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卜正民
采访+撰稿 _ 陈丹丹（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
历史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学术专长为中国史，尤其是明史及全球史。他广为中国读者所知的专著包括《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另外，他还领衔主编了六卷本《哈佛中国史》并撰写了其中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一册。
本次访谈为《信睿周报》委托特约[1]，由全球研究论坛、法与交叉学科国际学会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联合举办，从卜正民的新作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价崩：气候变迁与大明王朝的终结》，以下简写作《价崩》）和全球 17 世纪，引申到中国史、全球史与文史研究的普遍性问题。在对话中，卜正民也谈到了气候史与价格史如何进一步将中国史带入全球史及其相关问题。
价崩：气候变迁与大明王朝的终结
[加]卜正民
衛城出版 2024
价格与气候
卜正民：很高兴今天我们不只是谈《价崩》这本书，还有更大、更宏观的问题。这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认为我们可以利用价格数据来理解中国的气候变化，事实上，也可以用价格数据来理解北半球任何地方的气候变化。此外，小冰期对中国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挖掘。
我花了十几年才明白其中的联系。越是思考气候的影响，我越能从眼前的数据中找到历史的关联。在谈中国史时，我们常常以王朝周期来思考，即王朝兴起、发展、衰弱、分崩离析。而如果我们回过头去仔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很多朝代都是因为气候异常而兴起的，而当气候使国家无法支撑自己，使人民无法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时，它们就会崩溃。因此，我认为这里可能有一个更大的模式。我希望其他学者（比如更了解明朝之前历史的学者）也能够加入关于气候的研究，更多思考王朝的崩溃与环境条件、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陈丹丹：我认为您的研究为人们讨论17世纪的总体危机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且，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此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理解。实际上，早在您写《维米尔的帽子》时就已经谈到了小冰期、17世纪及其危机。您在写《价崩》时，是否有了更多关于17世纪及其危机的发现或论点？
维米尔的帽子
[加]卜正民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
卜正民：是的。不幸的是，历史学家有时习惯于把历史变化“道德化”，也就是说，如果事情变得糟糕，那是因为人们有错。但我认为，过去20年的气候史告诉我们，气候往往设定了人们生活的极限。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所有人，至少会引发一场经济和社会危机，很可能还会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在历史上，中国发展了在气候灾害时期维持国家的做法，有一系列粮仓系统、运输系统和政策的转圜。如果国家的某个地区的人快饿死了，就将从其他地区获取的资源送到这一地区的人们那里，以帮助他们生存。
历史上的中国在国家层面确实很擅长应对这些危机。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试图理解明朝为什么会灭亡时，往往会重拾一些道貌岸然的故事，比如皇帝无能、官僚机构失灵、税收制度崩溃、官员腐败和不道德。这些当然都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完全解释。
历史学家倾向于以此解释一个王朝为什么会崩溃，事实上，这与某种政治逻辑非常吻合，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多尔衮和清朝的皇帝们都以此指责明朝官员未能在17世纪40年代维持明朝的统治，这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指控。但如果我们看当时粮食灾难的规模，看到谷物的价格，就会知道这些价格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没人能以这样的价格买到粮食。
因此，我的感觉是，我们研究一个政权或社会体系的崩溃，除了道德的解释、政治的解释，也应该考察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并将物质环境作为一个大背景。这也是我撰写这本书的重要逻辑。
陈丹丹：您在书中提到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可能的极限”（limits of the possible）的观点——研究应该去挑战“可能的极限”，或者说将各种可能性推向极限，看能够敲打出怎样的可能性。所以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在与布罗代尔关于现代的研究对话。我们知道他提出了“漫长的16世纪”，在他的定义中，“漫长的16世纪”是指15—17世纪。在这一时期，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主导全球经济，明朝曾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书中，您也提到王国斌和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这本书探讨了16—17世纪白银在美洲、欧洲、亚洲之间的流动——在全球史中，我们总是谈论白银的流动。
[德] 贡德·弗兰克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您在书中与几位历史学家进行了对话，并提到价格史和气候史可以帮助将中国史带入全球史。那么，除了价格史和气候史专家，在全球史领域，尤其是考虑到古代或前现代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研究方面，您还经常与谁进行对话？
卜正民：是的，我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与早期历史学家的对话，其中也有些是和最近的历史学家的对话，但我总是喜欢回到四五十年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思考他们提出了哪些论点，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论点。在回溯中，你经常会发现早期历史学家提出的奇妙论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罗代尔为我点亮了一盏明灯，因为他说，如果你不理解什么是可能的极限（这是他反复使用的一句话），就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商务印书馆 2017
