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永不知足：对现代焦虑的思想史考察
作者 | 波士顿学院政治哲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赵宇飞
“焦虑不安”是当下许多中国学生和年轻人的切身感受。在高校里，尤其是在一些著名学府里，很容易观察到，有许多同学往往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尽可能地在各方面都做到完美，满足老师、家长、学校、社会的要求和期待：小心翼翼地安排选课，希望在每门课上都获得高分；积极参与各种社团和学生会；精打细算自己的时间，穿梭在多份实习工作之间……但如果询问这些绩优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你认为值得一过的？什么才是你心目中幸福的生活？有很多人会感到茫然。这种茫然或许正是不安感的直接来源。由于不知道应该以什么作为生活的整体目标，因此就会焦虑不安地辗转于各种各样的事项之间，希望尽量为自己积累更多的筹码，比如绩点、实习经历、金钱，以便将来更方便地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而，这种心态并不能够让我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我们所知，一切的手段(means)都是要为了目的(ends)而服务的。如果目的尚不明确，那么手段积累的再多，又于事何补呢？在目的阙如之时，一味地试图积累更多的手段或筹码，只会让我们对每一次的得失都感到惶恐忧虑，惴惴不安，这样离幸福反而越来越远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相当悖谬的情形：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理应能获得幸福，并且认为自己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也值得享受幸福，但事实上真正感到自己生活幸福的人却少之又少。
其实，如今许多中国年轻人所面临的这一处境并不怎么特殊。本书的两位作者在美国高校学生身上观察到的情形，和大洋彼岸的同龄人相比，差别并不太大。在两位作者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能够简单地归因于年轻人缺乏反思意识，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事实上，这种情形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斯托里夫妇认为，现代人的生活处境和对于幸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6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蒙田的影响。蒙田构造出了“内在满足”(immanent contentment)这一幸福生活的理想，该理想构成了现代人对幸福的基本理解。同时，在蒙田之后，帕斯卡尔、卢梭和托克维尔等思想家对蒙田式的生活理想做了深入的反思，批判和发展了蒙田的思路。
蒙田：“跳舞的时候，我就跳舞”
蒙田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内在满足”这一表述，该词是斯托里夫妇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发明的，用来概括蒙田在他的著作中描述的那种生活理想。要充分理解蒙田式内在满足的生活理想，就首先需要了解蒙田式生活理想的对手，也即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这两种传统分别提出了一套关于何为好的生活或幸福生活的理解，而蒙田在构建他全新的生活理想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这两种传统作为“靶子”的。
在古典政治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善，人的一切技艺、研究、实践、选择都最终指向了幸福。而要实现幸福，就需要依赖于人过上合乎德性的生活。这里所谓的“德性”，既包括智慧和明智等理智德性，也包括勇敢、慷慨、大度、友善等道德德性。不过，显然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拥有这些德性，因此获得幸福的也必然只有少数人。
基督教传统对幸福的理解与古典政治哲学有所不同。在基督教看来，为上帝而活的人能够得到祝福。对于基督徒，幸福的根本来源不再是明智或大度等德性，而是上帝的恩典。然而，经过上帝拣选而得到恩典的，仍然只是少数人。因此，虽然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对何为幸福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但这两大前现代思想传统都认为，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幸福。并且，无论是德性还是恩典，判断标准都外在于个人。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还是基督教传统，都并不认为我们可以主要通过依赖于内在的标准来获得幸福。
蒙田式的生活理想对这两大传统提出了挑战。蒙田认为，要获得幸福，并不需要拥有超出常人、卓尔不凡的德性，也不需要上帝赐予额外的恩典。与这些相比，真正重要的是保持言行间的正直和坦率。如果将这与前现代思想传统稍作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蒙田所提出的显然并不是多么严苛的要求，原则上任何人都有能力做到。具体而言，蒙田用“淡然”(nonchalance)这个概念来概括他所谈及的这种生活态度：对一切都不怎么在意，甚至也不怎么在乎死亡。秉持着这样的生活态度，蒙田认为人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游戏人间，在不同的活动之间流连辗转：时而追求美味佳肴，时而追求公共事业，等到这些都厌烦了之后，又可以去追求学问上的增益，或者过上一阵独处隐居的生活……总之，内在满足的关键，就在于既无需诉诸超自然的上帝，也无需艰辛地培养各种卓越的德性，而只需要用淡然的态度过好此生，享受我们所处的处境，就可以获得幸福。
帕斯卡尔：沉迷消遣，还是承认痛苦？
