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间谍袁殊，功勋卓著却蒙冤入狱20年|军统|戴笠|潘汉年|袁殊|间谍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载：北京日报

原题：五重间谍

作者：杨丽娟

导读：《伪装者》是一部迷雾重重、惊险不断的谍战剧，相信看过的朋友对剧中明楼这一角色有深刻印象。

因为他的身份非常复杂，看似他是军统打入汪伪政权内部的情报人员，实际上他却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也正因为明楼复杂的身份，让很多人觉得这个角色是编剧杜撰出的艺术形象，其实不然，明楼是有现实原型的，而他的原型的身份远比电视剧中复杂，共有五重身份。

他，就是今天要讲到的传奇特工——袁殊。

为尽量叙述得详细清楚一些，本文有点长，需要一定阅读或听文耐心。

袁殊身份关系图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

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加传奇的“伪装者”，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被人们关注。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另外还是青洪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

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单纯的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也经历了一生命运的坎坷曲折。

抗战结束回归解放区时，就有人说他是“汉奸”；

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入狱20载，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

就连他的子女，都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自武汉北上的列车里，只剩下一位老者还没下车，他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

站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等得有点着急，他猛然看到了老者，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被叫作曾龙的中年男子，看着眼前阔别22年之久的父亲袁殊，甚至叫不出“爸爸”两个字。

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回京探亲的父亲，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中写道：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他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子女身边消失了22年的袁殊，终于归来了。

曾龙却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殊的身份是一个长达20多年未能解开的谜。他回来了，“谜”还未得解。

1984年，袁殊（右二）与儿子曾虎（左一）、学生胡肇枫（左二）、梅丹馨（右一）

在曾龙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

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家，却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

当年不满11岁的曾龙对此似懂非懂，茫然无措。

此后很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

这样的家庭变故，给曾龙带来的直接麻烦是填表问题。

小学毕业时，他托词父亲出差把登记表交给班主任处理。

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出身问题无法再回避。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

母亲的回信非常简单。就是从这封仅一页的回信中，曾龙才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

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

这份履历，让曾龙眼中的父亲更加神秘：

解放后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父亲曾达斋，与当过“汉奸”“特务”的袁殊，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年岁渐长，曾龙逐渐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的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出生之时正赶上辛亥革命。

他的父亲袁晓岚是个晚清秀才，当时在武昌，毅然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中，甚至还带着枪回到老家蕲春县，夺了权。

虽然袁晓岚参加了革命，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却有点不着调，回家没多久，便卷着妻子的嫁妆去了武汉，开了家人力车行做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把袁殊和年幼的次子，交给妻子一人抚养，是不闻不问。

好在袁殊的母亲娘家富裕，靠着娘家的接济，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是小地主级别的水准。

然而，在袁殊8岁那年，他的外祖父母相继离世，父亲袁晓岚在去法国勤工俭学路过新加坡时伤了腿，无奈返回上海。母亲变卖家产，带着袁殊兄弟，前往上海照顾袁晓岚。

当时的袁晓岚，连自己看病都需要别人资助，在经济上，更帮不到袁殊母子，无奈，他们只能寄居在三姨家中。在三姨夫的资助下，袁殊进入浦东中学读书。

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而袁晓岚，在伤好后先是给人当幕僚，然后回到上海，在国民党民团工作，算是有了稳定薪金。

旧上海

然而，生活稍稍安定的袁晓岚，便不再管袁殊母子，而是自己找个女学生，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再后来，袁殊的三姨夫家里出了变故，连自己的日子也过不了，只能让袁殊母子另想他法。

袁殊的母亲无奈，带着孩子在浦东十八街安了家，靠着教工人读书识字换些米，勉强为生。

袁殊也失去了上学机会，早早进入社会，靠给人卖大饼油条、擦皮鞋之类，勉强谋生。

对于袁殊的遭遇，三姨家的表弟很同情，四处求人，帮他找了一份在印刷厂当学徒的工作。

经历过穷苦的袁殊很懂事，为了省下几个坐电车的钱，每天徒步几小时，在家与印刷厂间来回奔波，挣下的工钱，则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印刷厂不缺书，在工作之余，袁殊也有机会接触刊印书籍，《文学》《醒狮》等进步书刊，让袁殊升起了强烈的求学欲望，于是，他离开了印刷厂，跟母亲表明心迹。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哪有钱供袁殊读书？无可奈何下，母亲给袁殊指了一条路——去找你爸爸。

于是，袁殊便经常往国民党上海党部跑，可当时的袁晓岚，再次经济困难，即便是想帮儿子，也有心无力，每次袁殊都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最后一次，袁殊是饿着肚子来的，在气饿相交下，竟然晕倒在路边，恰巧被一位叫袁绍先的先生看到，将他救了下来。

袁绍先

袁绍先是位“长沙奇人”，15岁在绸布店当学徒，18岁进入商业学校银行科，毕业后加入宝华实业总会，负责筹建工厂、学校、牧场等事宜。

进入商业学校时，辛亥革命爆发，受革命思想影响，袁绍先在经商的同时，一直从事革命活动，还组建了“五族少年保国会湖南分会”。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担任湖南都督及省长，上任之后肆意妄为，纵兵烧杀抢掠，摧残教育、镇压爱国学生，引起湖南各界极大愤慨。

1919年9月，在毛泽东、彭璜等人的带领下，驱张运动秘密展开，12月，长沙的学生、教职员、市民万余人在省教育会举行焚烧日货行动，张继尧派兵镇压，捕5人，伤10人。

此事将驱张运动推向高潮，驱张代表团奔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扩大宣传，终于在1920年6月，张敬尧迫于压力离开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对于驱逐张敬尧，袁绍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却鼎力支持，毛泽东带代表团前往北京之时，他曾拿出300银元作为资助。

此后，袁绍先又多次资助革命活动，在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和织布厂时，都给过资金上的支持。

1922年，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发动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残酷镇压，死3人，伤30人，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

