烤烟厂。

三

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和英美成为交战国，青岛大英烟草公司和潍县二十里堡烤烟厂的所在地都由日本人占领。烤烟厂的北面有铁路和公路，对面有一个日本人建的机场，用铁丝网围着，木头门楼里有卫兵日夜把守。周边种植的烟叶从公路运进厂区，加工出的产品由铁路运往青岛。

记忆中的1944年潍县二十里堡烤烟厂及周边（作者手绘）

烤烟厂分为南北两个厂区，南厂区是生产作业区，厂门口有卫兵把守的门楼，闲杂人员不准入内。门楼旁边是一排平房，是守卫的办公室、宿舍和伙房。北厂区有办公室、仓库和职工生活区。职工生活区有南北两个院子，居住的有天津籍、武汉籍、威海籍的职工，每家有三、四间房屋，居住条件比较宽敞。职工生活区的北面和西面是铁路，南面和东面是三米多高的土围墙。

家属宿舍区的西面有一口水井，井口上面用几根木棍架起辘轳，绳子上面固定拴着一个水桶，人们摇着辘轳提水上来，倒进各自的容器里面。厂区工作人员和家属共用这口水井，人们洗衣、洗菜、涮洗用具都在水井旁边，平时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

南北厂区之间是块一百多米的空地，北厂区墙外南门的东侧建有一所学校，学校往东排列着许多商铺，有凉棚下面的茶水摊、烟酒店、日用杂货店、小饭馆……。这条丁字路就是二十里堡大街，平时冷冷清清，到了赶集的日子热闹非凡，周边村庄的老百姓赶着牲口、推着车子、从四面八方前来买卖。

到了晚上，南厂区机器轰鸣，北厂区悄然安静。南厂区有柴油发电机组，那边输送过来的电只供给北厂区的办公区域，家属区的男人们就在办公区的灯底下打牌、下棋、喝水、聊天。办公室还有一台收音机，工友们每天聚在那里听广播，有家室的很早就散去，只有一个老光棍一直在那里听到广播节目结束，回来时还要模仿播音员的声音在家属区里喊两嗓子，这时已经夜深人静了。

四

我们家来到潍县二十里堡以后，哥哥便去济南读中学，父亲往返于烟叶种植基地、烤烟厂、青岛卷烟厂之间，家里经常只剩下母亲、三姐和我三个人。二十里堡没有中学，17岁的三姐休学在家，她不仅帮着母亲料理家务，还要每天接送读小学的我去学校读书。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经常被她拧着耳朵从床上提溜起来，在路上睡眼朦胧时又被她拧着耳朵快走。

当时学校一至四年级称为初小，五、六年纪称为高小。二十里堡的小学只有初小，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有三、四十个孩子。课程设置很简单，有语文、算术、美术、体育四门功课。校长是五十多岁的先生，兼着教语文课，其他几位老师都是语文、算术兼着教，只有美术和体育有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专门教。学校的学生大多是烟厂职工的孩子，二十里堡街上和周边村庄有条件的孩子也来这里读书。

我们从进入学校首先学的是孙中山先生遗训，意思还不明白，老师说一句，我们说一句。后来我们都背熟了，上课前全体起立，老师学生一起诵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我们那个时期上学条件很差，给一块石板上涂上墨汁，用石灰块在上面写字。我们家属于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毛笔、砚台，可以在纸张上写毛笔字，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能带到学校里面，学校要求学生使用统一的学习用具。

四

我们在潍县二十里堡生活分为两段，一是日本人占领统治时期，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时期。

日本人占领统治时期有三件事我至今记得：

第一件事是我上学不久，一位喝的醉醺醺的日本军官闯入教室，吓得正在上课的女教师躲到一边。他先用日语叽哩哇啦说了一通，然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的意思大概是，我们学校条件很差，就像日本养狗、喂猪的地方。日本孩子从小就收到良好的教育，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上学，学校的条件比中国好多了，支那人是劣等民族等等。

他甚至逼着孩子们学日语，跟着他读片假名，直到有的孩子被吓哭了，他才骂骂咧咧离开了教室。

第二件事是一个傍晚，宿舍里传来“日本人来了”的喊声，家家户户关门堵窗，乱作一团。母亲把三姐藏在一个空水缸里，一会儿三个喝醉了旧的日本兵闯了进来，在我们家里乱窜要找花姑娘。母亲连说加比划，好不容易把这三个禽兽哄出了家门，我吓得躲在母亲的身后，大气不敢出一声。

