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
位于苏联北部的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三年之久，从未屈服。城内军民缺乏食物，生存条件极为恶劣，每天都面临着炮轰，炸弹和饥饿的威胁。这座城市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但在它阴暗的角落里，同样也发生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犯罪事件，譬如吃人。
围城期间的列宁格勒市民。
尼娜·阿森蒂夫娜·斯马尔卡洛娃是一个身材丰满，脸颊红润的年轻姑娘，她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制造飞机零件。战争爆发之后，她所在的工厂准备向东转移，这时候她又患上了阑尾炎，住院了。等阑尾炎好了之后，工厂已经搬走了，于是她只好留在这里。
随着食物供应越来越紧张，人们开始挨饿，食人事件偶有发生。城里传播开了一个“俄罗斯版汉尼拔”的故事——在列宁格勒维堡区的帕尔戈洛沃希什金街 105 号别墅里住着一位名叫斯滕伯格的教授。教授专门研究植物，所以他的家里有一个温室，栽种了各种奇花异草。封锁期间，有很多朋友和学生前去看望他，但无一例外都没有回来。最终有人报了警，当警察赶到教授别墅的时候，他们发现教授正在和失踪人员一起吃饭——不过教授坐在椅子上，失踪的人则在桌上被他吃。也有人说教授自杀了，那些倒霉蛋要么被他吃了，要么被他做成了肥料。这有可能确有其事，也有可能只是一个都市传说，不管怎么样，那栋别墅再也无人敢住。
希什金街 105 号，传说中的“食人教授屋”。
总之，在围城期间，很多人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他们去了哪里。妮娜家也住在帕尔戈洛沃，一天，两个不怀好意的人盯上了她：
天已经黑了，两个男人迎面朝我走过来。当我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我听到他们说“这个做肉排挺好的。”我一开始还没搞明白，啥玩意儿的排？都这时候了还能拿啥做肉排啊！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他们想干什么，我回头一看，那两个家伙已经跟在我身后。
意识到大事不好的妮娜开始玩命奔跑，一直跑到最近的一户人家门前，抡起拳头玩命砸门，把里面的住户也给吓了一大跳：
主人问道：“谁在敲门？”
“行行好吧！快开门呐！！！”
主人开了门，妮娜一下子窜进屋里，直到门关上才平静下来，那两个人还在窗外转悠了半天。直到不法分子走远之后，妮娜才敢从屋里出来。
围城期间的列宁格勒街道。
这是妮娜第一次面对食人狂徒。第二次发生在1942年，人们在井边排队打水。妮娜一边排队，一边和邻居抱怨她家现在就剩下一个桶了，另外一个已经漏了。这时，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自称他是桶匠：“我住在维堡路19号的地下室里，如果你把桶拎来，我会很乐意为你效劳。”
约定的时间到了，我拎着破桶准备出门，这时候妈妈问我：“你干啥去？”
“我去19号修桶去！”
“你疯啦？19号那小子吃人你不知道么？”
然后我又问了问村里别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传闻。
正在取水的市民。
1942年6月，尼娜应征入伍，最早分到一个汽车连，但连长总是纠缠她。在严词回绝连长的“心意”之后，她被派往前线，先后在内务部第8团和第92步兵师第203步兵团服役。
妮娜后来一度担任教官，负责训练女兵，再往后又被调去当迫击炮班班长，并认识了自己的男朋友。
妮娜虽然是迫击炮手，但她的枪法也同样出色。她有时候会端着狙击步枪，穿着迷彩服，去前线对着芬兰步兵放冷枪：
有时候我看到落单的芬兰人在战壕里走来走去，我就冲着他的头盔瞄准，射击。如果第一下没有打中，他就会缩回战壕里，然后用手举起工兵铲挥舞。但如果一下子打中了，他就消停了，没办法再挥舞他的小铲铲了。我没有计算过我打死了多少个，有时候会有个观察员跟着我，帮我计数。我对这事情并不怎么上心，他们说打死多少就算多少呗。
1943年5月17日，妮娜奉命带领迫击炮班压制敌人的迫击炮。一枚敌方炮弹在他们的炮位上爆炸了，炸伤了妮娜的腿。战友们七手八脚地给她绑上了止血带，由于没有汽车，耽误了好长时间才把她后送到野战医院。
他们把我送到团野战医院，团长和副团长都在那里。团长张嘴就问：“任务完成了吗？”
我回答他：“快把止血带拿掉！这玩意只能绑45分钟，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
然后团长又说：“我问你完成任务没有！”
然后我就昏过去了，根本不知道止血带是什么时候撤掉的。
由于止血带按压时间过长，妮娜失去了一条腿，只好作为伤残军人复员了。她直到 1951 年才被授予二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外还获得了“保卫列宁格勒”和“战胜德国”奖章。
受伤之后，妮娜又在医院住了一年半，接受了五次手术才保住了另一条腿。她的男朋友在侦察连服役，受过两次伤，最后因为没能抓回来“舌头”被投入惩戒营，但他成功地熬过了刑期，期满后被调到一个滑雪营里。
解除封锁后，列宁格勒市民热烈欢迎参加解围的苏军指战员。
战争结束之后，妮娜和男朋友结婚了。虽然她落下了残疾，但丈夫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两人幸福地生活了50余年，直到死亡将他们分离。
这是一段令人不忍直视的历史，人人皆知，但却是史学研究的空白地带。官方对此保持沉默，老百姓也心照不宣地缄口不言。只有那些亲历者们在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咬紧牙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独腿将军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和妻子一同参加莫斯科胜利阅兵式，他在奥德河前线失去了右腿。
在苏联有“茶炊人”这么一个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绰号，专门用来指代二战时期的重度伤残军人：失去双臂和双腿的残疾人看起来就如同东欧民间用来煮茶的茶炊，茶炊有一个桶状的身体，下面还安装着龙头——“龙头”究竟指什么不言而喻。
二战期间用茶炊喝茶的苏军士兵。
艺术家根纳季·多布罗夫的画作，一位失去四肢和语言能力的伤残老兵。
根据现有统计数据，在1941-1945年间，共有380万名苏联军人因为各种原因被迫退役、转业或长期休病假，其中只有70万人在经过长时间的休养后重新归队。到战争结束时，一共登记了257.6万名伤残军人，其中有46万人失去了肢体——他们被截去了腿，或者被截去了胳膊，甚至四肢全无，成了上面所说的“茶炊人”。要知道，有70%的战争创伤是肢体创伤，军医们已经为保住伤员们的胳膊和腿尽了最大努力，否则这个数字还要再翻上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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