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国内外危机，素有内忧外患一说。直到清朝中期前，这个“外患”都来自北方草原，所以历代中原王朝都是重塞防而轻海防，然而鸦片战争颠覆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战略格局，自那以后，来自海上的威胁，成了中国的噩梦。
鸦片战争中，清朝孱弱的海防力量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然而清朝那时并不是没有水师，其规模还很庞大。清朝定鼎中原后，就建立并长期保持了一支规模达6万人左右的水师，其中八旗水师约1万人，绿营水师约5万人。此外，一旦发生战事，各地还可临时招募兵员。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水师拥有约930艘战船，仅地处前线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就拥有大小战船700多艘，因临时招募了大批水勇，这四省的水师兵力超过了十万人。而英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不足两万人，而且绝大多数不是英国正规军，只是东印度公司的保安而已。英国参战舰艇数量最多时不过65艘，其中没有一艘是主力舰，大多是些武装运输船。然而人员和战船数量如此庞大的清朝水师却被英国的这群几乎称不上是军队的武装人员打得一败涂地，究其原因，是清朝水师的装备太差了，战船和火炮的性能与英国完全不具可比性。
清朝水师主要装备的船型有鸟船、赶缯船、艍船、米艇、同安梭船、大横洋梭等。
鸟船是当时最大的战船，据《皇朝政典类纂》卷三百六十四记载：“船长十一丈至一丈九尺（6.33米—36.67米），阔二丈三尺五寸至九尺六寸（3.2米—7.83米）。”《琉球入学见闻录》记载了一艘鸟船，“长为十五丈（50米），阔二丈六尺（8.67米）”。然而该书作者是乾隆年间的琉球官学教习潘相，他并非水师官员，所以这个记载是否准确是有争议的。
除了鸟船之外，清朝水师还装备了多型制式战船。《清史稿·兵志六》：“ 雍正二年，额定四种战船：曰水艍船，曰赶繒船，曰双篷船，曰快哨船。”其中赶缯船是一种速度较快的大型福船，也是水师的主力战船之一，在收复台湾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这些船型的尺寸并不固定，各地同一时期同一种船型的尺寸不同，不同时期的尺寸更不相同，一般而言，在清朝中前期较大，后期则越来越小。
按《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兵考》十六的记载为例。雍正十年“山东赶缯船长七丈三尺（24.33米），板厚二寸七分（9厘米）；双篷艍船身长六丈四尺（21.33米），板厚二寸五分（8.3厘米）。福建赶缯船身长九丈六尺（32米），板厚三寸二分（10.7厘米）；二号赶缯船身长八丈（26.67米），板厚二寸九分（9.7厘米）；三号赶缯船身长七丈四尺（24.67米）及七丈二尺（24米），均厚二寸七分（9厘米）；双篷艍船身长六丈（20米），板厚二寸二分（7.3厘米）。”
台湾收复后，清廷认为海上再无大的战事，大型战船太笨重，维护成本太高，因此就裁撤了最大的鸟船，赶缯船便升格为水师第一主力战船。“海波既恬，当事者以各港水浅，海船急难摇动且修理估计不赀，节浮费而资实用，尽改鸟船为大赶缯”
然而清朝官员仍嫌赶缯船太大，《广东高雷廉总兵蔡添略奏陈因地制宜陆续改造各营战船管见折》中说：“或船篷之长短不合船身之丈尺，或梁头之阔狭不配船底之平梭……稍遇风浪而不堪主，于各项杠梖配搭违法，不特不能冲锋破浪，亦且驾驶维艰，此皆相沿旧制。”因此他们对赶缯船又进行了改造，“船底加平、船舱减浅”。这样一来，原来可以在深海航行的赶缯船只能在近岸航行了。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朝水师的主力战船体量还不如明末，与1450年代鼎盛时期的明朝水师更不能相提并论，与当时欧洲强国的海军舰船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此时的清朝水师，不要说海上御敌，就连海盗都打不过，乾隆晚期以后，海盗完全不把清朝水师放在眼里，成了沿海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外客商经过珠江口和南海一带要向海盗交税，连朝廷押运官盐的船只也不例外。
据魏源著的《嘉庆东南靖海记》记载：“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
刘平在《清代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指出，因为剿匪不力，朝廷震怒，在嘉庆九年到嘉庆十年广东水师提督一职三易其人。
面对日益猖獗的海盗，朝廷不得不改进战船，于是同安梭船和米艇进入了水师序列。这两种战船都是从民船改造而来的，航速快、船体坚固。
同安梭船分三个型号，“一号同安梭船长七丈二尺（24米），阔一丈九尺（6.33米）；二号同安梭船长六丈四尺（21.33米），阔一丈六尺五寸（5.5米）；三号同安梭船长五丈九尺（19.67米），阔一丈五尺五寸（5.17米）。”
米艇也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其中大米艇“长九丈五尺（31.67米），阔二丈零六寸（6.87米），深九尺三寸（3.1米）”；中米艇“长八丈六尺（28.67米），宽一丈八尺五寸（6.17米），深八尺六寸（2.87米）”；小米艇“长七丈六尺（25.33米），阔一丈六尺四寸八（5.49米），深六尺五寸一（2.17米）”
《清史稿》记载：“历年捕盗，俱赁用东莞米艇，而船只不多，民间苦累。乃筹款十五万两，制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艘，限三月造竣。按通省水师营，视海道远近，分布上下洋面，配兵巡缉，以佐旧船所不及。”
可见清朝水师因战船不行，就只能租赁民船去打海盗，最后索性仿制民船作为战船。经过这种改造，对付海盗的能力有所提高，可是这支民船化了的水师，只能在河口附近的浅海巡逻，远海机动能力等于零，遑论打正规海战了。