这几个日本兵在宿舍区折腾了很晚，还是厂方有关人员请来日本人把他们劝走了。

第三件事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发生在我们家里。烤烟仓库少了几麻袋烤好的烟叶，这个仓库只有父亲和一个日本人可以进出，实际是那个日本人偷出烟叶卖了，反而嫁祸于父亲身上。日本厂方调查父亲时得知他的弟弟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就把父亲关进日本宪兵队准备喂狼狗。

那是一个黄昏时间，厂里职工陆续下班回家，母亲带着我跪在宿舍大院门口央求工友们挽救父亲。母亲哭诉着，我跪在母亲身后，眼盯着母亲包裹着的小脚，感觉天真的塌了下来！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在同事中威望很高，大家联名替父亲说情，同时举报偷卖烟叶的日本人，结果人赃并获。那个日本人被遣返回国，父亲的命总算保住了，放出来以后被监视居住，后来经过朋友介绍，跑到河南一个卷烟厂避难去了。

吃和玩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我来二十里堡的时候才五岁，记得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好吃的东西。我把面包叫甜馍馍，父亲和母亲笑着给我纠正了许多次才知道这是面包。父亲给我的糖在口袋里面装了很长时间不舍得吃，等到糖的外面化了，我把化了的部分舔干净，然后用糖纸包好，还是舍不得全吃掉。父亲出去避难那段时间，我们家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母亲和三姐就去出去挖野菜，回来和着面充饥。天气热的时候，宿舍的人们喜欢到屋子外面吃饭，在门口摆上小饭桌，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围在一起。母亲带着三姐和我从来都是在家里面吃饭，生怕人家看到我们生活拮据产生怜悯。

我们邻居是一家南方人，工厂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特意给供应大米。一次我吃饱了出来看到人家饭桌旁站着，眼里紧紧盯着人家孩子碗里的肉，我对大米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家大人看出我的意思，就夹了一块肉送到我的嘴里，母亲看到就把我拽回家里，一面哭着一面教训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从小就教导我人穷志不能短，母亲要强的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二十里堡的街道上再也不会看到日本兵扛着三八大盖枪，枪头上闪着明晃晃的刺刀，穿着沉重的皮鞋跺着脚走路的身影。日本人走了，我父亲回来了。

日本人走了，孩子们又找到了快乐的天性。北厂区东面的围墙也有一个门，常年上着锁不开，门下面有一道缝隙，孩子们经常从这里窜进窜出。墙外面是一片空旷的场地，不远处有一口枯井，据说有一个女人投井自杀，人们就把这口井废弃了。孩子们不信邪，经常躲在井里捉迷藏。我小的时候比较胖，下去以后爬不上来了，吓得在井下嚎啕大哭，其他的孩子慌了神都跑开了，过了很长时间，有大人路过，听到哭声才把我拽了上来。

机场无人看管，那里也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机场防空洞有一架废弃的飞机，我们经常跑上去玩耍。日本人修的碉堡在地下通过巷道连着，地堡里面还有一口水井，碉堡的射击孔可以看到机场的各个位置。飞机跑道、卫兵站岗的门楼也是我们玩耍的地方，还可以经常捡到空罐头铁盒、子弹壳、铁烟盒等等。

四十年以后我去潍坊公安局讲课，有一位女学员的丈夫在那个机场工作。她陪同我故地重游，机场没有什么变化，许多新的国产战机依次排列在防空洞内，我当年在此玩耍的场景历历在目。

六

没有多久，国民党的队伍来了，驻扎的是张天佐的部队。张天佐出生于山东的寿光，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这一带活动，是抗日民族英雄。

二十里堡烤烟厂又重现了往日的热闹，每天军用卡车和美式吉普车从厂区进进出出，门口又设上了岗哨。国民党的士兵不像日本兵那样横行霸道，端着美式冲锋枪站岗的哨兵很是威严，孩子路过时也不感到害怕，不时地对着人家做个鬼脸。

部队每天出操在操场上训练，大人和孩子们在旁边观看，军旗招展，军号嘹亮，军人的喊杀声在天空中飘荡。

厂区对面的飞机场又启用了，空军的生活区还在烤烟厂区内。军官所谓的官邸也是职工宿舍一样的房子，所不同的是门口有卫兵把守。卫兵们都是年龄不大的士兵，实际就是一个大孩子，他们经常和孩子们玩成一片。有一次士兵和孩子一起玩捉迷藏，我跑进军官的屋内，那个军官一把抓住我，对着门外的士兵喊道：这里有一个，我给你逮到了！