当时的袁绍先，是湖南劳工会的一员，听闻黄爱、庞人铨二人惨死，义愤填膺，决定刺杀军阀赵锡恒。可惜的是，袁绍先的炸弹，只炸伤了赵锡恒的轿夫。

赵锡恒

袁绍先因而遭到通缉，逃亡上海，直到1924年才敢回长沙。时隔两年，赵锡恒依然保持强势高压。因此，袁绍先再度来到上海，并加入国民党，从事劳工工作。

袁绍先了解了袁殊的苦难经历，表示愿让袁殊免费到自己与人合办的“立达学园”读书。

进立达学园后，袁殊的日子依旧艰辛，原因无他，虽然在袁绍帮助下，袁殊得以免费入学，但伙食费得自己出啊，袁殊的母亲每月只能给他几个铜板，吃饭问题还得袁殊自己解决。

好在一点，袁殊“脸皮够厚”，虽然衣着破破烂烂，但从不自卑，每次开饭，都大摇大摆走进食堂，拿起碗筷就吃。

之所以敢如此，是因为立达学园的教学宗旨秉承孔老夫子的“仁者爱人”，实行互助生活。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成立不久的立达学园的学生，也投入到这次学潮运动，虽然当时的袁殊年仅14岁，但却是立达学园的学生代表和宣传员，与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的学生代表，一同带着学生游行。

早在1926年，还在上学的袁殊，便给父亲的朋友、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胡抱一当秘书，曾替胡抱一给胡宗南送过信。

胡抱一

1927年3月，胡抱一去南京时，将已毕业的袁殊也给带上了。在胡抱一的帮助下，袁殊进入国民革命军27军，在政治部宣传股担任少尉股员。

刚到南京1个来月，“四一二”政变爆发，紧接着，汪精卫在武汉也叛变革命，在国军内斗之时，孙传芳见有利可图，坐不住了，他攻克徐州，兵锋直指南京。

因二十七军与孙传芳有勾结，在国军取得胜利后，二十七军被解散，袁殊又投奔了18师师长，凭借聪慧的头脑，仅仅2个月便成为中尉指导员。

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是北伐军中最年轻的军官。

北伐途中的袁殊，1927年皖赣边界

1928年，袁殊回到上海，加入由高长虹等人组成的“狂飙社”。

乱世之中，袁殊几经周折，于1929年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

1929年冬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袁殊）

1931年回国之后，袁殊在上海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而后，便是曾龙看到的履历表上的一串经历。

曾龙后来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

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而逐渐勾勒出父亲人生轨迹的曾龙，当年更是无法理解，袁殊到底是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他到底是“落水”的“汉奸文人”，还是不惜个人荣辱的地下革命战士？

父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20多年，曾龙本以为，这样的疑惑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没想到，1977年，袁殊突然回京探亲了。

原来，1955年袁殊被捕后，拘留审查了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

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关押8年；

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

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北京的子女通信联系、回京探亲。

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就先让子女们传阅了1965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而后，他才开始解释：

“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曾龙回忆，在以后的几年中，袁殊逐条对他解释了判决书的内容，谈了许多往事。

但无论谈什么，凡涉及到现实仍有保密性的人和事，他都绝口不提。

尽管如此，曾龙“对父亲的问题始终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

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

而平反也是历经曲折，袁殊多次提出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还向夏衍、李一氓、熊向晖、罗青长等当年的老战友写了求援信。

平反之后，曾龙心中关于父亲身份的谜团才慢慢解开。

在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眼中，袁殊同样是一个打满了问号的历史人物。与曾龙不同的是，丁淦林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因为其新闻学研究。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丁淦林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学子。读到袁殊的《记者道》一书时，丁淦林记住了这个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主义”的作者“袁殊”。

后来，他知道了袁殊曾“转行”做地下情报工作，但他搞不明白这个从新闻事业“转行”的人最后为什么成了“汉奸”。

几十年后的1984年5月14日，丁淦林偶然看到《解放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知道袁殊尚健在。

随后，丁淦林很快打听到袁殊在北京工作，并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天半的访谈中，袁殊谈得最多的，不是他堪称传奇的情报工作，而是1931年创办的四开周刊小报《文艺新闻》。

他告诉丁淦林，当年上海的报纸很多都被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报界情况更糟，记者要么与青帮有染，要么是为资本家办事儿。

他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自己的报纸，当一名职业记者，既作为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

于是，妻子马景星回娘家筹集了500块钱创刊经费，袁殊自己当总编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就这样，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了。

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茅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直接称它为“‘左联’领导的一个外围刊物”。

其中最为左翼文化界称道的，莫过于袁殊策划的关于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以及中共党员林育南、何孟雄等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

“左联”五烈士

国民党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批杀害青年作家和革命志士，但由于消息被封锁，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五作家蒙难的情况。

左联痛彻心扉，想尽办法想要将此事儿公之于众，可迫于反动派的压力，没一个报社敢报道，无可奈何之下，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直接找到袁殊问：

“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

袁殊慨然应允。

不过，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和《文艺新闻》，还是提供消息的冯雪峰，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再三斟酌后，袁殊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

冯雪峰

果然，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赫然见报。

随后，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

第六期登载了五位作家的遗照，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则分别发表了回忆胡也频、殷夫等人的纪念文章。

这些照片和文章，自然都是由冯雪峰提供。

系列文章登出后，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

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坚持出版了60期，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

而据袁殊对丁淦林的回忆，《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高达10000份，经济方面已完全独立。

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

夏衍

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在当初那种形势下，他（袁殊）虽然没有向我表示他的政治身份，却明白地表示，他愿为左联效力……他就用这口号‘客观’地报道了‘左联’关于五烈士牺牲的宣言……”

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

事实上，当时的《文艺新闻》编辑部，私下已经成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去约见进步人士。

丁玲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

他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在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

此外，他留下的新闻学著作还包括《记者道》等。

他的剧作《工厂夜景》，则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谈话，袁殊的名字或许将留在中国文学或新闻学的历史中。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这些左翼文化名人，大多和袁殊有交集

“灰色小市民”

改变袁殊命运的这场谈话，发生在1931年10月的一天。

那天，按照潘梓年的通知，袁殊准时到达了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

中午时分的咖啡店很安静，除了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

另一人袁殊从未见过。

潘汉年、袁殊

寒暄过后，潘汉年对袁殊说：

“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潘汉年接下来的话，无意中成了袁殊一生的命运转折点。

他告诉袁殊，“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

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

原来，在办《文艺新闻》的过程中，袁殊的思想越来越左倾，此前他已经向夏衍表示过“希望在政治上提高一步”。

而当年的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

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

周恩来

由于原中央特科的很多骨干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新上任的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这时，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潘汉年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就是在座的袁殊从未见过的那个人。王子春还是李克农的上线联系人。

