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病危中的周恩来向秘书交代了一个隐藏心中40多年的秘密：“请告诉文物局负责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
1975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病榻前，神情凝重地向秘书吐露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他用微弱而坚定的声音说道:＂请转告文物局的王冶秋同志，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加入了我们党。他是在我的介绍和领导下加入的，这件事一定要让后人知晓。＂
杨度，这个富有传奇色彩又充满争议的人物，早年曾积极参与复辟帝制，是臭名昭著的＂筹安会＂成员之一。在袁世凯称帝梦碎后，他晚年辗转来到上海，寄人篱下，成为了黑帮大佬杜月笙的座上宾。在杜公馆，杨度侃侃而谈，言辞犀利，对时局评头论足。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着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帝制余孽＂，却在1929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陈炯明叛乱让孙中山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此时，杨度受孙中山的重托，以特使身份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希望能够阻止吴佩孚支援陈炯明。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显而易见：曹锟与吴佩孚同属直系军阀，而军阀之间的利益纠葛深不可测，任何试图干预其内部合作的举动，都可能引发更大的风险。然而，杨度凭借其卓越的谈判能力和对复杂局势的敏锐把控，最终成功完成任务，帮助孙中山化解了这场政治危机。孙中山对他的表现赞赏有加，评价他“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人格的高度评价。
同年，杨度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举动表明，他开始从早期的立宪派转向拥护三民主义的道路。孙中山更是特地致电全党，称其“志坚金石”，希望党内同志消除对他的疑虑。尽管这一转变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带有功利色彩，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选择，都紧密围绕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他并非一味追逐个人利益，而是始终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独立寻找最优路径。
在山东期间，他通过与张宗昌的关系策应北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位军阀的决策。然而，张宗昌虽对杨度言听计从，却在林白水被捕一事上拒绝了他的求情。这一经历或许使杨度深刻体会到军阀政治的冷酷无情，更加坚定了他对改变社会现状的渴望。
随着时间推移，杨度开始与更多的共产党员接触。在上海，他通过孙中山的引荐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杨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逐渐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接近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者。1927年，他在北京积极设法营救被捕的李大钊与成舍我，尽管最终未能成功，但他的努力展现了他对革命者的同情与支持。
1928年，杨度隐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他表面上是杜月笙门下的“清客”，实则为共产党提供情报。这一时期，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于支持革命事业。他对杜月笙的评价也别具一格，称其“侠而儒”，认为杜月笙不仅拥有侠义精神，还具备儒者的谦逊和仁德。杨度的观察与描述，体现了他对人物性格与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
1929年，在国民党发动白色恐怖的高压环境下，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非同寻常。在当时的局势下，加入共产党不仅意味着极大的个人风险，还需要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由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尽管有人质疑他的动机，认为他可能在投机，但杨度坚决反驳：“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的质问不仅是一种辩解，更是对自身信仰的坚定表达。
杨度加入共产党后，与周恩来单线联系，为党的隐蔽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他改由夏衍联系。这种隐秘的工作状态，鲜有人知晓，甚至连党内许多人也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之际，这一历史才被正式披露。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念着杨度这位特殊的党员。周总理用微弱的声音叮嘱秘书，一定要将杨度加入中共、为党工作的事迹公之于众。他深知，这是对杨度这个有争议人物最好的交代，也是对其革命历程最好的见证。
1978年，王冶秋同志遵照周总理的遗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首次披露了杨度秘密加入中共的经过。文章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党的领导下，利用特殊身份为党收集情报，并在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时挺身而出、保护同志的事迹。这篇文章，无疑是对杨度一生最好的总结，也是对他参加革命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