蒙田构建的这种生活理想，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套颇具吸引力的方案。既不必看上帝的脸色，又不必像古人那样辛苦地培养德性，就能获得幸福，何乐而不为呢？但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发现，他那个时代奉行蒙田式生活理想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获得这种生活理想所许诺的幸福。在帕斯卡尔看来，蒙田所推崇的在不同事项之间流连辗转，本质上就是通过不断的消遣活动，或者说通过不断转移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来麻痹自我，让自我无法意识到自身不幸而悲惨的处境。
在他最重要的作品《思想录》中，帕斯卡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蒙田式的人“无法在一个房间里静坐”。因为一旦彻底静下来，暂时摆脱了所有原本可以转移注意力的活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得悲惨：我们的身体如芦苇一般脆弱，时常会遭遇各种病痛的折磨；我们的智力水平虽然高于动物，但仍然十分有限，在探寻真理时捉襟见肘，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获知真理；我们在一生中会遭受太多的困苦、挫折、悲伤、忧戚，这些都让蒙田那般游戏人间的态度显得极不真实，乃至非常虚伪；并且，无论我们此生竭尽所能，付出多少努力，做出多么大的成就，最终死亡会将这一切都归零。帕斯卡尔质问道，面对人之为人如此不幸的处境，我们又如何能够像蒙田那样，如此轻飘飘地宣称自己获得了幸福呢？
帕斯卡尔否定了蒙田的方案，而他自己的方案则诉诸超越性的上帝。《思想录》在根本上是一部基督宗教护教学著作，他构思这部作品的目的，就在于说服生活在现代世界的非信徒（尤其是那些奉行蒙田式生活理想的人）去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在帕斯卡尔看来，有朽的凡人必须藉着耶稣基督的中保，与上帝联合，才有可能获得永恒的幸福。作为17世纪最重要的奥古斯丁主义者之一，帕斯卡尔在论述中借助了大量奥古斯丁的思想资源。同时，帕斯卡尔也提出了许多极具原创性的论证，例如其中最著名的“赌注”论证。
卢梭：大自然救赎者的悲剧
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蒙田和帕斯卡尔的学说都颇具影响力，各自都有一大批的追随者。由于蒙田和帕斯卡尔有关如何获得幸福的看法截然相反，这两人的追随者们往往也并不对付。卢梭这个异类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之所以将卢梭称为异类，是因为他对于幸福问题的观点，既部分吸纳了蒙田的思路，也部分吸纳了帕斯卡尔的思路。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分别拒斥了这两人各自的部分思路。和蒙田类似，卢梭认为有必要探索在此世就有可能获得的幸福，而不主张像帕斯卡尔那样诉诸超越性的、人格化的上帝，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来生。和帕斯卡尔类似，卢梭并不认为像蒙田那样不断在不同的活动和事务之间流连辗转是可取的方案。在卢梭看来，这种做法只能体现出现代人可怕的内在分裂：既无法成为彻底的独处者，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最终在不同的选项之间无所适从。
对此，卢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再试图同时兼得不同的生活理想，而是一头扎进其中的某一种，试图在该种生活理想中获得整全和幸福。在本书中，斯托里夫妇罗列了卢梭在不同著作里提到的四种生活理想：《社会契约论》等作品中构建的公民生活，《爱弥儿》等作品中构建的家庭生活，《爱弥儿》第四卷的《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告白》中构建的道德自我满足方案，以及《孤独散步者的遐思》等作品中描述的孤独生活。这四种生活理想，代表了卢梭相对于蒙田和帕斯卡尔等人的思路提出的四套替代方案。
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指出，卢梭的这四套方案虽然看上去都很令人心动，但实际上各自都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每套方案中，卢梭都试图通过走向这种或那种极端，来解决现代人的自我分裂，平息人们的焦虑不安。但人性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既想获得独处的宁静，又想领略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好处，无法真的彻底抛弃其中一端，毅然决然地走向另一端。因此，固然卢梭的每套方案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其中没有任何一套方案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托克维尔：平等社会中的焦虑与竞争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很熟悉蒙田、帕斯卡尔和卢梭这三位前辈的思路（虽然他对蒙田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阅读帕斯卡尔）。他在1830年代访问了杰克逊时代的美国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或者直译为《民主在美国》）这部经典作品。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政治理论领域和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传世经典，既得益于托克维尔惊人的观察力，也是由于他身后有着丰富的思想史资源，能够推进他的思考。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专辟了一章（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三章），讨论了美国人普遍的不安心态：如果仅从物质生活条件来看，美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然而，美国人仍然感到焦虑不安，永远在试图获得更多的资源、机会、福利，好像永无餍足。敏锐的读者可以察觉到，在蒙田式的生活理想和托克维尔勾勒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有着某种平行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人将蒙田式的生活理想推广到了全社会，使得该理想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帕斯卡尔对蒙田这类人的批评，也同样可以拿来批评美国人。
