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孟河川，1962年出生在陕西铜川的一个煤矿家庭。父亲是矿上的技术员，母亲是卫生所的护士。
1980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空军工程学院，成了全矿区第一个考入军校的大学生。
198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兰州空军基地任机械师。那时的西北，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每天和战机打交道，在跑道上度过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她叫安子怡，是1965年生人，西安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基地医院。1985年春天的一场飞行事故中，我为了确保战机不会坠入居民区，强行改变了迫降方向。虽然保住了战机，但右腿落下了终身残疾。
在医院的三个月里，安子怡负责我的康复训练。她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扎着一丝不苟的马尾，推着轮椅带我去做复健。我至今记得她说的那句话："河川，你是英雄，伤痕是最好的勋章。"
那时候，收音机里经常放着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她总会在给我按摩时轻声哼唱："让晚风轻轻吹过，抚平我的创伤......"
渐渐地，我们相爱了。她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可我看着自己的伤腿，内心充满了自卑。1986年初春，组织考虑到我的伤情，给了我两个选择：留在空军后勤部门，或者转业返乡。
我选择了后者。临走前，安子怡拿着我们的合影，眼含泪水说："等我，我申请调到你家那边的医院。"
"别傻了，"我故意冷着脸，"我这样的残疾人，配不上你。"
那是1986年4月的一个雨天，我坐上了西去的列车。透过车窗，看见她在站台上的身影渐渐模糊在雨幕中。
回到铜川后，我在煤矿医院找了份药剂师的工作。后来听战友说，安子怡曾经申请过调往铜川，被她父亲阻止了。她父亲是省医院的副院长，怎么会同意女儿去一个煤矿小城？
日子就这样过去。1990年，我的伤腿彻底康复，但已经落下了跛足。同年，我和一个小我六岁的护士结婚了。她知道我心里有道过不去的坎，从不过问。
2006年深秋，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到医院找我。他叫安明昊，是安子怡的儿子。
"妈妈去年走了，乳腺癌。"他递给我一个黄色的信封，"这是她留给您的。"
信是在医院的护士站里拆的，旁边的仪器发出规律的滴答声。泛黄的信纸上，是她秀气的字迹：
"河川：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离开了。我这一生最不后悔的，就是遇见你、爱过你。你的伤是替战友挡的，替百姓挡的，我怎么会嫌弃？只是你从未给我机会证明这份心意。
1988年我确实结婚了，丈夫是个好人。明昊出生后，我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临终前，我告诉明昊，让他替我完成一个心愿。
你书架上应该还放着那台老式录音机吧？打开它，里面一直放着那盘邓丽君的磁带。二十年了，我知道你一直舍不得听......"
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这些年，我确实一直留着那台录音机，却再没听过那首歌。
安明昊告诉我，他妈妈生前一直在研究截肢者康复治疗，发表了很多论文。她说，这是为了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伤员重获新生。
"叔叔，"临走时他说，"妈妈说您是她见过最勇敢的人，可惜，您唯独对爱情不够勇敢。"
那天晚上，我终于打开了那台尘封多年的录音机。邓丽君温柔的歌声响起："让晚风轻轻吹过，抚平我的创伤......"
泪水不停地往下落。原来，最深的遗憾，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本可以拥有，却选择了放弃。
最后，我想起了一首旧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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