所以，当我们看到气候危机剥夺了人们生存所需的食物——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某个被遮蔽的真相。至于其他历史学家，如同你提到的，我与弗兰克很熟，我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时，他曾旁听过我的一次研讨会。弗兰克更关注现代早期全球经济的出现，他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性，但他并没有考虑气候问题，气候并不是他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虽然我在书中并没有特别论述这一点，但当我检验弗兰克的一些论点时，我发现这些论点还不够有力，如果要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真的需要把气候因素纳入考量。当然，这也是撰写历史的乐趣之一，因为当你撰写历史时，你总是在与早期的历史学家对话。而这种对话是如此富有成效，因为历史学家在30年前或50年前所关注或没有关注的东西，有时候会为你提示某些你没有想到的方向。
我在书中隐含地与许多历史学家对话，因为我必须依靠我的欧洲历史学家同事来了解小冰期。当然，目前中国也有一些气候史学家正在发表关于中国经历小冰期的优秀作品。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还需要更多地把气候史研究带入历史研究。
陈丹丹：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亚洲，尤其是中国，实际上是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白银由美洲流向欧洲，又由欧洲人带往亚洲，用于购买货品。白银的三大洲流动是全球贸易的核心。而如您所说，您质疑他的论点，或者说您想推进他的论点，不只强调白银的流动或全球贸易。
卜正民：是的，我们总是谈论全球贸易，也许谈论得过多了。弗兰克试图做的是让人们从更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现代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这绝对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机会接触我们在当下所能接触到的气候史，因此我提出疑问。
弗兰克一直在寻找一个特定的因素来解释全球经济是如何变化的，所以他把重点放在了白银的流动上。当然，白银的流动对于理解明末历史极为重要，但这不是全部的解释。我们需要从其他因素入手，才能更全面地解释当时的情况。
我们在研究明末价格的波动时，当然要把白银在全球的流动纳入考量，在书中，我也和此前的历史学家有些对话：“部分经济史家主张，明末物价之所以暴涨，是因为货币供给波动使然——先是外国白银在万历年间涌入，后是外来银流在崇祯年间遭到中断。” “过去人们曾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以外的世界影响不了中国，而前述的白银输入说确实对此有重要的匡正作用。然而，白银对货币供应的影响，究竟有没有导致物价变化呢？” “自从中国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全球史转向以来，一直有部分史家坚持认为这种影响确实存在。明末的物价是否能证明这种影响呢？”
为了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在书中也挑战了此前历史学家所说的“哥伦布大交换”与“麦哲伦大交换”。一方面，“哥伦布大交换确实形塑了或许可以称为‘麦哲伦大交换’的现象”，另一方面，“事实证明，哥伦布大交换并没有历史学家以往认为的那么可靠，麦哲伦大交换就更站不住脚”。“首先，从亚洲产地（尤其是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比来自美洲的还要多——这不是理论，而是事实。”“明代经济体的大小约略等于整个欧洲经济体，规模够大，不至于因为白银增加而出现失衡，而是可以把到来的白银吸收进国内的商业交流体系之中。”“我的意思不是说，明代经济完全不受每年超过十万公斤的白银到来所影响，而是其效应尚未得到实际验证。”关于“明末推升粮价的因素为何”，我的论点“会是比‘输入白银是推升明末物价的主因’更加强力的解释。这个论点是：拉高明代粮食价格，使得粮价高到无法负荷的程度的，并非全球贸易，而是全球气候”。
陈丹丹：那么，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将中国史带入全球史？从经济角度将中国史带入全球史似乎更易操作。
卜正民：我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全球史引入中国：一种是关联史，另一种是比较史。过去，我们只做比较史。而自从弗兰克让我们思考现代早期全球经济的出现后，我们开始关注关联性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很有价值。而相对于比较史，我更倾向于关联史。当然，比较史确实有用。当我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势力合作的书时，我有意识地将这本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合作史联系起来。我认为，如果你要研究一种文化，就必须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文化。但与此同时，如果你能把这种文化放在一个更大的全球背景下进行联系或比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每种文化都会受到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这有时会引发冲突，但也会引发对话，并可能创造出新的制度途径。我想我在Great State: Chinaand the World（繁体中译本为《忽必烈的猎豹：八百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更多强调蒙古帝国的影响，而这在大多数中国历史研究中往往被淡化。
忽必烈的猎豹：八百年来的中国与世界
[加]卜正民
联经出版 2023
世纪与朝代
陈丹丹：您的研究横跨13世纪至20世纪。我在教全球史时，总是让学生思考不同的世纪，并思考什么是现代的起点，以及如何用一些关键词去描述不同的世纪，像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尝试过的——比如布罗代尔提出了“漫长的16世纪”，霍布斯鲍姆有“漫长的19世纪”和“短暂的20世纪”的观点，还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是“漫长的20世纪”。那么，您有这样的论点吗？您认为哪些世纪是“长世纪”，哪些是所谓的“短世纪”？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中信出版社 2017