不过，托克维尔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和判断并非仅仅适用于美国。在托克维尔看来，1830年代的美国最大的特点在于，这是一个身份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的社会，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做的全部分析的“源头观念”(mother idea)。当托克维尔在说美国是身份平等的社会时，他显然是在将美国与当时贵族制度仍未完全消亡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作对比。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虽然在托克维尔的时代，身份平等是美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在我们身处的当代世界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转型为了身份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身份和地位不再是固定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社会阶层上向下流动或向上流动。这种流动性正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不安心态的重要来源。为了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上一层楼，或者至少是为了避免阶层跌落，每个人都需要替自己当下和未来的幸福生活精心谋算，小心翼翼地积攒资源和攫取筹码。无论是将近两百年前的美国人，还是如今的美国人，抑或是如今的中国人，都会陷入到类似的心态之中。
对于这种普遍的不安心态，有没有什么破局之法呢？本书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这种心态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则是分析了前人提供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不过，两位作者也直言，不管哪一种解决方案，其实都不是万灵药，各自都有潜在的困难。如果像蒙田所描述的那样，不断在各种事项之间流连辗转，或许可以暂时转移注意力，排解焦虑不安的心态。但一旦歇下来片刻，这种不安感可能又会如影随形般再次涌上心头。帕斯卡尔诉诸超越性的上帝，想要在上帝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但当代世界早已高度世俗化，宗教的吸引力日渐式微。更何况，如果真的要像帕斯卡尔那样皈依上帝，就意味着要抛弃尘世的各种美好，抛弃蒙田式的人在很多时候乐在其中的各种消遣，而这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的。
《爱弥儿》中的爱弥儿和苏菲指望在家庭生活中寻得安顿，而这其实也是许多当代人寄予了最大希望的方案。但家庭生活注定是十分脆弱的：伴侣有可能会意外死亡，有可能会变心，更不用说家庭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例如，爱弥儿和苏菲看似十分完美的爱情，在卢梭为《爱弥儿》撰写的续篇中就瞬间崩塌了。《信仰独白》中的道德方案，虽然颇具感染力，但也十分独断，这削弱了这套方案的可信度。正如卢梭暗示的那样，听众或许会在情感上被萨瓦代理本堂神父感动，然而很难在理性上彻底信服。
晚年的卢梭亲身实践了回归自然的独处生活，并且获得了近乎与自然万物合一的体验，享有了短暂的安宁和幸福。在当代世界颇为流行的回归山野和亲近自然的风潮，本质上不过是在模仿卢梭的做法，试图逃离社会世界，获得喘息的机会。然而，居住在城市的人很难真的像卢梭那样，经年累月地过乡野生活。因此，这样的逃离终究只可能是十分短暂的。更何况，哪怕是卢梭本人，他也从来没有在字面意义上完全离群索居。当卢梭号称自己是一位“孤独散步者”时，仍旧需要他的女仆（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每天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而且他也时常会和来访的友人们碰面。
最后，卢梭提出的公民生活也并不多么可取。这种生活与卢梭自己选择的孤独生活截然相反，要求每位公民全身心地将自己献给政治共同体。祖国成为了公民的一切，公民只为祖国而活，至于私人生活则被彻底消灭了。在法国大革命后，卢梭描绘的公民生活便已经颇受质疑了。而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人道灾难后，要求人们彻底放弃私人生活的公民理想就更加显得面目模糊了。
指出以上这些可能的解决方案都有其局限性，正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没有可以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幸福的万灵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当放弃追求幸福。相反，认识到问题的思想渊源，了解每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知晓每种方案的局限性，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以什么样的方式追寻幸福才更适合自己的处境。进而，我们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当我们在选定某条道路后，未来又会遇到哪些潜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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