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皂隶,就是衙门的里的差役,专供各级官员役使。按明代《大诰》的解释:“皂隶系诸司衙门执鞭、缒镫、驱使、勾摄公事之人。”由于他们身穿黑色或青色衣服,所以称为皂,而他们的身份在春秋战国时就是奴隶,所以称皂隶。
在古代,人有等级之分,也有良贱之别,士农、工、商这四个等级的人被称为四民,他们都属于良民,而娼、优、隶、卒则为贱民,所谓“凡籍有良贱,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凡属贱民者,禁止入学读书,不许与良民通婚,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们是没有机会走进仕途的。即使他们因某种机缘,摆脱了贱籍,也不能马上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其家庭成员,必须在四代以后才能拥有良民的所有政治权利,包括参加科举考试。
充当皂隶的一般没有正经人,大多是没有产业的地痞无赖,也有些是由于犯了罪,被罚入衙门去当皂隶的。因其地位卑贱,一旦办错了差事,或者就是官员看着不顺眼,就可以对其施以杖笞,甚至将他当场打死,而官员不用负任何责任。
然而在这些看似如蝼蚁般卑微的皂隶中,有的人却能结成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培植起巨大的势力,欺行霸市,掠夺民财,甚至还能让堂堂朝廷命官屈膝折节。明洪武十八年,太祖朱元璋就亲自审判了一桩皂隶仗势作恶,为害地方,破坏官场秩序的案件。
在明朝时,扬州是个超级大都市,经济非常繁荣,金融和航运发达,巨富豪商云集于此,地位堪比如今的上海。扬州府下辖三州三县,是个很大的衙门,扬州府里有个皂隶叫宋重八,他原是个街痞,平日里游走街市,偷窃扒拿,打架斗殴,调戏良家妇女,可谓无恶不作,人人避之不及。有一次,他又因斗殴伤人,被官府抓住,罚他杖责一百,并充入衙门当皂隶。
这宋重八虽然不学无术,大字不识一个,可是却特别善于拉拢攀附,他进了扬州府后,很快就把知府伺候得舒舒服服,赢得了老爷的好感,又广为结交衙门里的各色人等,与许多人拜了把子,结了干亲,拉起了一张绵密的关系网。当时,明朝京师在南京,扬州属直隶管辖,与京师的各种公务往来密切,宋重八又借此将关系网扩展到了京城的各级官衙,与六部九卿衙门乃至宫里的宦官都能互通声气。
眼看宋重八手眼通天,扬州的各种黑恶势力也纷纷依附于他,宋重八便在扬州黑白两道通吃,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仗着自己的势力,他用威胁恐吓,强买强卖等手段把持各种赚钱的买卖,他敛财的主要手段是放高利贷和强行勒索。宋重八的高利贷是以“强借”的方式放出去,如果他看到某个商号利润丰厚,就逼着店主去他那儿“借款”,不借也得借,否则他就把钱硬扔到人家账房柜台上,到时候来收本息,他说要收多少利钱就必须付多少,如遇到敢反抗的,他就找一个在押盗贼,诬指这个商号窝赃,然后一张传票,把店主锁拿进府衙大牢,百般折磨之下,没有人能不屈服。除此之外,宋重八还以借款的方式剽掠钱财。他先强行向商人借钱,然后找各种借口赖账,一般识趣的商人只能自认倒霉,吞下苦果,如有不服的,宋重八便如法炮制,以私通盗匪的罪名把人抓进大牢。他就用这种办法巧取豪夺,攫取了大量不义之财,在扬州拥有了绸缎铺、盐铺等十几处挣钱的产业,雇佣了上百名伙计,可谓财源滚滚,每天日进斗金。
然而,宋重八并不满足,因为他为了维持他的关系网,需要花费大笔银两,所以他必须不停地索求财富来支持巨额花销。当时扬州有个柳员外,是个世代经商的富豪,因其家资不菲,店铺生意兴隆,被宋重八盯上了。他找上门去,要求柳员外把名下的绸缎庄转让给他, 可是绸缎庄是柳家主要的利润来源,柳员外哪里肯答应。于是宋重八就三天两头上门,死缠烂打地硬要盘下绸缎庄。
这柳员外虽然知道宋重八在扬州可以呼风唤雨,但他还是从心里看不起这个靠下三滥手段讹钱的贱役,而且他自恃自己家产雄厚,在扬州的官商两界背景深厚,谅宋重八也不敢拿他怎样。在宋重八的反复纠缠下,柳员外火了,命伙计将宋重八轰了出去。
被打了脸的宋重八怎肯干休,当即扔下狠话,要让柳员外家破人亡。他回到衙门后,先到知府那里诬告柳员外勾结长江上的盗匪,杀人越货,窝贼销赃,然后让一个江洋大盗出来指证。于是,扬州府开出传票,宋重八带着衙役上门抓人,可怜柳员外进了大牢后,没几天就被活活打死,宋重八又让仵作伪称柳员外是得急病而亡。柳家人虽悲愤难平,却自知不是宋重八对手,为了家族安危,不得不把绸缎庄盘给了他。
势力熏天的宋重八,不仅欺压普通百姓,连扬州府的各级官吏都对他十分忌惮,有的还竭力巴结他。宋重八前往扬州府辖下的三州三县送公文时,按规矩他只能从旁门出入,还要跪着向官员上呈文书。可是宋重八完全无视这些规矩,不仅要从正门进入,还要官员出来迎接,然后像接圣旨一样从他手中跪接公文。那些官员知道宋重八背后的势力,怕他在知府等高官们面前进谗言,损害自己的官运和前程,因而忍辱含羞,对这个皂隶卑躬屈膝。还有些官员则不以为耻,反而把结交宋重八当作自己的进身之阶,高邮州同知刘牧就是一个这样失格官员。