同一时期的英国军舰分成六个等级，按照尺寸大小与装备火炮数量区分，等级越低的军舰尺寸越小，火炮数量越少。第一、第二、第三级称为“战列舰”，其余称为“巡洋舰”。一等舰长度在200英尺（60.96米）以上，有三层甲板，火炮约有100门。即便是最小的六等舰，也长达125英尺（38.1米），配备火炮约20门，远比清朝的主力战船大，火力更是悬殊，当时广东赶缯船的武备为“大贡铳二门（重三、四百斤）、斗头铳一门（重二、三百斤)、子母铳十枝”。且不论火炮性能，就数量而言，也远不如英国末等战舰。正因为中英海军力量过于悬殊，所以鸦片战争中，没有发生过一次正面海战，都是英舰进攻清朝的炮台。
清朝水师之所以如此不堪，除了那时科技严重落后外，统治者的战略眼光是最主要原因。他们视大海为天然屏障，所认识到的威胁只有反叛势力、海盗及走私，以为只要实行海禁，就能闭关自守，万事大吉，从没想到会有强大的敌人从海上入侵。
清朝皇帝的这种封闭意识，一代比一代严重，雍正时期，还认识到天津是京畿门户，特意成立了天津水师，可是到乾隆时却被裁撤了。据清朝宗亲昭梿写的《啸亭杂录》记载：“雍正中，宪皇帝念津门附近京畿，海防綦重，因设满洲水师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其协领下若干员，兵三千名，守御海口以防鲸涛不测之变。然满洲兵虽雄健，不利水师，初设时，章程草率，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乾隆丁亥，纯皇帝巡辛津甸，是日大风，海船逆势，难以施演。时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既衰老，复戎装繁重，所传令具错误。兵丁技艺既疏，队伍紊乱，竟操，喧哗不绝。上大怒，因裁革焉。”
从记载中可见，雍正还有“防鲸涛不测之变”的意识，所以设立了天津水师，但没有好好训练，乾隆则索性将其裁撤了，海洋观念还不如他老爹。
到了鸦片战争的年代，蒸汽机船开始出现，但各国海军普遍装备的仍是风帆战舰。一般认为，中国那时科技已经严重落后，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传统帆船建造技术并不比欧洲差多少，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耆英”号从1846年开始的远航，它横跨了太平洋和大西洋，到达纽约和伦敦，实现了郑和都没有做到的壮举。
鸦片战争后，英国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但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清朝仍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帝国，许多西方冒险家都希望到中国来寻找发财的机会。几个英国商人打算买一条中国船到欧洲去展览，以此牟利。
但这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为清政府规定，私售海船给洋人，交易双方都要被斩首；而且之前从未有中国船横渡过大洋，如果中途倾覆或解体，他们都将葬身鱼腹。然而在财富的诱惑下，他们还是偷偷买到了一艘运茶叶的船，还招募了30名广东水手，这些冒险家中就有如今的奢侈品牌莲卡佛的创始人。
为了增加影响力，他们声称这艘船是中国朝廷派去参加英国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他们以签署了《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耆英的名字来命名这艘船。一个叫希生的中国买办担任了船长和水手之间的翻译。
1846年冬，“耆英号”满载茶叶和中国工艺品驶出了香港，踏上跨洋之路。1847年3月22日，“耆英号”首次经受考验，它在毛里求斯海域遭遇猛烈的风暴袭击，最终完好无损。1847年3月31日，“耆英号”绕过好望角，来到拿破仑曾经的囚禁地圣赫勒拿岛，在岛上，船员们发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原来说好的新加坡而是英国，而且船上给养严重不足，这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因害怕船员暴动，船长科勒特被迫改变航向，驶向纽约。
1847年7月，“耆英号”抵达纽约港，中国船的到来成为当地最吸引人的新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科勒特船长趁机对每位登船者收取25美分，结果赚了2万美金，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但同时他也遭到中国水手的起诉，最终26名中国水手得以乘坐另一艘船返回家乡，而希生和3名中国水手在科勒特船长的极力劝阻下，留了下来，希生还同意冒充清朝的4品官员。
从纽约前往伦敦的途中，天气一直很恶劣，“耆英号”也屡次遭遇大西洋风暴，虽然伤痕累累，却仍在1848年3月28日安全驶入泰晤士河。中国船首次到达英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一时趋之如骛，《双城记》作者狄更斯等英国名流争相前往一睹“耆英号”的风采，连维多利亚女王都亲自登船参观。
“耆英号”长50米，宽10.1米，排水量700吨，载重350吨，体量接近英国二级战舰。从这个尺寸来看，《琉球入学见闻录》所记载有50米长的鸟船应该是真实的。
中国船的精湛工艺和优良性能在英国这个海上霸主的国度里备受赞叹。伯明翰造币厂为纪念这一事件还铸造了印有“耆英号”和希生像的纪念币。
清朝的造船能力与明朝相比是大幅度倒退的，但即使如此，一艘当时民间的普通茶叶运输船却比水师的主力战船还大，而且横渡了两大洋，可见中国数千年积累的造船技术底蕴非常深厚，如果清政府愿意，以中国资源之丰富，至少在清中前期完全可以打造一艘世界一流的风帆舰队。然而明清两代的大多数皇帝缺乏海洋意识，不仅愚蠢地拒绝了海洋，还无视甚至扼杀本国原本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造船技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国家民族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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