卜正民：是的，“长世纪”的概念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方法。即便我们谈论的是16世纪，我们也不应忽略1500年之前或16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不能把几个世纪简单地抽象为过去。同时，我们也要理解某些世纪的特殊情况与特殊需要。
气候危机不分世纪。当然，在13世纪，蒙古人崛起了。通过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和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我们现在明白，蒙古人的崛起是因为环境条件的变化，它塑造了蒙古人的力量。之后，蒙古帝国在14世纪中叶解体，仍然出于气候原因。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明朝的建立，回到1344年。有记载，1344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哥哥去世。如果我们看一下气候证据，前一年（1343年）开始降雨过多，1344年进入严寒期。因此，朱元璋的家人在1344年死于气候造成的饥荒，这就把朱元璋推向了寺院。寺院养不起他，于是他出家做了乞丐。之后，朱元璋与白莲教和其他团体建立联系，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建立了明朝。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14世纪中叶的气候危机，明朝是不可能建立的。
16世纪的中国，气候相对温和，气温较高。嘉靖皇帝在位时，降雨量较为适中，那是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但到了万历年间，尤其是16世纪80年代，气候危机又开始了。因此，世纪是我们组织视野的一种方式，而朝代是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能把朝代和世纪重叠起来，并且纳入被历史学家忽视的气候因素，就能很好地叙述中国过去发生的事情。
陈丹丹：感谢您的观点。我记得您在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的一次对谈中提到，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谈论早期近代或现代，但您更喜欢用朝代。
卜正民：的确，我更喜欢写明朝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谈论早期现代世界的出现，当然毫无问题，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史学家，我犹豫不决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是以欧洲历史为基础的，它并没有充分以亚洲历史为基础。一旦我们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亚洲，就不会有早期现代世界的出现，因为欧洲扩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向中国进军、购买中国商品、将白银从美洲运到中国并将中国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冲动。这些都是早期现代世界形成的一部分，中国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我始终倾向于确保将亚洲纳入这些更大的历史模型中。
陈丹丹：就写作而言，我个人非常喜欢您的作品，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常常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展开。比如在《纵乐的困惑》这本书开篇就有一段关于四季的优美文字，用季节来描述明朝，极富诗意。
纵乐的困惑
[加]卜正民
海南出版社 2023
卜正民：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四季”是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在每一年的开始，世界从冬季中恢复生机；盛夏时欣欣向荣，盛夏过后则逐渐衰退，开始步入秋天与冬天。在我看来，这与王朝的周期相似。王朝通常都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如果它们发展起来，就会变得强大，持续几个世纪，然后就会枯萎。这是我从一位明末作家那里得到的比喻。当我谈到季节和纵乐的困惑时，我使用了他的语言。
如何回溯历史？如果我们只是复述事实，那些事实就会从听众的耳中或读者的记忆中消失。但如果我们把事实融入故事，人们就能更好地听故事，就能理解我们想讲的内容。正如我所说，当你试图传达历史信息时，叙述总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在听的过程中会组织自己的思维，围绕叙述比围绕一长串事实来组织自己的思维要好得多。因此，作为写作者，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叙事方式，让读者借助我所讲述的故事，真正进入历史。
陈丹丹：回到世纪或朝代，如果不使用比喻，而是使用关键词进行描述，您将如何描述13世纪以来的各个世纪？
卜正民：对于13世纪，我会使用的关键词是“Great State”，即蒙古帝国的出现。蒙古帝国成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帝国，对后来的亚洲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欧洲历史。
而蒙古帝国的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整个亚洲的混乱——从一端的朝鲜到另一端的保加利亚，我想欧亚大陆的每一部分都在蒙古帝国崩溃的影响下蹒跚而行。我认为，这是14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15世纪，我们看到了新政权（后蒙古政权）的重新巩固。因此，我们看到了明朝的崛起。此外还有伊朗的崛起。蒙古帝国的残骸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组织，尽管它们沿用了蒙古帝国的许多制度、经济和政治属性来建设自己。
到了16世纪，我们迎来了全球化的开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15世纪西亚强国的崛起阻碍了这种发展，阻碍了欧洲人获得亚洲商品。而此时恰逢航海技术的变革，欧洲人得以远航，开始环游世界。因此，16世纪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世纪，改变了经济运行和国家运作的所有规则。
17世纪则是一个崩溃的世纪，一个全球性危机的世纪、气候危机的世纪。
我对18世纪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比喻。18世纪是一个巩固时期，17世纪下半叶崛起的新强国在这一时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对欧洲人来说，这就是帝国时代，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以及18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的雏形开始形成。
