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曾问韩信：“我可以带多少兵？”韩信说：“十万。”刘邦又问韩信：“那你能带多少兵？”韩信回答：“多多益善。”这让刘邦感到很屈辱，说：“我是大王，才能带十万兵，为什么你这个大将军就能多多益善呢？”韩信补充回答说：“我说的是十万将，大王您带的是将，我带的是兵。”于是便有了“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典故。

优秀的统帅是团队和企业走向胜利之路的关键，他可以不会打仗和经营,但一定要懂得如何用人，学会“带将”。将军之所以愿意在前方冲锋陷阵、百战不殆，往往是因为后方统帅对他的信任，赋予了他更大的机动权，为了对得起统帅的这份信任，他们只能使出浑身的解数与敌决死一战。

一个人有多大的责任就会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担当就会有多少作为，坐上多高的位置。现实中,一些企业高管总是想让下属帮助自己干出业绩，但在遇到矛盾问题时又喜欢推卸责任,不敢面对冲突,其最终结局便是“将熊熊一窝”。领导者的第一责任就是要勇于为麾下的将军担责，“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在一个组织之中，要努力营造“敢担当、会担当、善担当”的氛围，要让其成为干部选拔、管理、使用制度的一条铁律。

四平保卫战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非常惨烈的一场，也是林彪战争生涯中少有的一次大败仗。

由于四平是东北战略地理要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对四平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期间发了四次战争，故叫做“四战四平”，而本文将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军出现重大失利的四平保卫战。

毛泽东

四平之战，东北民主联军首战告捷

1936年4月4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的林彪达到四平街，他在察看完地形后，当即向中央表示要“坚决与敌决死一战”，毛泽东立即回电“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四平之战将帅一致，说明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也注定将是一场伤亡巨大的血战。

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占领四平街的时候，与其对阵的只有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联军采取的方法是节节阻击、边打边退，直至将国民党军引入到了事先布好的口袋之中。国民党军发现，在这个口袋中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老百姓，于是上前向打听联军的下落，老百姓都异口同声的说八路军早就走了。于是，国民党军放松下来就地休息。却不知这些老百姓全都是由八路军化装而成。

联军的瞒天过海引蛇出洞之策令国民党军彻底放松了警惕，于是紧随其后的便是灭顶之灾。在联军突然发起的合力围攻之下，国民党军很快就被围歼，副师长和参谋长被俘，只有师长黄炎带着少量卫兵逃离。这是共产党军队在东北首次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战斗，而且是大获全胜。对此，同样领受到死命令的杜聿明要求国民党军全面反攻，真正的四平血战就这样开始了……

黄克诚

联军双拳难抵四手，黄克诚建议“适可而止”

虽说东北民主联军在林彪的急令下，经过昼夜奔袭，已经集中了近八万人，但面对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新五十二军和、七十一军气势汹汹地围攻，明显是双拳难抵四手。

此时的国民党军早已不是军阀混战时的那些勾心斗角、贪生怕死的军阀部队，大多都经过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其中新一军的前身是中国远征军，不论是作战能力，还是战斗意志都不同以往。

在飞机大炮的助攻下，国民党军一开始就以冲锋的姿态对四平展开了轮番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双方在犬牙交错的混战中伤亡巨大。而面对这样的战场态势，就连一直被称为战神的林彪也开始动摇了。

前方战场胶着，后方的谈判同样胶着。

毛泽东发电报要求林彪“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林彪要求部队“尽量化四平街为马德里”，两字之差暴露了此时林彪心中的忧虑。

就在这时，指挥部队负责四平左翼防御的黄克诚提出了“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的建议，但同样内心焦急的林彪并没有采纳黄克诚的建议，黄克诚又直接致电中央，建议放弃长春，同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

四平之战在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势之下，正如黄克诚担心的那样还是失败了。之后不少人认为，四平之战是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下发动的，是在不宜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时进行的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直到1959年的一次会议间隙，黄克诚还在对毛主席说：“四平保卫战，林彪固守四平是错误的。”毛主席说：“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毫不迟疑的说：“就是主席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自此，四平保卫战成为了中国军史上一次颇受争议的战役。