因为《文艺新闻》的左倾色彩很浓，袁殊的政治立场也很容易被人猜到。

为了隐蔽身份，他被要求慢慢褪掉红色，褪掉“左的颜色”，变成一个“灰色小市民”。

他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党获取战略情报。

为此，借着上海一些流氓小报和御用文人不断攻击的“东风”，出版了60期的《文艺新闻》于1932年6月20日停刊。

此时的袁殊，最重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新闻活动，他为自己改了个颇有鸳鸯蝴蝶派味道的新名字“袁逍逸”。

曾龙曾经看过父亲的一张旧照，拍的就是“灰色小市民”时期的袁殊和家人吃饭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照片中有一幅挂在堂屋墙上的对联——“书生本当奴才用，好汉原为酒食谋”，问了父亲才知道，对联是郁达夫所书，挂在堂屋也有“改换颜色”的用意。

郁达夫、王映霞

“左的颜色”逐渐褪去，可对于如何搞情报工作，袁殊一开始真摸不着门道。晚年时，他曾告诉儿子曾龙，初做情报工作时，几乎手足无措，甚至怀疑自己不是搞情报工作的材料。

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秘密工作训练。

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

教他的老师说，传递消息时要在数字上有规律地加一减二，有所变化。

比如，说“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实指周四；说“中午12点见”，实指11点。

训练结束后，袁殊正式投入了地下情报工作。

王子春让他想想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以打开工作局面。

袁殊其实有着现成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那就是老爹袁晓岚。

袁晓岚前期追随孙中山，后期追随蒋介石，大小也是个官，但抛妻弃子的行为让袁殊很不满。

袁殊并不想和父亲扯上关系，不过要想与军统产生瓜葛，非得利用这层社会关系不可。

这样还是通过父亲的朋友胡抱一的推荐，袁殊认识了“刺杀大王”王亚樵。本以为凭借王亚樵和戴笠结拜兄弟的关系，可以搭上戴笠这条线，结果王亚樵却和戴笠分道扬镳，苦心经营的关系打了水漂。

1932年春，他忽然想到在上海的表兄贾伯涛。贾伯涛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在蒋介石面前相当得宠。

贾伯涛

王子春听后，便指示他给贾伯涛写信请求代为谋职，甚至帮他修改信的内容。

贾伯涛当年入黄埔军校，全靠袁晓岚的推荐，所以将这份恩情报答在了表弟袁殊身上，将袁殊介绍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

吴醒亚是湖北人，老乡观念重，除了袁殊的湖北籍令他看重外，当年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结果一飞冲天，加上贾伯涛又是蒋介石的红人，自然没有二话。

吴醒亚

袁殊由此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后来又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

为了在工作上有所突破，王子春指示袁殊发挥特长，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公开职位，以便开展情报活动。

于是，曾因《文艺新闻》小有名气的记者袁殊，再次回到了上海新闻界，只不过，这一次，他供职的是政治色彩不十分强烈的新声通讯社。

有了记者职业的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从而及时获取内部消息。

日本领事馆

不久，他又在王子春的策划下，带着一本日文杂志去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

开会前，他装作漫不经心地翻阅日文杂志，此举果然引起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的注意。

一来二去，袁殊和岩井英一成了私人朋友，有时也聊一些人事消息。

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

袁殊将此事汇报给王子春，并在王子春的指导下报告给吴醒亚，吴醒亚认为袁殊打通日本人的关系对获取情报有利，果然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

岩井英一

至此，年轻的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而隐藏最深的身份，自然是王子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王子春几乎手把手地具体指导下，三重身份的袁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顺利地“伪装”了3年。

有了多重身份的袁殊，在上海上流社会，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于是，上海的地头蛇也开始关注袁殊，被青洪帮大佬曹幼珊收为关门弟子。而袁殊也借此拓宽了情报渠道。

曹幼珊在当时的青帮，可谓首屈一指的人物，拜曹幼珊为老头子的袁殊，辈份与黄金荣、杜月笙相平。这让袁殊更上一层楼，成为上海滩风云人物。

然而，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军统逮捕。

“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约瑟夫·华盛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

奇怪的是，审讯人员在华盛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他也被卷入“怪西人案”。

隶属于中央特科的袁殊，什么时候跟远东情报局有了联系？

原来，1935年春，袁殊应岩井邀请赴日“观光回来后，王子春却失踪了。袁殊与王子春是单线联系，王子春一失踪，袁殊再也联系不上组织了。

【编者注：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按组织安排，王子春等人转移到了苏联。王子春在那边化名欧阳新。

不幸的是，受苏联共产党清党影响，1937年夏王子春被捕冤杀。

他没有留下任何身外身内之物，没有坟墓，没有遗骨，没有照片，没有真实姓名。

只是传说他可能本来姓刘，是湖北人，因为精通英语，大革命时期曾给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当过翻译】

为与组织恢复联系，袁殊便请夏衍帮忙转一封信给中央特科领导。

按规定，中央特科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一般党员不能和中央特科联系。但因袁殊说情况紧急，夏衍便将信转给了蔡叔厚。

当时蔡叔厚已从中央特科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工作，且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殊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并由“小李”与他联系。

他并不知道，此次“怪西人案”案发，其实是因陆海昉叛变，陆海昉把华盛顿供出来了。而陆海昉就是“小李”。

上线已叛变，作为下线被捕的袁殊，情报生涯似乎就要画上句号。谁也没料到，1937年下半年，袁殊居然又以“军统潜伏人员”的身份在风云变幻的上海滩再次活跃了起来。

袁殊与袁牧之（左）

爆破“76号”

由于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戴笠的军统也有意拉拢袁殊，再加上袁殊的父亲袁晓岚，出于对袁殊的亏欠，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在“怪西人案”中，袁殊最后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

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

日本留学时期的袁殊

将近一年后回国，已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那时起，他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上海的政治舞台愈发纷繁复杂，情报工作也更加困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急需一个熟悉日本、跟日方高层有联系的情报头子。

刚好戴笠跟杜月笙是拜把子兄弟，杜月笙便将青帮兄弟里“专业对口”的袁殊，推荐给戴笠。

于是原先就曾拉拢过袁殊的戴笠，亲自登门找到袁殊，表示要委以重任。

杜月笙、戴笠

经过向潘汉年报告请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

很快，袁殊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公开的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电视剧《伪装者》中，既是军统特工情报科科长又是中共地下党上海站站长的明楼，坐镇幕后，成功爆破了汪伪政府运送日军高官的专列“樱花号”。