到了19世纪，这些帝国开始统治世界。因此，我们迎来了欧洲帝国的统治时期。
而20世纪，20世纪太近了，我发现，我无法从20世纪后退得足够远，给出一种名称或隐喻来理解20世纪。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19世纪一切的延续。但同时，19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在这时崩溃，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世界。新的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力量出现了，资本主义作为国家和富人获取财富的规则已完全确立。因此，我认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世纪。
至于21世纪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21世纪是13世纪以来最令人费解的世纪。
前现代与现代
陈丹丹：当我们谈论现代或早期现代的诞生，会研究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形成。那么，对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分野，您有什么新的发现或想法吗？
卜正民：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我尝试使用的视角之一，就是思考自蒙古时期以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认为这是进入早期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的故事的一部分。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同时也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力量。
所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国家”的空前强大。同时，不同的国家都试图为自己提供正当性的叙事。但即便国家顶着这样的叙事，却没有很好地面对很多问题，比如气候危机，比如无法建立一种协调一致的国际法律秩序。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我可能会对此进行探究：为什么国家话语变得如此强大，但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可能并没有同样强大？为什么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社会没有一种全球认同感，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气候问题、水的问题、电力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所看到的，战争问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陈丹丹：关于“国家”的问题，我想到两年前组织的一次关于跨学科视野下的唐宋变革的圆桌会议，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即由唐到宋，出现了国家的退缩和地方的崛起？或者从哪个时期开始，“国家”的力量又重新变得强大？
卜正民：唐宋变革的有趣之处在于，出于种种原因，维系唐朝的机构开始分崩离析。而宋朝的出现几乎是一种新的共识，并带来了一套新的制度。但我认为，宋朝的成就被元朝的成就所压倒。元朝带来了一种大国模式，权力结构高度垂直。
陈丹丹：对，历史学家在谈到唐宋变革时，会谈到“东洋的近世”或“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于11世纪前后，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从事宋代经济研究的刘光临教授提出，宋朝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始于1000年前后，但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的趋势随后被蒙古模式所中断，因为蒙古人有不同的经济模式。[2]
繁荣与衰退
刘光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卜正民：我认为，蒙古模式依然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成立了，当时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具协作性的模式。然而，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实现其初衷。当然，我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我认为可以期待联合国内部的改革，但这需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愿意参与改革。因此，我期待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并不只对提升自己的实力感兴趣，而是真正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至于如何实现，我并无把握。在这一点上，我有点理想主义。我不是政治学家，我也没有一个能让我们走向更公平、更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方案。
陈丹丹：我们总是在讨论现代史的开端是什么。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谈到文艺复兴，有些人认为是全球贸易，有些人提到法国大革命，而您强调了蒙古帝国或大国在现代历史中的重要性。
卜正民：是的，这确实有悖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当然，对于“中西大分流”，我们还可以有更多讨论。我们可以去文艺复兴中寻找早期现代世界的开端。文艺复兴改变了欧洲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欧洲人开始接触西亚文化，欧洲知识分子在15、16世纪开始学习阅读希伯来语、阿拉米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欧洲人开始认识到西亚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场思想革命让欧洲人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当我们探查现代早期世界的出现，其中有政治因素，比如刚才说的蒙古模式，同时也有知识或文化方面的内容，那就是人们更多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传统。这也是我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我试图了解欧洲人是如何认识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性的。
