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对自然材料的使用从简单的物理加工走向了创造性利用。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曾说过，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而是在许多不同地区分别独立发生。陶器的制作和使用在全球各地的文化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显著的共性，可以说，从远古时代走来的陶器，串联起世界各地异彩纷呈的文明史。日本金泽大学国际基干教育院副教授小高敬宽专注于新石器时代陶器研究，长期在叙利亚、土耳其、约旦、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从事考古研究与发掘工作。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小高敬宽分享了他对陶器起源、普及以及早期陶器文化发展的见解。
陶器研究需要区分“诞生”和“普及”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从国际视角出发，概述目前关于陶器起源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学派？
小高敬宽： 澳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 G. Childe）曾提出“新石器革命”的概念，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先于“城市革命”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其中包括伴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陶器制造也作为一种技术创新出现。然而，如今我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西亚，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与陶器制作的开始并不完全吻合。因此，过去那种将陶器起源作为社会经济变革里程碑来加以研究的倾向已不复存在。不过，如果我们将“新石器革命”重新理解为人类在末次冰期最寒冷时期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的一系列适应过程，那么我个人认为，不应将陶器的起源与“新石器革命”分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陶器研究领域有哪些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小高敬宽： 就我所专攻的西亚地区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陶器，它们的出现时间早于之前被认为最古老的大型陶器。这些陶器是由掺有矿物颗粒的粗糙陶土制成的小型碗形陶器，发现地点遍布从叙利亚北部到土耳其东南部的广大地区。相关发现推翻了关于西亚最古老的陶器主要是用来储存谷物的传统观点。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陶器被广泛应用于烹饪、供餐和运输等方面（但不包括贮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2011年以来相关研究陷入停滞。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陶器研究专家，您认为研究陶器起源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小高敬宽： 正如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普鲁登斯·莱斯（Prudence M. Rice）主张的那样，获取黏土和掌握火焰控制技术并将二者结合以制造容器的创意，是陶器诞生的前提条件。然而，不仅是陶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发明都未必说得上有什么特定的缘由。此外，陶器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人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黏土的物理特性，例如在适量水的作用下可以相对自由地塑形，在适当温度下加热后会变得坚硬且不会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具有一定的耐热性和保水性，都是陶器能够广泛普及的重要原因。因此，我认为，在考虑陶器的起源和它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时，必须将“诞生”和“普及”分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对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到，中美科学家鉴定了该遗址出土的一个大陶碗的碎片，认为这些碎片已有两万年历史。据信，这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陶制容器。您如何看待这一考古发现？
小高敬宽： 我不是中国考古学的专家，也没有亲自研究过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相关资料，因此不便发表评论。过去，学术界一度认为东亚地区的陶器制作始于相对温暖的 亚间冰期。 当时，由于气候变暖引发环境变化，食物供应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积极利用水产资源。 研究人员曾普遍认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加工（烹饪）这些水产，人们才开始制作陶器。 然而，由于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最古老陶制容器的年代对应的是最后一次冰期中最寒冷的时期，这一发现迫使研究人员重新审视上述观点。 这也可能表明在相关研究中，更加需要区分“诞生”和“普及”。 实际上， 亚间冰期期间，东亚地区广泛存在陶器，因此，传统观点可能更适合用来解释陶器的“普及”。
陶器或为维系集体纽带的象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陶器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形成产生了何种影响，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小高敬宽： 陶器的发明被视为“用火技术”（pyrotechnology）的发端，所谓“用火技术”是指人类利用高温化学变化进行物质加工的技术。时至今日，用火技术仍是制造金属、玻璃、塑料等物品不可或缺的技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并将继续发挥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亚，用火技术的成熟，如石膏和石灰膏的提炼技术，比陶器制作的历史要久远。陶器制作包括烧制陶器，是一种早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用火技术，对后来的用火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陶器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陶器尤其是装饰性陶器，被认为是表达社会关系和维系集体纽带的象征。以西亚为例，彩陶的精巧制作工艺和华丽装饰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颇具新鲜感，因而迅速从伊朗西部传播到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土耳其东南部等广大地区。恰好就在那时，人们开始开发少雨但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低地，最终，他们带着彩陶定居在了美索不达米亚这块文明发源地。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面详细展开论述。此外，彩陶的迅速传播，也提示研究人员在相关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到陶器制作技术的创新，还要考虑到当时人们对陶器的认识和定义、陶器及其装饰所代表的意义都在发生变化。彩陶装饰被视为人类群体的象征或文化接触的结果，这一观点在考古学界根深蒂固。