真实的历史中，“军统潜伏人员”袁殊至少策划了两起爆破事件，其中一件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

虹口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袁殊的学生胡肇枫根据其留下的“申诉材料”和日记完成的传记中这样讲述：

日本海军仓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的后院，袁殊和“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的王铁民化装成纱厂职员侦察后发现，卫兵对进出仓库的人盘查很严，能凭着特别通行证进入仓库的几乎都是日本人。

仅有一个伙夫是中国人，这个伙夫每天踏一辆“黄鱼车”（上海话里对三轮车的别称）为日军买菜送菜。

袁殊便找来王亚樵的徒弟王铁民跟这个伙夫套近乎，接近一段时间后，趁机将定时炸弹藏进了“黄鱼车”上整只的南瓜和冬瓜内……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并没有更多的确切史料。但袁殊本人因策划了虹口大火，而被军统局记了大功。

军火仓库爆炸后，日军到处搜查却找不到作案者，最后只好“哑巴吃黄连”，尽可能抹去事件的政治色彩，对外发布消息称“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纯系偶然事故。”

不过，另一个“爆破76号”的计划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伪装者》中被上海市民称为“杀人魔窟”的76号是真实存在的。

1938年，上海的汉奸和日本人不断被刺杀，日寇扶植的汪伪势力委任丁默邨、李士群负责筹建特工总部，地点就设在极斯菲尔路76号。

76号

76号成立后，疯狂镇压抗日运动，残害人民，杀害了多名爱国人士。此时，袁殊接到了军统的命令——“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自己常搞暗杀活动，自己也防着被暗杀，因此居无定所，出没无常。

袁殊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直接将76号特工总部“一锅端”。

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计划也得到了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

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袁殊随即被捕。

袁殊过去跟李士群其实也有交往。但这次袁殊要暗杀李士群，李士群十分恼怒，袁殊危在旦夕。

李士群（右）与丁默邨

此时的袁殊已经具备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即在自己的几重身份中找到了最能给李士群施加压力的一个，也就是日本领事馆情报员。

于是，他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传递给了岩井英一。

不谋而合的是，潘汉年在得知袁殊被捕后，想到的办法也是利用他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请袁殊妻子马景星给岩井英一打电话求援。

果然，袁殊被76号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已经是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

岩井英一为何愿意从76号特工总部“营救”中国人袁殊？

一方面，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闹派系闹得厉害，互相有竞争有矛盾；

另一方面，深谙“以华制华”之道的岩井英一还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这个懂日语、能写文章、能搞活动的中国人。

1939年秋在上海宝山路

“严军光”

从76号脱险后，袁殊住在岩井英一为其安排的百老汇大厦，身边还有岩井英一的两个部下明为“保护”实则监控。

没过多久，岩井英一便要求袁殊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

这其实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幕后的情报人员变成公众面前的“落水汉奸”——这可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大事，袁殊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设法向潘汉年汇报。

在潘汉年的授意下，他将计就计，走上了一生中最扑朔迷离、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面对岩井英一，袁殊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

没过几天，他就写成了《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1939年11月，文章在中日各大报刊发表。

岩井英一、袁殊

这篇文章的署名本是袁殊的假名“严军光”，但后来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张扬开来，再加上报纸上印刷的签名手迹是许多人都熟悉的，从此，人们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当时他的很多老朋友非常气愤，都不愿和他继续来往。袁殊曾经秘密地给一个朋友说，“我算是身败名裂了。”

面对军统，袁殊则悄悄给戴笠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贡献。

戴笠果然回信慰勉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联系。

如此，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

而这一切的幕后，是潘汉年和袁殊串的“一回戏”。这出戏，袁殊一直演到抗战胜利。

《兴亚建国论》发表后，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又让袁殊负责“岩井公馆”，作为日本特工机关。

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

袁殊在1984年的回忆文章《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中，特意解释了“严军光”的含义：

“‘严’与‘年’谐音……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托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

他和潘汉年一起，将地下党员陈孚木、恽逸群、翁从六等安插进“岩井公馆”，获得了多个重大的军事战略情报。

潘汉年甚至在“岩井公馆”设立了一个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一次有人向袁殊报告说电台可疑，结果被训斥了一顿。电台设立了10个月，最终因敌方盘查过严而转移。

在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

据袁殊的回忆文章，他将日军开始清乡的情报告诉潘汉年后，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一支部队，随即在群众的协助之下，准备了大量的方桌和门板，在夜里从桌板上跳过竹篱笆撤离了。”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宝根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袁殊，为查阅一手资料，他曾到北京、南京、重庆、台北等多个城市查找档案，还翻阅了日文版的岩井英一回忆录。

孙宝根告诉记者，据岩井英一回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

孙宝根在《中共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袁殊》一文中写道：

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这些情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军决定放弃“北进”计划而改为“南进”战略。

所谓“南进”，即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

1940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

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殊判断日本即将南进，他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

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

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在西线布置兵力的同时，为防止日军“北进”，不得不抽调兵力到远东。

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于孙宝根提到的活动经费，袁殊晚年也回忆道：

“几年中我供给潘大量经费（由翁从六经手）……我一次就给翁廿五万元老法币，作《救亡日报》购买印刷器材的费用，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深知内幕。”

上世纪50年代初，袁殊（左二）在北京与李克农（右二）等在一起

新的黎明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保留了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名头。

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王新衡告诉袁殊，戴笠认为他“对日本人应付得很好”，很看重他，安排他10月10日去见戴笠。

袁殊满口答应，可是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由党组织安排投奔了解放区。

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袁殊”，军统则对袁殊下了通缉令。

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

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建议他改名字。

于是，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

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苏北、胶东、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

1948年的袁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

当时，上海地下党时期外号叫“老太爷”的张唯一对袁殊说：“袁殊这个名字今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但是，袁殊的新生活始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与过去的历史彻底隔断。

虽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

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袁殊总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

1954年，身穿解放军军服的袁殊在前门附近与老熟人聂绀弩不期而遇，袁殊热情地打招呼，不想聂绀弩却投来鄙视的眼光，冷冷地说：

“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

面对类似的异样目光，袁殊无法解释。

聂绀弩和夫人周颖

多年后，还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点的身高和熟练的日语污蔑他，“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

1955年，更大的打击降临。潘汉年于这年4月3日蒙冤被捕，作为潘汉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

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劳动改造和上诉。

直到袁殊获得平反后，还有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他是“汉奸”。

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开始准备写潘汉年传记，为了收集资料，他在1987年3月7日采访了晚年的袁殊。