当然，全球贸易的出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海上贸易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故事，因为在16世纪之前，全球贸易是大陆性的。而到了16世纪，全球贸易变成了海上贸易。
由于海洋遍布全球，一旦拥有了可以航行于世界各大洋的航海技术，你就会开始建立起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同时在思想上也有利可图的联系。因此，耶稣会士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还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就开始思考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日本人如何理解世界。我认为，这都是现代世界兴起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但海上贸易可能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最主要因素。
陈丹丹：关于中西大分流，您有新的想法或发现吗？
卜正民：中西之间的鸿沟，首先由地理造成。也就是说，欧洲和中国位于一个非常广袤的大陆的两端。因此，现代世界出现的一个方面就是，各国开始以更系统的方式相互交流。而要进行这种交流，就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学习或了解其他文化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经济解决方案、社会解决方案是什么——每种文明都有一套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生存问题。
一旦对话开始，我们就能学到很多东西。一般来说，政治和经济精英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要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而我认为，这正是历史学科仍然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地方，因为历史学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种共同理解、共同认识、共同承认的过程，即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构成的。不同的文明与文化对真理有许多种看法，对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有许多种理解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而受益。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如今政治极化的全球环境中。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我被鼓励在本科阶段选修一门外语。我选修的是法语，因为我在高中时已经学过法语。但在本科教育快结束时，我开始学习中文。我认为，如果今天的学生想了解另一种文化，学习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学生来问我，我在大学期间应该做些什么？我总是说，学习一门新语言。
陈丹丹：您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职业生涯的11次转折，那么接下来的转折又会有哪些？
卜正民：我刚刚完成一本关于约翰·塞尔登图书馆（the library of John Selden）的书。在这里，我提出了关于世界知识的问题：欧洲人是如何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过程包含了什么？约翰·塞尔登是在英国内战期间建立他的图书馆的，而英国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冰期造成的。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我想做的是不为专家，而是为普通读者写这本书。我希望普通读者了解：一个关于世界知识的图书馆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如何将这些知识汇集到一座建筑中的？当我们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将失去什么？这些听起来也许有点像一个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人在感叹世事变迁，但我认为，如果“快速访问”互联网是你了解世界的唯一来源，那么你就无法以批判性的智慧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探索世界需要深入阅读、深入思考和与他人交流。而在当前的极化时代，真正深层次的交流变得愈发艰难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这是我的第12次转折，但这是我进入另一个领域的又一次转折，是我的历史学家生涯的一个节点。我在写书时，当然会思考与我有关、与更多人和社群相关的更大的问题，但我也很看重被我写作时关注的问题所打动。
我认为，写一本有效的书的唯一方法就是写。正如我在之前的讨论中所说的，我们在当下书写历史，因此当下影响着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作为历史学家，我努力对此保持警惕，不是要割裂当下，不是要把当下拒之门外，而是要确保我在作为历史学家写作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是在反思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本访谈经卜正民教授审定，《信睿周报》与访谈人陈丹丹郑重感谢卜正民教授为本访谈付出的所有时间与心血。
[1]2024年6月27日, 全球研究论坛 (Global Studies Forum) 、法与交叉学科国际学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联合举办在线讲座, 本访谈即据此整理而成, 原讲座以英文形式进行。本文受访者卜正民教授是 "法与交叉学科国际学会" 指导委员会委员, 本文作者陈丹丹教授是全球学术平台 "全球研究论坛" 创始人, 亦是 "法与交叉学科国际学会" 发起人。
[2] 参见: 刘光临. 繁荣与衰退: 中国市场经济 (1000—1500年)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33期，原标题为《如何将中国史带入全球史——专访历史学家卜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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