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0年，是我国历史上习惯称为“大跃进”的年代。双流、华阳两县（今双流县行政区是由1965年前的双流县、华阳县和1976年前的仁寿县籍田区合并而成。因此，在本文记述时限内，出现“双流、华阳两县”称谓。）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紧跟全国“大跃进”的形势，组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两县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农业生产指标，大放粮食高产“卫星”，大炼钢铁，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均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现象，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

一、农业生产的跃进

1958年3月初，华阳县通过了《关于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决议》，号召全县人民：

“以苦战 苦干 坚决干 大胆干 的姿态，以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以一天当三天，一月当三月，打破常规的革命干劲把我县的生产大跃进迅速推向最高峰。”

为了推动新的高潮，华阳县在正兴乡召开“战地会议”，要求全县要在1958年3月掀起七大高潮，即：

积肥造肥、发展生猪、找水保水、消灭炕土种饲料、改土扩大耕地、除“七害”、植树造林等。

1958年，农业大兵团式作战

4月6日，华阳县委提出：

“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三年，连续跃进，提前五年全面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力争1958年粮食增产8000万斤，粮食总产达到3.89亿斤，亩产802斤。

5月2日，华阳县作出了各项根据县委提出的任务：

“积肥几乎每天是以两亿斤的速度跃进”。

人们用广播高呼：

“打老墙，换老灶，封建迷信铲除掉，要得田头产量高，积肥造肥四万挑。”

“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当白天，一天功夫顶两天。”

鹤林乡社员在改土造田中提出：

“拼命干上十昼夜，担土面田六千亩。”

太平乡红花社全体社员齐心合力，硬把三个山坡改成了梯田。县委采取通报形式，对各个战绩搞了“评比台”，实行五天一评比，号召大家：

“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

中和乡在评比中积肥居全县第24位，不服气，连夜奋战，五天后跃居榜首。

县乡各级干部纷纷带头上第一线，不少干部脱下干部服，穿上农民装。鹤林乡从乡总支书记到乡村干部，每人都拴上围腰帕，系上草鞋，自备锄头、鸳兜，同群众一起参加积肥劳动，县乡两级干部还带头种试验田335.8亩。

擦耳乡猛进社全社社员连续苦战五天，搬园土，开荒滩，扩大耕地面积116亩。彭镇在一个月将400亩冬水田、二潮田面土3-4寸，改成了两季田。彭镇前进社苦战三昼夜，人均面土二亩多。在全县组织的突击种蓖麻活动中，一天就种二百万株。双流县商业服务部门积极配制成八种土化肥供应农村，城镇居民在一次突击积送肥活动中各类肥料达一亿多斤。尤其是在县党代会召开前夕，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城关镇组织3000人到机场连夜开荒300多亩，向大会报喜。

应该肯定，双、华两县1957年冬季以来开展的空前规模的农业生产运动对改善长期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1958年的农业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中，高指标、浮夸风、急于求成苗头却日趋严重。

华阳在1958年7月25日《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工作安排的通知》中已出现浮夸苗头：“我县的农业生产继小麦获得高产之后，目前又取得双季稻的全面大丰收，平均亩产将较1957年增产一倍左右，并出现不少千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最高已达到亩产两千余斤。”

在当时小麦一般亩产仅达250-300斤左右的情况下，要求平坝达1500斤，丘区达1000斤。油菜则要在亩产120斤左右情况下，力争达600斤。

1958年，牛拉深耕机。

9月，双、华两县组织全县人民全力投入以深耕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双流县提出：

“千军万马齐出动，排除万难搞深耕，小麦五千油一千(指产量)，誓达尺半才心甘”的口号。

双流县按照“全民武装，劳武结合”的原则，以公社为单位，组成10个大队，下设91个中队，403个分队，分队下面又设小队，采用“劳动集中调配，成片突击深耕”的办法，所有社员实行“三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六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起床，统一出工，统一吃饭，统一休息，统一收工。

县委还在簇桥三中队一分队搞“点”，进行劳动效率测算。“从一天的战绩看，全社参加劳动的人共87人，劳动9小时共完成深耕面积27.11亩，人均3.4厘/小时，若以一日苦战13小时计算，则人均每天可完成0.44亩。”

这种不切实际的对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的人为改革，是对地表植被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而用行政手段大面积推广种植双季稻无疑是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这种在多数田中把一季稻加两季旱作的耕作制度改变为二季稻加一季旱作的耕作制，并不适合双、华两县的自然气候和生产条件，被农民群众讽刺为“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十分反感。