荷兰学者马克·范霍文（Marc Verhoeven）在这一框架下讨论了彩陶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在陶器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西亚的人们用来维护统治和团结的“象征系统”，是社会全体共有的、具有压倒性地位的象征物，例如石雕、塑像、仪式设施等。而在陶器普及时期，人类群体开始走向小型化、分散化，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选择了装饰华丽的彩陶作为新的“象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制陶技术的发展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小高敬宽： 尽管在没有陶器的情况下也能利用煮沸法来烹饪食物，但具有耐热性和保水性的陶器的出现使得这种烹饪方式变得更为简便。陶器的出现极大扩展了植物性食物的烹饪方法，促进了植物的栽培利用。在东亚，人们更加普遍地用煮沸的方式烹饪谷物，因此陶器在该地区的影响可能比在西亚或西方更大。同时，在西亚地区，为了更好地生产和利用乳制品，也需要能够用来煮沸原料乳的容器，因此陶器在促进畜牧业发展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东西亚陶器起源差异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早期西亚陶器具有哪些特点，它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哪些独特之处？
小高敬宽： 研究人员一般认为，西亚的陶器有多个起源地，但都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或安那托利亚高原范围内。作为支撑“新石器革命”时期新生活方式的物质文化之一，陶器及其制作方式逐渐传播到了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这些地区共享一些技术特征，如陶器烧制技术等。
西亚是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数千年后才开始正式制作陶器。当时的人们已经在涂有石膏或石灰的泥墙建筑中定居，掌握了高水平的黏土利用和加热技术。在开始制作真正意义上的陶器之前，他们已经能够根据需要对黏土进行塑形，也能够做到根据不同情况用黏土调配不同种类的混合物、将黏土烧硬以及制造高温环境等。实际上，当地也零星出土了一些“类陶器”。
西亚人开始制作真正意义上的陶器，是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前半段。刚开始时，他们制作的陶器数量很少，绝大部分是口径20厘米左右、壁偏厚的钵形陶器。进入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后半段，陶器普及到更广阔的地区，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面貌。在这个时期，器皿的种类（器种）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用于烹饪或储存的陶器。可以说，正是在这一阶段，陶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末期，彩陶逐渐流行，这种流行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这一时期得到了延续。这些彩陶因色彩鲜艳、装饰精美而被认为是西亚史前艺术的精华。但到了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时期，在迈向都市文明的更加复杂的社会中，专职陶工开始使用轮盘和模具大量生产标准化的陶器。于是，就在史前时代即将结束、人们迎来文明的曙光之际，彩陶逐渐被湮没于批量化生产的陶器中。但在这之后，仍偶有一些特殊的陶器装饰有精美纹饰。因此可以说，尽管随着地域变迁、时代更替，彩陶经历了兴衰流转，但彩陶从史前时代起一直延绵如缕、传承不绝。
综上可知，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前半段，西亚开始制作真正意义上的陶器。其背景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即将成型。此时，巨大的村落成为区域核心，社区规模显著扩大。各种工艺技术在这种大规模社会中得到发展，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可以推测，一些手工艺领域的从业人员能够通过向同伴提供技术或产品，来交换他人的劳动或劳动成果，以维持自身的生活，并由此形成了社会分工。如此一来，优秀的工匠便有空闲时间磨炼自身技能，催生新的技术变革的环境也由此形成。陶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众多工艺品之一。因此必须看到，西亚陶器的“诞生”，不过是“新石器革命”最末期工艺技术发展的案例之一，真正对人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陶器后来的“普及”。
《中国社会科学报》：东西亚陶器文化有哪些差异？
小高敬宽： 东西亚开始陶器制作的年代相差较大。例如，你前面提到的，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的陶器可能已有两万年历史；据研究人员推测，这一遗址中的其他一些陶器可追溯至公元前18000年至公元前17000年。还有大量例子能够表明，公元前15000年后的东亚已有陶器存在。西亚则是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前半段开始制作陶器。此外，二者的陶器制作技术存在差异。例如，在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地区常见拍打成形的陶器，而这种技术在西亚较为少见。烧制技术差异更为显著，东亚古陶器使用露天野烧或覆烧技术，而西亚在开始制作陶器时可能已经使用窑炉，在伊拉克北部发现的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后半段的烧制窑炉或可为此提供证据。东亚虽然晚于西亚引入窑炉，但之后进化出更高效的烧制技术，例如横向而非垂直的热流结构。东亚的这种高水平烧制技术使它在世界陶瓷器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上陶器交流对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小高敬宽： 在我研究的史前时代，似乎没有东亚和西亚陶器交流的明显例证。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西亚和南亚之间的贸易活动很活跃，这一点从陶器中可以看出，但我对此了解不多。至于印度河流域以东的亚洲与西亚之间的交流，可能涉及较新的时代，具体情况建议咨询相关专家。对此，我深感抱歉。不过，众所周知，唐代的三彩陶器在9世纪被模仿制作成波斯三彩陶器。此后，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瓷器作为重要的贸易品，被欧洲人竞相模仿，由此诞生了意大利的马约利卡（Majolica）陶器、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ware）锡釉陶瓷，以及德国的梅森（Meissen，又译“麦森”）和法国的塞弗勒（Sèvres）等代表性陶瓷器生产者。可以说，中国陶瓷上色彩鲜艳的图案和瓷器近乎透明的质地，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生涯中，有哪些特别见解或经历可以分享给读者？
小高敬宽： 2005年，考古学界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西亚最古老的陶器中，找到了一些有彩绘图案的彩陶。我最初从荷兰朋友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时，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后来，多个遗址都出土了类似的陶器，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发现。我当时可能受限于“古老的东西必然是简单的”这一错误的先入之见。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为此感到羞愧，并以此警醒自己在学术研究中要努力排除偏见，认真对待实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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