谭元亨告诉记者，当时找到袁殊颇不容易，很少人知道袁殊已平反，不愿告诉他袁殊的住址，有人甚至根本不愿意提起袁殊这个名字。

直至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谭元亨才得到确认，当年是潘汉年让袁殊主动打入日伪机关。楼适夷还帮他找到了袁殊。

楼适夷（右四）与冯雪峰（右一）、内山完造（右二）、许广平（右三）等人

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偶尔也有“诉苦”。

解放后有一次在大连遇到丁玲等一批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人，他不无感慨地说：

“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

丁玲的回答是：

“我们了解你。”

更多时候，他都沉默着。晚年回忆起在前门偶遇聂绀弩的往事，他只是淡淡地对曾龙说：

“我不怪绀弩，他不了解我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是袁殊于1971年在秦城监狱写下的诗句。

1982年8月29日，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殊案也作出判决，要点如下：

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

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

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

“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1984年，袁殊在潘汉年故居，与潘汉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他说：

“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谭元亨至今记得，他去拜访袁殊时，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言语不清，行动不便，但袁殊仍坚持翻箱倒柜找出平反的文件给他看。

谭元亨说：

“平反文件只有一页纸，有点皱，他显然很执着于这一点，生怕别人不相信他已经平反了……”

很多年后，谭元亨才想明白袁殊心中的执着，那是经历特殊年代风风雨雨的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定论。

就在谭元亨拜访袁殊的同一年11月，袁殊在北京病故。

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他的儿子曾虎在发表的挽文中写道：

“他死于今年第一场大雪降临之时，当我推着他的遗体穿过庭院去太平间时，风停雪住了，满地白雪、满树银花，在庭院灯辉映下分外肃穆……

那是1987年11月26日清晨，一个新的黎明正在降临。”

视频：五重间谍袁殊

视频：传奇特工袁殊

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曾龙《我的父亲袁殊》一书，特此感谢！

下面的内容供选读（写作的角度、风格及掌握的资料有所不同）

中共、军统、中统、共产国际、日本等五面间谍叠满的大佬，中国最强伪装者——袁殊

来源：百度网

作者：悠久百年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伪装者》中两位兄弟的对话。

“你是汪伪政府特务委员科副主任，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科长，你现在告诉我你是共产党，那你还是谁？”

“我还是你大哥。”

这样一个三重间谍都让观众直呼厉害，在各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一个间谍稍不谨慎，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都可能会没了命，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而他却混得如鱼得水，还变成了三重势力的大佬。

五重身份叠满的背后

那些抗战片中被捕后严刑拷打的战士，十指连心的江姐，《红岩》中那些被捕后后遭受各种毒打依旧向往光明的战士们，潜入毒贩中间做卧底的警察们，他们每一秒面对的都是险象环生，每一分钟都是生死时刻，甚至每一句梦话都可能暴露身份，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埋伏在身边的细作。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伪装者》中的明楼是如何混得风生水起，同时又坚定不移地做一位共产党员为我党输送情报的呢？

这样的一位人物其实是有原型的，他的原型甚至更加厉害，是一位五重间谍。混迹于各方势力之间，是情报的主宰，也是一名记者，如果不是加入情报工作，很有可能名留文坛。

在日本特工那里，他甚至地位高得引起汪精卫的忌惮，让汪精卫到了担心未来自己的帽子不保的地步，日本人将他当成了出众的特工，甚至天皇都接见他。日本高官将他当成朋友，在他被军统捉到后还极力营救。

在国民党那里，他既是军统，又是中统的高级领导。

原来国民党当时分为中统和军统两个情报机构，分别由戴笠和陈立夫、陈果夫控制，内部势力斗争得非常厉害，可以说是不同的阵营。

戴笠算是蒋介石的小迷弟，完全拥护蒋介石，本身就是狠人出身的戴笠干情报工作更是讲究实效，在当时甚至还被称为最狠辣的情报机构之一。这一军统情报机构也算是蒋介石的私人情报机构。

而中统被陈立夫等人控制，二人讲究推行国家的意志形态理论方面，利益集团也偏向于蒋中正，他们曾经势力高时甚至将周恩来总理创立的中央特科赶出了上海，但军统崛起后他们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中统和军统都属于情报部门，类型相似，各方面也会有交叠，特别是抢人大战和执行任务时，所以双方之间开始斗个你死我活。

在黑道大佬那里，我们的五重间谍甚至曾经与著名的上海三大亨中的杜月笙、黄金荣，这两位当时跺一跺脚上海都要抖三抖的人物是师兄弟，被他们的师傅招为关门弟子。

在当时那个时代，那可是背靠黑道好发家呀，我们的五重间谍，也是凭此身份引起了军统头子戴笠的注意，更是在被捕后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动他。

而在共产党方面，他曾是中共特科，也就是周恩来总理所创立的情报机构的特工，当时他是潘汉年的下属，“412”反革命政变时他反对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因此丢了饭碗，之后前往日本留学并结交了很多日本上流朋友。

也就是这样的经历引起了潘汉年的注意，将他任命为中共特工的特工，并将他作为一颗钉子打入了国民党和日军的内部。

同时他也是共产国际的特工，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与上司潘汉年一度失去了联系，所以写了一封自证清白的信托中共驻沪的核心党员夏衍进行转交。

可是当时夏衍不情不愿，就很随意地交给了中共特科的负责人蔡书厚，可是万万没想到，当时的蔡书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特工了，他把我们五重间谍的来信交给了上级，并将我们的五重间谍正式列为共产国际特工。

这就是我们五重身份叠满的大佬，中共的传奇特工——袁殊。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一位传奇特工的故事。

五重特工的童年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曾经是同盟会，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也是最古老的国民党，从中可以窥见袁殊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革命地位方面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的父亲甚至还曾经参加辛亥革命，最早的推翻清政府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革命。本来有这么一个强爹，完全可以躺赢了。

袁殊的母亲是原配，但是不得父亲宠爱，两人不久离异。袁殊不得意时，还曾经落魄到卖菜卖水果为生，卖油条的地步。后来，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到了实在连饭都吃不下去的地步，她只能再次带着袁殊他们投靠这个曾经的丈夫。

袁殊终于有了上学的机会，从小穷困潦倒的生活让他见识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他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他积极的参加各种大学罢课的活动，期待新中国的成立。