这个军官中等身材，身体微微发胖，那个年代胖子很少。他是湖北武汉人，是我们是本家也姓蒋。蒋姓比较少见，他像认亲一样来我们家做客。父亲请他来家里吃饭，他来的时候扛了一袋面粉。

短暂的和平，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七

三姐去潍县一个教会的学校读书，每个星期天回来。三姐和她的闺蜜都到了含苞待放的年龄，每次回家时几个姊妹在她的闺房里说笑不停。我也总是呆在三姐的身边，看着这些漂亮姐姐的笑脸，似懂非懂地听着她们说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后来，三姐回来后不让我进她的房间，三姐的闺蜜们在她的房间也没有欢快的笑声，而是窃窃私语到深夜。原来，三姐的闺蜜们开始恋爱了。

卞家是南方人，两个女儿是双胞胎，模样长得俊俏可爱。在厂区外的田野上，在厂区的围墙上，经常看到这俩姐妹每个人挽着一个飞行员在散步，美丽的晚霞衬托着恋爱中的男女。

卞家的儿子和我们年龄相仿，他也和我们一起跟在姐姐身后起哄，飞行员给了他许多糖分给我们伙伴，好歹安抚住了我们这些捣蛋鬼。

卞家的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两个飞行员在烤烟厂是件很轰动的大事，从那以后卞家在烤烟厂的地位和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观。当别人家都投入羡慕的目光时，母亲看管三姐更严了。

后来空军换防，卞家的两个女儿也离开了这里。

八

我们年龄相仿一起玩的有十几个孩子，领头的叫苞谷，当地人把玉米称作苞谷。苞谷的父亲在烤烟厂工作，因为是本地人，不住在烤烟厂宿舍，而是住在二十里铺的街上。二十里铺的孩子经常欺负烤烟厂的孩子，苞谷就出来替我们摆平。有一次我在学校得罪了一个家是二十里铺的同学，放学后他就放出狗来咬我，苞谷掏出弹弓，打得狗嗷嗷叫着跑开了。

苞谷不但是男孩子的守护神，也是女孩子受欺负也出头。我们班里有个女孩叫田咪咪，父母是南方人，不知为什么给她起了这么一个怪名字。有一次咪咪来上学的时候眼里含着泪，原来邻居是个泼妇，经常欺负她们家人，早上看到咪咪穿的漂漂亮亮出门上学，就骂咪咪是小骚货。到了晚上，苞谷就组织几个小伙伴，悄悄摸到咪咪邻居家门口，把门前的扁豆架子和地里种的蔬菜全给拔了。

许多年以后，我委托潍坊公安局的学生到二十里堡找过苞谷，这个人已经杳无音信了。

九

战争来临了，烤烟厂上空的飞机每天呼啸着飞来飞去，在烤烟厂驻扎的士兵早晨全副武装乘着军车出去，傍晚回来时已经成了残兵败将，哀嚎声、哭叫声、叹息声打破了这里的安宁。

潍县战役在毛泽东选集里有专门论述，张全佐被击毙蒋介石表示了悲痛，可见这场战役国共两军的重视程度，这就是我当年亲临的场景。

1947年夏末初秋，父亲把在外面读书的三姐和哥哥接来二十里堡。没有多久，我们全家和二十里堡工作的人家一起乘坐美国人的飞机回到青岛。坐上飞机，我们小孩子没有感觉新鲜好奇而顽皮，只记得飞机的轰鸣声，紧张的心跳声。

1957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报道的时候有个声音在喊我，他的乳名叫召子，是我当年在二十里堡的小伙伴。召子的父母是上海人，解放以后全家回到上海生活。召子考入山东大学海洋系，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读书，我们又在一个学校度过了大学时光。

1997年我们从青岛一中毕业40周年，同学们从全国各地返回学校组织庆祝活动。组织者就是时任青岛一中副校长姜炳智，他是我在潍县二十里堡的小伙伴，他的父母也是威海人，我们两家是世交。晚上我们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又说起当年在潍县二十里铺烤烟厂的往事。姜炳智一直在青岛生活，我定居在济南，我的哥哥定居在天津。哥哥和我商量把我儿子留在青岛，我们一致认为青岛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家和姜炳智的家一起来的青岛，1947年到1997年，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我写这篇文章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无论岁月有多久，乡情从不会被割舍。

2024年12月20日于泉城济南

作者：蒋同，男，1939年出生，青岛人，原山东警察学院教授，现退休生活在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