毛泽东与林彪

林彪复盘四平保卫战之败，只找主观原因不讲客观困难

对四平保卫战的失败，林彪曾做出深刻反思，他认为我军当时从在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点：

一是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基本经验，官兵们只知道向前方射击，缺乏与友邻部队策应的意识，而国民党新一军却在步炮协同、营连进攻和交替掩护方面都显示出老练和共建经验。
二是火力配备的层次和纵深都不理想，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火力；
三是战场上没有统一的射击命令与信号，有的部队开火太早，致使敌人临近时弹药不足；
四是部队交接阵地时没有顾及工事的交接，造成接手阵地的部队在工事已全部失效的情况下出现大量伤亡。

以上四点可见，林彪查找出的全部都是主观问题。可见，战神林彪打仗从来不问客观困难，因为主观上的问题自己可以补齐，但是客观上的困难却由不得自己。

为了公正的看待这场战斗，我们也不得不在这里摆一摆客观问题：

第一、敌我双方军力和装备差距过大。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装备未得到完全补给，与国民党相比相差悬殊。

第二、缺乏城市保卫战的经验。一直以来，我军习惯游击战、运动战，以弱胜强，拖垮敌人，但这种城市攻坚战在解放战争初期比不擅长。

第三、叛徒告密。由于我军作战科科长王继芳被国军收买，将作战部署全部泄漏给了国军，才使得国军对我实施了较为精准的打击。

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商场上，战局和形势瞬息万变，胜利与失败如影随形。胜利的原因，往往来自于客观条件的充分和主观行动的自觉，失败的原因，则是源于客观条件的不足和主观行动的懈怠，而胜败之间所有的变数，都来自于掌舵者主观上的自觉与懈怠。

现实中，有人喜欢讲客观困难，这些人往往一事无成，但也有一些人善于主观行动，他们将把客观上不足的影响降到最低，并且把优势放到最大。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点不同，战斗和竞争中的胜算也就随之加大。所以，我们常讲的“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成功是差一点点是失败”，其中的这“一点点”，恰恰就来自于领导者、执行者主观上的努力。

毛泽东检阅海军部队

军事家论胜负，政治家看利弊

将军考虑的往往是能不能打赢的问题，而统帅考虑的常常是有没有价值的问题，这实际是由军事家和政治家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所造成的。

在远离东北四平的重庆，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就东北问题激烈地讨价还价，四平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在这样的时刻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放弃，这是政治家的想法。

就在四平保卫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专门给北方局发来电报称：“四平街作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而那句“愈长愈有利”，足可以理解为不论战斗输赢，只要是能将时间拖得长一些，即便是战败了，从战略的角度讲也算是赢。

在四平保卫战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和攻势，在明知守不住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展开“消耗战”，以更大的损失换来的仅仅是推迟了几天的失败，分明就是得不偿失，这是军事家的想法。黄克诚在感到胜利无望的时候提出的“适可而止”，是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一场明显会失败的战争到底值不值得继续的问题。

在抗战初期，针对有人提出“中国军队就不应该和日本作战，因为战的越多就死的越多。”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痛斥，并指出：现在的失败恰恰是为了将来的胜利，从局部看是失败了，但从全局看是胜利的。

将军论胜负，而政治家看利弊。或许，这正是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或者说是战术家与战略家的区别。所以，四平之战，在毛泽东看来，只要能坚持的更久一点，从战略和大局上来讲都是一种胜利。

好领导总是于替员工“背黑锅”。“四平战役”从纯军事角度来讲，是林彪军旅生涯的唯一败绩，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却主动为其“背锅”，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身在一线的将军们不背任何包袱轻装上阵。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常胜的将军，只有久战的英雄。英雄之所以能久战，完全在于领导者的信任和授权。只有领导敢担责，下属才会敢行动；只有领导肯担责，下属才会肯卖力；只有领导愿担责，下属才会愿追随。领导在布置完任务后，如果说：“大胆放心去干吧，出了问题我负责。”下属必然会全力以赴，且慎之又慎的干好这项工作。领导如果说：“我已经说清楚了，出了什么事我不负责”。那么请放心，这项工作极有可能会黄，因为不会有任何一个下属会为一个不愿担责的领导去承担责任。

朋友们如果喜欢我的分享，欢迎点赞关注收藏，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