在深耕基础上，两县提出1959年要实现“小麦突破三千斤，油菜突破千斤”的计划。为此，华阳县制定了《关于加强小麦，油菜田间管理工作的方案》，提出：

“首先的关键是政治挂帅，事事抓思想，树立对立面，辩论打先锋，批判一切右倾保守思想”。

制定了全县小麦、油菜高产指标。小麦亩产量为：一级卫星田10000斤，二级卫星田5000斤，丰产田3000斤，一般田2000斤；占总田亩的比例分别为10%、15%、50%、25%；油菜亩产量为：一级卫星田4000斤，二级卫星田2000斤，丰产田800斤，一般田500斤，占总田亩的比例分别为5%、10%、60%、25%。1958年12月召开的全县干部会议上，制定全县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要求全县弃种田地4.4万亩，一级卫星田亩产水稻20000斤，丰产田亩产水稻5000斤，一般田亩产水稻3000斤。

对如此高产指标，不少人议论纷纷，说：

“有生以来没有听到过小麦产万斤，最多也不过六、七百斤。小麦亩产万斤是吹牛，是口号，是用来解放思想的奋斗目标，万斤小麦吊线要一尺二寸长才行，油菜连杆杆也产不到四千斤。”

这些怀疑、议论反映了社员群众尊重事实、厌弃浮夸的可贵精神。但是，在批评“反冒进”、头脑极不冷静地大跃进高潮中，在“一吹二压三许愿”的情况下，县仍采取“以虚论实，虚实并举”，坚持认为“中央少种高产多收的农业生产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县情况，大面积高产是可能的，迅速掀起冬季生产的高潮”。

实际上，大跃进中离奇的粮油高额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

即把许多茁壮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并到一块田里造假出来的；也有一些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

然而上面却对此置信不疑，以致对1958年粮油总产量做了极为乐观的估计，从而对1959年计划提出了更加高得出奇的指标。

1958年，炼铁土高炉。

二、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9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一个以全民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迅速掀起。

1958年9月1日，根据地委指示，双、华两县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全县所属总支、支部“采取一切措施高速度地不折不扣地保证和超额完成今年的钢铁任务”。

1958年，收集各家各户铁件，保“钢铁元帅”升帐。

1958年冬至1959年春，双流县抽调 230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钢铁民兵师”，到崇庆县苟家坪开矿炼铁。华阳县也抽调25200个劳动力到灌县虹口、麻溪建起250多座土高炉炼铁。数以万计的群众为支援“钢铁元帅”升帐，昼夜兼程给矿区运送生活、生产资料。尽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缺乏资源和技术，管理混乱而严重亏损。

为了鼓舞士气，华阳县委将《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刊载的河南省禹县是怎样做到日产生铁四千吨的经验印发全县，号召全县人民为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在9月份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献铜献铁运动”，要求：

“必须收购废铜163898斤，力争249327斤；必须收购废铁573643斤，争取达655590斤；只许多完成，不许少完成；只许提前，不许推后。”

将计划以4-6千斤分到各公社，搞得群众“砸锅卖瓢”，甚至门扣、抽屉扣都无一幸免。

1958年，大炼钢铁时妇女炼钢炉。

三、反右倾、夺高产、继续跃进

1959年8月，著名的“庐山会议”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以及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

10月，华阳县决定开展大面积的高额丰产运动，在1960年小春生产中开展一个规模壮阔、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大搞高产指挥田、丰产田、卫星田的竞赛运动，以此作示范，带动一般，确保小麦生产全面加番的实现。提出了：

“人人搞高产，队队放卫星，样样有试验，坎坎有指挥，小春满堂红，再翻再加番”的口号。

自1959年以来，同全国各地一样，华阳县先后遭受了旱涝、冰雹灾害，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由于估产偏高，征购上调，加上因“瞒产私分”被催缴部分口粮，人民群众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因饥饿而营养不足，普遍地发生了浮肿病，加上长期紧张地超负荷劳动和疾病流行，特别是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逐月增加。

为了解决群众基本生活困难，县委鼓励群众大搞代食品，要像抓“运动”那样推广和生产“叶蛋白、小球藻、连泡酶、人造肉精”等代食品，想方设法帮助群众渡过困境。

1960年底，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成为扭转农村形势的一个新起点。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终于给历时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划上了历史的句号。

1958年8月，华阳县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大跃进固然是使我国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境地的因素之一，但党和人民战胜和克服困难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和信心，特别是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在带领群众渡过难关中关心和帮助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