他参加当时著名的五卅运动，1925年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小年纪的他当时却已经有了维护国家主权，让每个穷苦的人民都能过上更好生活的志向。为了实现梦想，他加入了国民党。

可是当时的他发现后期的国民党，特别是在孙中山去世后，渐渐的变质了，在当时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他也结识了很多共产党朋友，了解他们的信念，这也为以后他加入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而“412”反革命政变中，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他极力反对。不久他被免职，所以袁殊出走日本，在当时大学主修了新闻专业，以便更好地了解时政大事，善于交际的他还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

回到中国后的他创办了《文艺新闻》，里面发表左翼作家鲁迅等人的文章，希望给这个国家一个更好的救赎，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封建残余的压迫，反对帝国的统治，是一个红色的革命报刊，这也引起了潘汉年的注意。

这一位自身能力出众，又有着富国振兴为己任的爱国少年，社交能力以及为人处事能力堪称天花板，同时喜怒不形于色，完全是一个特工人才。

更别提他的父亲在国民党内的关系以及他出色的日语能力，这将会是一位是史诗级特工。当时的袁殊加入了共产党情报机构，而当时的袁殊应该是不到20岁。

袁殊迅速的入手情报工作，他出众的学习能力以及在新闻专业领域所掌握的迅速整合信息能力，让他初出茅庐便已经超越了很多老牌特工。

再加上他年少经历的颠沛流离苦涩的童年生活，他心智坚强，超乎常人，任何人无法从他的脸色中看出他到底在想什么。

那个与黑暗为伍却又游刃有余的少年

袁殊的表哥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后来混的风生水起的表哥更是与中统头目吴醒亚关系熟识，在当时那个年代，做特工工作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关系才能做的更好。

就像电视剧麻雀中徐碧城凭借自己的外甥女关系才潜入日军机构，有一个靠山不仅能够更好的掩盖特工身份，也能在关键时候拉自己一把，不用像那些暴露身份的其他特工一样像蚂蚁一般被碾死。

当时得表哥推荐，他加入了中统机构。之前他请示潘汉年时，潘汉年对他打入中统内部的行为表示大力赞成，这将会是一个钉子，也会是一个最好的棋子，将会成为最好的伪装者。

而后来他又以记者身份出席南京记者招待会，就是在这一场招待会上他结识了驻沪日本副领事岩井英一，当时他出众的日语能力以及在留学期间所培养的眼界学识很快引起了日本副领事的注意。

优秀的人总会引起所有人的觊觎，出色的人会引起各方势力的哄抢。日本副领事一眼看中了这位出众的少年，想要收入麾下。

“你想不想要成为我们日本天皇的特工？”

袁殊意味不明地笑了笑，然后直接握住了这位日本副领事的手。

在迎来中共特科和中统特工后，他又迎来了第三重身份。

获得潘汉年的许可后，这位伪装者披上了他的第三件外套。当时的日本特工这一身份会是他以后情报工作的最好保护伞，就像部分电视剧中所演绎的那样。

当时在战争中暂时处于上风的日本直接被部分汪伪政府和伪军们当成主子一样的上等人，所以在他们看来能够当日本的特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目中无人。

而这三重身份却远远不是他的终点，他在黑暗中独行，接触不到阳光，每时每刻都得绷紧状态，生怕身份暴露。

三重间谍听起来是大佬，可是只要其中一环出错，每一套伪装的暴露都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

希望他人不要重复自己曾经痛苦的少年

在这种寸步为艰的独行中，得不到任何奖励，看不到任何的认可，赢不来那种像战士冲锋陷阵的欢呼，有时他也会想念曾经参加北伐时，他在战场上呼风唤雨正大光明地打敌人的情形，他只能一个人在黑暗中战斗。

他将费尽心机冒着巨大风险得来的情报分别输送给了中统和中共特科，因为当时正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两方联合起来能更好地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原。

他凭着从日本处获得的极其精准的情报获得了吴醒亚的认可，也一举奠定了他在中统的地位。

然而这个时候中共却对他产生了怀疑，担心这位特工叛变了。担心这位同时为日本为中统和为自己三方工作的人会不会在三方中斡旋，同时吃着三方的好处，竟然将袁殊除名。

可是当时的袁殊只是个一心救国的20多岁的少年，就像那些在五四运动中想要为救亡图存付出自己鲜血的学生们一样，这个从小就从苦难中长大的少年想要大庇天下俱欢颜，不想让别人再过这种颠沛流离，战火连天的日子了。

所以他的心没有一点偏向，他永远在心里装着中国共产党。

可是他敏感的多重身份还是让中共产生了忌惮。所以那段日子这位爱国少年，一直联系不上自己的上线。

他也觉得有可能是自己的身份让党产生了怀疑，他写了一封信想要托当时的中共驻沪的核心党员夏衍转交给中央特科，就有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转交给蔡书厚让他也同时有了共产国际特工这一身份。

后来许久他依旧联络不上自己的上线，这对一个特工而言是致命的。

后来他又正式加入了青红帮，为了与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一样的“通”字辈弟子。

这也为他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保护色，成为众人眼中混迹于黑帮和各大情报组织的神秘人物。

被三重势力竞相拯救

“怪西人案”爆发，军统逮捕到一名共产国际人员，他供出了一位著名影星和袁殊，袁殊被军统逮捕。

进了军统的监狱，可以说不死也得脱层皮，最终惨不忍睹，然而他却过得非常滋润，他的父亲当时在病重期间向陈立夫求情，陈立夫立马将事情告诉了当时的军统头子戴笠，直言让戴笠放袁殊一马，虽然陈立夫和戴笠都是敌人关系，然而两个人共同为蒋介石卖命，陈立夫的面子戴笠也不能不顾。

所以袁殊成了日子过得最好的被逮捕的囚犯，当然在当时，不管是中统还是日本人，还有共产国际以及黑帮大佬都同时向军统施压，要求释放袁殊，戴笠看确实惹不起这一位，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黑道还是在共产党那边都具有雄厚身份的大佬。

在当时的被关期间，袁殊甚至还能被放出监狱出席父亲葬礼，为父亲扶灵。

当时父亲的死亡以及自己的被关押，再加上被中共除名后一直联络不上自己的上线，都给袁殊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曾经他是恨过自己的父亲的，恨父亲对母亲的薄情，他的母亲是商家的大户小姐却只能不停的变卖家里留下的遗产度日，而父亲却将所有的产业都变卖贡献给了当时的同盟会事业，随着他的工作性质的转变，他好像也越来越理解父亲，理解父亲为了革命事业奉献出一切的决心。

