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时代伟人，林彪是“常胜将军”，林彪曾被称之为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亦上下级，从井冈山开始，一路走来虽然磕磕绊绊，可也算是彼此成就着对方。在毛泽东革命生涯最艰难的时候，林彪曾义无反顾、旗帜鲜明地支持过毛泽东，在毛泽东大权在握决策艰难时，林彪也曾不断给毛泽东出难题，就像一个永远也驯服不了的烈马一样，令毛泽东爱之深，也责之切。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1.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倍受冷落，林彪却投向了“左”倾路线的怀抱。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彻底解除军权，这一次林彪不再像红四军七大前后那样抛开一切地支持毛泽东、声援毛泽东，而是在忽然之间大转弯，抛弃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转而表态支持所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
此时，毛泽东由于被王明、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排挤和孤立，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都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却没有被株连，更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其主要原因是，林彪在《战争与革命》上发表了一篇《论短促出击》的文章，对李德的“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而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悖。对此，还是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得明白，他认为这是林彪“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
不过，毛泽东那时并没有因此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这篇文章编入文件汇编，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
毛泽东与林彪早期照片（资料图）
2.毛泽东四渡赤水出奇兵，林彪却要求撤换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一直是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一次伟大战术行动，可就这样的一个被毛泽东称之为“神来之笔”重大胜利，却在林彪的口中变成了“尽走弓背路”，并且一再给中央打电话和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红军进入贵州之后，面对国民党军来自四面八方的重大军情，毛泽东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进行大踏步地进退，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战胜敌人。可是由于当时军情紧急，并没有时间向一线的指挥员们做更多的解释和动员，所以很多红军战士包括一些军事指挥员们都认为这种来回乱窜的行军方式就是疲于奔命，是一种错误的军事指挥。
于是，林彪不断要求中央改变军事领导，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要求彭德怀担任起军事指挥的重任，自己表示愿意服从。毛泽东了解到林彪此时的情绪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同志，于是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向一线红军指挥员们介绍的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
林彪对此本想做一番解释，却不料被毛泽东直接打断，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可见，毛泽东虽然很生气，并且也狠狠地批评了林彪，却但像长辈责备晚辈一样，并没有放在心上。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3.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达到陕北刚站稳脚跟，林彪却闹着分家要到陕南打游击。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尤其是在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自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
可是，林彪的想法却与毛泽东的想法大相径庭，非要闹着“去陕南打游击”。当这一想法被毛泽东拒绝之后，林彪仍然锲而不舍反复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信坚持己见。没办法，毛泽东就给林彪发电报，要求他到来中央参加会议，商讨今后之战略问题，可是林彪接电后，却复电中央和毛泽东，表示：“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
直到瓦窑堡会议决定红军东征之后，对待中央的调遣，林彪依然听宣不听招。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电令林彪：“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感到有些紧张了，就赶紧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不过，在之后的东征中，林彪虽然断了去陕南打游击的念想，却在毛泽东的具体部署和指挥上，又反复出现分歧和争论，甚至以“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为由，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
对此，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断然拒绝了林彪的“建议”，并对林彪的错误观点给予了含蓄的批评。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5.抗战初期，毛泽东力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
在1936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八路军今后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可是，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林彪却提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认为应该“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在随后的平型关战役中，林彪并没有遵照毛泽东“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的方针，而是按照自己大兵团作战的想法指挥了这次战斗，并且获得了中日开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平型关大捷。
不过，听到平型关大捷消息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并开始重新思考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问题。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开始一改自己之前的主张，而是明确说道：“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自此之后，毛泽东开始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这一改变，显然是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但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这便是伟人的胸怀和战略眼光！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6.在东北战场，毛泽东因拗不过林彪而不得不转变战略方针。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
此时，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由于，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也已抵达山海关，在其强大的攻势之下，“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中央军委又发出电令：“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可是，由于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却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
于是，林彪再次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的不同意见。
毛泽东在阅读了林彪的建议之后，认为林彪直言言之有理，重新提出了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的意见，并最终将原定“独占东北”的方针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林彪虽然喜欢与毛泽东和中央对着干，但在具体的战略方针制定上，却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终的形成有着一定的贡献。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7.在四平的战役中，林彪反对且服从毛泽东提出的“化四平为马德里”。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有不同看法的，于是电告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之后，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
虽说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与毛泽东的指示相矛盾，但是，林彪最终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
4月18日，国民党军发起了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随即拉开帷幕。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原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而是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要在“大路”上与国民党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国民党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不过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还是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战在军事史上是一次备受争议的战斗，从纯军事角度来讲也是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战斗。不过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责怪林彪，反而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实际上，这也算是从战略上承认了四平战役是一次胜利的战斗。否则，恐怕林彪也会因此而丢了他“常胜将军”的美名。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8.辽沈战役，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就先从那里打起出现分歧和争论。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而对于仗先从哪里打起，却实在不好决断。
于是，毛泽东多次征求过林彪的意见，甚至以商量的口吻问林彪能不能拿下锦州，林彪表示没有把握，认为还是先打长春为好，毛泽东只好同意林彪首先攻打长春的意见。
后来，林彪发现长春也不好打，便电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指打锦州）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可是，之后林彪又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
在接到林彪的电报后，毛泽东回了一封颇为不满的电报：“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按照这一指示，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
就在这时，林彪又得知蒋介石调来支援锦州的大军已从葫芦岛登陆西进，于是林彪攻打锦的决心再次动摇，便紧急向中央军委发电，又重新提出了要攻打长春的打算。
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电报后立即复电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林彪的指挥之下，东北野战军在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并由此很快就获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关于这次攻打锦州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一直到了70年代还在说：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透过辽沈战役这一战，足见一位英明的舵手对一场战争的重大作用。
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资料图）
9.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参战。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忽然发生逆转，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联合国军”又越过了“三八线”，向着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并很快就将战火燃到了中朝交接的鸭绿江一带。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并在多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之后，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
在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此次计划的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
可是，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虽说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因为这是抗战时留下的病根，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林彪间接反对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
在此情况之下，毛泽东才想到了远在西北的彭大将军，而彭德怀也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以上为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和林彪因思想认识的不同所发生过的一些矛盾，其中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但总体上都是站在中国革命实践的高度，从不同角度激发出的作为一个军事家的认识论。
同时，也让我们透过这些问题，看到了毛泽东在个人认识论的提升，以及对干部培养使用上的从善如流和胸襟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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