宋重八来高邮时,刘牧不仅将自己所在的河防衙门正门大开,还带领全体人员远迎十里,请宋重八沿着中央的驰道,从正门进入衙署,然后又请他端坐于公案后,自己则双膝下跪,双手举过头顶,恭敬地接过公文。办完公事后,刘同知又大摆筵席招待宋重八,席间,他请宋重八上座,自己陪坐一旁。宴请完毕,刘牧还拿出大笔银钱和礼物恭送给宋重八,再将其恭送回扬州。宋重八拿了这些好处后,并不据为己有,而是将其用来孝敬知府等上官,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
然而,一个猛人的出现,使宋重八横行扬州的好日子走到了尽头。
一次,他去兴化县办差,可是兴化县衙居然不开正门,知县也不出来迎接。宋重八不曾想到会遭慢待,便在县衙门外破口大骂起来。
原来,兴化知县最近换了人,新到任的知县叫敖德真,是个福建人,素以廉洁耿直、不畏强权著称。敖知县按朝廷规矩办事,对于一个来送公文的皂隶自然不会开正门,更不可能亲自出迎。可是宋重八却认为新知县藐视他,自感受到了冒犯,于是暴跳如雷,骂不绝口。
敖德真虽刚到任,但也已经知道宋重八是何许人,所以本不打算理会,但听他在外骂得越来越难听,不禁勃然大怒,带领衙役打开正门冲了出来。他怒斥宋重八,一个皂隶怎敢咆哮公堂,辱骂朝廷命官!宋重八见敖知县出来了,非但不收敛,反而唾沫横飞,骂得更凶。傲知县被他气得热血上涌,当即下令将其拿下,狠狠地掌嘴。可是那些衙役平日里都把宋重八奉为老大,怎敢真的出力打他,便玩起了花样,敖知县只听声响,却不见宋重八脸上有伤,知道衙役们不敢下手,于是亲自夺过刑具狠命抽打,直打得宋重八牙齿脱落,皮开肉绽。宋重八吃了苦头,知道遇上了硬茬,于是服软求饶,想着脱身回去再行报复。可是傲知县岂能不知他的恶念,哪里肯放他,下令把他关入大牢,严加看管。
宋重八被押走后,敖知县仍然怒火难平,可是他的师爷却凑过来耳语,细说宋重八的背景,要他早做准备,仔细防范宋重八的后台和党羽。
敖知县冷静下来后,也知道自己惹上大事了,俗话说,打狗还需看主人,他今日痛打了宋重八,那些豢养他的朝廷高官必然要与自己为难。敖知县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朝中没有人会出来主持正义,替他说话。但这位敖知县不是软弱之人,他权衡了一下形势,认定这关是躲不过了,要想自保,只有把事情闹大,不惜把天捅破,让皇帝知道真相。
于是他横下心来,绕过上级衙门,亲自押着宋重八直趋京师,将他送入都察院,直接控诉他的罪状。同时自己也要求住进都察院大牢,都察院的官员觉得他行为乖张,想打发他回去,可是敖知县说他没有盘缠,回不去,也没地方吃饭,只能住进大牢,等待案件的审理结果。督察御史见他如此强硬,知道此人不好对付,于是只得安排他的食宿,对案情也不敢隐瞒,上呈到了朱元璋那儿。
朱元璋听说一个知县到京城大闹都察院的事后,也很诧异,他了解缘由后,马上派锦衣卫去扬州调查案情。不久,锦衣卫回奏了调查结果,朱元璋得知真相后,大为震惊,他叹道:“公邂朝廷所设,禄君子贵贤人,分理庶务,民人所瞻仰之所,岂是奴仆皂隶人等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有乖治体。此等之徒,父母不教,妻子不谏,致使奴仆之体慢亵官制。”对刘牧等失去气节,跪拜皂隶的官员,朱元璋也很愤怒,痛斥他们:“不如一妇人尔,自贱其体,受皂隶宋重八之辱!”于是他判决:将刘牧、宋重八各杖一百,发配云南烟瘴之地为民。同时褒奖知县敖德真敢于斗争的勇气,将他擢升为知州,即日赴任。
宋重八落网后,他的党羽作鸟兽散,还趁乱席卷了他店铺中的金银细软逃走,那些被他抢了家产的百姓也纷纷要求官府做主,追回被抢占的产业。由于这是皇帝御批的案件,新任知府不敢怠慢,把宋重八抢夺来的店铺都归还了原主,他顿时变得一无所有,连前往云南的盘缠都筹措不起,最后贫病交加,死在发配之所。
朱元璋就此案告诫全国官民人等,要大家严守规矩,各安本分,他说:“君子小人,有若此之异乎,自今以后,各宜慎之!”
古代的官府衙门是集行政执法于一体的权威机构,是伸张正义,执行法律的场所。可是历代的衙门都用素质低下的地痞流氓来充当皂隶,从事抓捕、看押、勘验等执法工作,形成了坏人欺压好人的恶劣风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百姓深受其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弊政才被彻底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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