父亲在病重期间为他求情，也让他曾经所有的恨好像都没有了意义，他的父亲不在了，甚至再也没有机会对父亲说一句原谅。

在出狱之后，他拒绝了戴笠提出的为军统效命建议，再次前往日本留学。

在这期间他再次遇到了岩井，岩井还资助他的学业，当岩井询问他怪西人一案时，他通过机智的回答，让岩井觉得他还是自己人，而这一次也为他以后成功打入日本内部获取大量情报打下了坚实基础。

等他归国后，不仅重新捡起了中统的身份，正式加入青红帮成为了黑道的大人物，军统也再一次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这个绝无仅有的人才能够加入军统，为军统效力。

为了能够更好的潜伏，他答应加入军统，至此他的五重身份齐全，这一年他才仅仅26岁。他的城府之深，他的心智之坚韧，所有人几乎都望尘莫及。

当时他也就军统一事向潘汉年提出申请，询问是否要答应戴笠的认命，因为一方面，当时1937年卢沟桥战争爆发，全面侵略对应的是全面的抗战，特别是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逼蒋介石抗日，当时中共与国民党就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在这个时候国共反而也没有了你我，只有先攘外之后才能安内。

而当时处于中统，军统，中共三重身份下的他也是最渴望国共合作的人，不希望两方势力分裂，让日本人占了先机，他最渴望的就是老百姓曾经像自己一样食不果腹的人能够安居乐业。一切的前提就是先必须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加入军统后，他也立即提出释放怪西人案的人员，在这一次求释放的过程中，他以极其强悍的心术和语言表达能力，让戴笠认为自己是个情报贩子，同时也让戴笠觉得自己是个可以深挖的人才，可以为他带来价值。

这对一个五重间谍而言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就像苏秦身披六国相印一样，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心向他们，同时又暗地里专门为共产党服务，他是一个下棋的高手，也是一个谈笑间风云变色城府极深的高手。

那位在黑暗中抗战的热血少年

他是813事变中化妆成日本学生孤身赴敌营只为赢取情报的少年，是众人口中的五重身份的间谍，却每一日都行走于黑暗和心惊胆战之中，所有的情报都基于他手，他是黑暗当中的细作，他助推了我国血肉长城抗击日寇胜利的大梁，他是黑暗中的战士，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一辈子为共产党效力。

他想要给予人民更好的生活，想要每个人都安居乐业，想要那桃花源成真，想要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那年上海沦陷，大部分的人都纷纷选择出逃，不想在日本人的欺压中过日子，不想再受苦受难的生活中活着，而他却坚守上海，在这个沦陷的大地上为国家同敌人做斗争。

那一年袁殊接受军统的命令，在上海情报部门担任少将职位。他是特别行动组组长，成立特别行动组，专门惩罚汉奸和侵略者。

在当时人人自危的处境中，在当时连天的战火中，他凭借一己之力一举捣毁日军海关仓库，在其中他也发现了日军的海关地图，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当时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撕下了一页日军图纸。

而当时他的行动组小弟们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老大竟然会暗地私下将图纸寄给共产党。尽管被中国共产党除名，尽管在这其中经历了太多太多，不管是牢狱之灾，还有曾经组织对他的不信任，他都是那个一如既往想要实现爱国梦想的少年。

他凭借这一张图纸成功恢复了与潘汉年的关系。尽管他的身份没有被再次确立，依旧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向潘汉年汇报他费尽心机获取的情报。

就在这个时候，昔日资助他上学，并且称呼袁殊为“最为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岩井来到了上海，成立了情报机构，热情邀请袁殊加入。

他请示潘汉年后，潘汉年觉得这是一个打入日军内部从而获得更机密情报的绝佳机会。而五重间谍的他同时不忘兼顾向军统请示，并且在言辞间暗示了自己与岩井的关系。

果然一得知情况的戴笠立马双手赞同，这可是再多的情报人员求之不得的好机遇啊。很多情报人员费尽心机都打不进去的日军内部就这么被袁殊给攻进去了。

而且与日本的高管甚至是朋友身份，要知道当时派出的很多特工到了日本内部那都是不得不点头哈腰如履薄冰进行伪装的，面对这一块儿天降的馅饼，军统当即同意了。

当时受军统命令，开展针对李世群的锄奸行动，然而在行动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叛徒，叛徒立刻就将当时如履薄冰的袁殊告发了。

这个时候的袁殊面临牢狱之灾，面临76号的逮捕，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家人立刻就联系了岩井。

袁殊面对一大批持枪的日军，子弹甚至已经上膛了，可是他不慌不忙，表示自己要见他们的领头，说“这是一次机密行动，我的身份不容暴露，而你也不没有权限逮捕我”。

然后他又装模作样地说“为了不让军统起疑，你现在先将我逮捕进警局，我告诉你实情，你可以联系岩井长官，确认事情的真实性。”

果然奔赴现场的岩井“澄清”了他的身份，说袁殊是自己人，他是日军的特工是替日本打入军统内部而已，是在为日本人做事。

经过这一次险象环生，袁殊“为日本人做事”从地下转成了公开。而当时负责逮捕他的日本统领也是深恨当时的叛徒怎么害自己得罪了这位长官，随后更是对袁殊的身份表示客气和恭敬。

潜伏

因为袁殊的工作实在太“优秀”，不明真相的日本人甚至将他引荐给日本天皇。

在岩井的推荐下，他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召见。这甚至都让权势赫赫的汪精卫担忧自己的官位不保，于是岩井就将袁殊安插进了汪伪政府工作，担任汪伪中央政治局委员会。

后来一回到上海的岩井就立马再次将优秀的袁殊收入麾下，生怕自己这么优秀的小弟被其他人挖走了。

而袁殊也借此发动“兴亚建国运动”，在一日又一日的如履薄冰中，他依然一颗红心向着党，费尽心机，排除耳目守护住了一架电台，专门向中央发送消息。

后来他不得不接受了清乡团长的任命，这一职位是专门清扫长江三角洲附近的国共游击部队的。可是他却在其中尽心尽力保护好共产党员，甚至将中共的情报人员送回上海；他甚至本着人道主义不忘再次发挥好自己五重间谍的身份，联系军统保护国民党游击人员；他还专门为潘汉年做了特别通行证。

这么大的动作必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怀疑，哪怕他再小心翼翼，哪怕他的表面措施做得太好，他的伪装做得也足够到位，可是他的手上是干净的，在日本人眼里，他手上没有国共两党的鲜血，他们开始怀疑。

当时他的身份一度面临被暴露的风险，使他不得不随军攻打中共江南抗日根据地。

这期间他的身边极度危险，他不得不谢绝与共产党方面的见面，当时率军攻打中共江南抗日根据地时，日军方面出于对他的怀疑没有告知，而他后来得知此情况后心痛剧烈，他痛苦的看着自己同胞的血液流淌，他无比怨恨自己的无力。

可是他在与蛇共舞，与虎谋皮呀，日本人方面又怎么是好惹的？他的官位再大，终究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特工，一言一行都面临着被暴露的危险。后来他在日军方面的局势再次转危为安，他通过自己泰山崩于眼前神色不变的城府和心机又再次赢得了日本方面的信任。

后来他果然再次受到器重出访日本，他在此期间竭尽全力与日军内阁成员交谈，费尽心机套取情报，终于让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日本打算放弃攻击苏联，转而攻打东南亚。日本与美国和谈破裂，打算攻击美国。他迅速将将这两条重要情报转给潘汉年，让苏联能够全兵投入斯大林格勒战役。

原来，当时的苏联一直担忧日军方面的进攻，所以不得不选择分兵的政策，东边西边分别派兵驻守，可是袁殊的情报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而这一重大贡献却只为潘汉年等重要上线知道，并不为太多人知。

香港沦陷后，众多进步人士被困。周恩来发出了要转移进步人士的命令。

袁殊通过巧舌如簧的技巧和专业的卧底能力，让岩井相信自己想要调回香港的同事来一起守卫上海，岩井果然大为高兴，开了很多特别通行证。

当时袁殊和潘汉年就凭着这些通行证一共解救香港进步人士800多人，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

在最繁华的时候落幕未尝不是最好的结局？妻子自杀未遂后不知所踪，自己入狱近20年后神志不清。

抗战胜利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被任命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当时袁殊却将所有的财产直接转归解放区。或许这个时候的他依然是曾经那个在黑暗中战斗的少年，尽管他的战斗结束了，可是他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

在黑暗中很多卧底叛变了，在荣华富贵面前，在财富面前，在危险面前，他们放弃了自己一开始的职责。

这也是卧底工作最难的一点，可是袁殊与他们不一样，他既是天才少年，也是中共最尖锐的那把刀，虽然家庭优越，他却一直记得自己年少的穷苦时光，每当见到那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们，他就会永远记得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

袁殊转归解放区工作，当时的国民党方面才发现原来这位曾经是国民党高官的资深间谍竟然是共产党的人。他们直接在全国发出了逮捕令，当时的袁殊也改名为曾达斋，他的级别为旅级。按理说这才应该是一个英雄的传奇，就此结束未尝不好。

就像《伪装者》中的明楼，在最为繁华时退幕，在身居高位时离开，大结局到此仿佛更为完美。

可是就在这样的生活才过了几天，潘汉年就将袁殊叫进一所饭店里进行了这么一番谈话，“搞情报工作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古今中外的同行都一样。”潘汉年说完这句话，深深地喝了一杯酒，随后大笑着说“我啊，可能是要出大事啦。”袁殊知道如果潘汉年出事，自己很有可能会被牵连。

当时袁殊的前妻劝他先去香港避一避，却被他严词拒绝了。这是他奋斗了多年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是他无数次在黑暗中斗争的动力，他不会就此离开，他说“即可返京，前途未卜。”

是啊，他依然信任着自己的党，他明知前途未卜，他也依然要去。为了共产党，他努力了太久太久，多少次在黑暗中从不放弃，多少次在危险中拼命挣扎，多少次与敌人斡旋。

如今好不容易盼到新中国成立了，他已经不想再离开。当时他的领导李克农以开会为由，将他直接请上了黄包车，然而黄包车却一路开向了监狱。这个战斗时期的英雄，这个最强伪装者他直接受冤入狱将近20年。

期间他的妻子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随后离家不知所踪。

这个女人，她想着曾经为党奉献终生的丈夫，为何会遭受如此的污蔑？那次她做完饭，等着丈夫回家。可是丈夫却再也吃不上了。

从20岁就为党工作的丈夫，情报工作中每日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丈夫，为何会是这个下场呢？

监狱一坐就是将近20年，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自己曾经做卧底的生涯，每日强大的精神压力，那些险象环生的时刻，那些他为共产党奋斗，拼命努力的时光。他想为什么自己会是这个下场？曾经以为荣辱一生却没想到临老却只能以监狱为伴。曾经渴望一展糊涂，曾经希望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可是在大跃进期间，在文革期间，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他努力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最在乎的还是人民的安康，他依旧是那个时候为了国家毅然决然选择作五重间谍的少年，可是现在他的神志已经接近崩溃。

他曾经申请到日本或者香港安度晚年，却被拒绝。他也曾经被派到农场劳动，看到那些人民对自己指指点点骂自己大恶人，说自己是反动派大汉奸。

他曾为人民荣辱一生，可到此却被人民当成了坏人，他曾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到头来国家负了他，人民也负了他。他的妻子曾经被逼到吞服安眠药自杀，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而他身陷囹圄，深受冤枉，无法自证清白。

然而他那个时候也依旧牵挂着人民的安康，他想那些辱骂自己的人民没有关系，如果他们也能过上好日子，如果人人都安居乐业，那么自己曾经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可是这些通通没有，想拿自己的生命为祖国换一个未来，可是到头来这个未来也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祖国想要的。

1982年9月，他的沉冤昭雪，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太迟太迟了。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早就如一根线般崩坏了，有人时常看到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嚎啕大哭，如一个精神病人般喊着“情报”“任务”“潜入敌营”等。

可是再也没有人理解，人们嫌弃的像看精神病一般看他一眼，然后就默默地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英雄做过什么。

袁殊：谍战一生，晚景凄凉

无论是《伪装者》中拥有三重身份的"毒蛇"明楼，还是《隐形守护者》中斡旋多方势力的肖途，他们都蛰伏于黑暗，行走在刀尖，侍奉于光明。

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经历传奇的人物，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们的原型正是中国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袁殊，他的一生，远比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

袁殊的"灰色路途"

1911年，袁殊出生在湖北一户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是秀才出身，母亲也是官贾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