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智超（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垣长孙）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
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一、投身革命——广东33年
祖父6岁前在家乡广东新会棠下乡石头村度过童年。棠下于2002年9月划入江门市蓬江区管辖，即在祖父出生122年之后，我们要尊重历史，所以还是应用新会为宜。
6岁他随父亲到广州读私塾，直到他老年时还清楚记得私塾业师、地址和课程，如8岁学《论语》、9岁读《孟子》等。12岁那年，他偶然在老师书架上发现张之洞著的《书目答问》，渐渐学会按书中所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而他的父亲也不顾族中父老的异议，支持他买那些族中长老认为与科举无关的书，从此他走上了自学之路。
他在16岁那年，用100多两银子买了一部《二十四史》，8两银子买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曾祖父也不能违拗家中众兄弟的意愿，在1897年即清光绪二十三年，花了8两银子，为祖父买了一个监生资格，使他可以跳过院试、府试的初试阶段，直接到北京参加录取率较高的顺天乡试。
当年，祖父只身从广州来到北京，住在有招待所性质的新会会馆。当时，有位没有带家眷来京的新会籍翰林伍叔葆，看见来了一位来京赶考的小同乡，就问起一些学术上的问题;祖父熟读《四库提要》，对答如流，伍老翰林对他很是欣赏。考试时，祖父放笔为文，很是得意。考完回会馆，伍老翰林问他考得怎样，他便回答题目如何，以及他的作答如何。老翰林点点头，没有说话。
放榜后，祖父名落孙山。半个世纪以后，祖父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榜发下第，出京时重阳已过，朔风凛冽，叔葆先生远送至京榆路起点之马家铺。”临别之际，老翰林指点他，他的文章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再考十次也不会中举。这话深深刺激了他。回到广州以后，他开始当蒙馆老师教书，用所得收入来维持生活，再也不要家庭供养;同时，他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十科乡试、会试中试的试卷全买来读了一遍，反复筛选，“得文百篇，以为模范，年余而技粗成”。连续3年，参加院试、府试，中了秀才，所以他后来填写学历都填“前清廪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对祖父造成了很大刺激，20世纪初他参加了当时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
1904年，祖父开始参加《时事画报》的筹备工作，反对“华工禁约”。1905年《时事画报》正式出版，他以钱罂(yīng，即粤语的存钱罐，又名“扑满”、谦益(相对于“满招损”)发表反清文章，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利用“上谕”的矛盾。他在《释奴才》一文中指出“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同时也运用西方的启蒙思想，在《老父识民权》一文中就引了卢梭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说皇帝也要被人民所役，而不是役人民。他的一个朋友，就取名卢梭魂，可见当时进步青年的向往。
1906年，他的父亲患膀胱结石症，发作起来非常痛苦，家中开药材铺，当然是找中医医治，但医治无效，不得已人住广州博济医院施行手术，取出一块鹅蛋大的结石。受此影响，他进入博济医学堂学习西医，但医院和医学堂都是美国教会办的，教会中人歧视中国医生及学生，他于是愤而与同志创办光华医社和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西医高等学校。祖父既是该校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学校和医社名为光华，就是“光我中华”的意思。同时，他还与友人创办《震旦日报》，也是他反清的舆论阵地。
二、文教报国——北平36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民国成立。祖父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国会议员。当时国会议员是专职的。1913年他来北京就职，从此在北京定居。他到北京以后，与交通系的梁士诒、叶恭绰(都是广东人)关系密切。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祖父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教育次长，因部长黄炎培没有到职，祖父实际主持部务。但北洋军阀们连年混战，他的部长也当不下去了，离职前做的一件事就是筹措经费，解决了大学教师索薪的问题。
1924年起祖父为保护故宫和故宫所藏文物，同北洋军阀及其支持下的北洋政府，进行了顽强机智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了军事政变，将溥仪驱逐出故宫。同月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祖父是委员之一，又由于委员长李煜瀛(字石曾)经常离开北京，他写信给祖父，要祖父在他离京时主持会务，所以祖父是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
1925年10月，委员会筹备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并集中宫内各处档案。1926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在清室遗老的支持下，扬言要接收故宫博物院，并借口没有营房，要让军队在故宫入住。这些军阀部下的大兵，能保证他们不会随意破坏故宫的建筑、不顺手牵羊偷盗故宫的文物吗?显然不能。
为了阻止北洋军阀的阴谋，祖父被故宫全体工作人员推举为与北洋政府交涉的代表。他提出，北洋政府如要接收，需先立移交手续，将院中各物逐件清点，造册公布。这种条件，连当时的总理杜锡珪也觉得不能拒绝。这使一些清室遗老大为恼火，于是发生了张宗昌命令宪兵司令王琦逮捕祖父的事件。他把祖父关在地安门外的宪兵司令部，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半天后把他释放，派两个宪兵送他回寓所，宪兵就住在祖父家的外院，把他软禁起来，但故宫和故宫内的文物终于得以保全了。
经过这次挫折，祖父转而专心致志于从学术和教育两方面报国。
在教育方面，他受英华(字敛之)的临终嘱托，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教书育人。在学术方面，他和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合作，决心以实际行动，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因为当时的论调，不是说汉学中心在巴黎，就是在日本。汉学是外国人指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
研究这些学问的中心本应在中国，怎么会在巴黎或日本呢?
扭转这种论调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祖父同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志同道合的学者合作，一方面努力创作，另一方面鼓励学生。祖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校勘学释例》《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吴渔山先生年谱》等足以传世的著作。
此外，祖父当年的学生在多年后回忆当年老师对他们的教导，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老师如何鼓励他们要用实际行动把汉学中心牢牢掌握在中国学者手中，他们也确实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但祖父并没有南迁，而是留在北平，原因何在?一、辅仁大学是德国教会主持的，并没有南下的打算，他如果只身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学的师生以及他进行教学所必需的书籍。二、他坚信日本侵略者是不能长久的，而沦陷区的人民(包括师生)大部分是不可能南迁的。因此沦陷区需要有人主持正气，他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时有句话:“正人心，端士习。”端也是正的意思，士是指知识分子，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包括著作)来在沦陷区发扬正气。
他主要做了3件事:一、维持辅仁大学的教学。二、教育学生。三、写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著作，如《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以此“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指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
这里还可以讲一个他在辅仁大学1942年返校节运动会上讲的故事。
他说:“今天不是开运动会吗，我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讲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赛，让子路把门，宣布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运动会，一是败军之将，不能保卫国家的，二是为敌人做事的，三是认贼作父的。”他以这个故事警告当时在场的汉奸，也以此教育学生要保持气节。
14年抗战胜利了，但大批从国民政府派来的接收大员，与汉奸相勾结，大发国难财，所以《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有“光复”“发国难财”等语，矛头直指蒋介石派来接收上海的官员，因为《表微》一书合订本是抗战胜利以后出版的。这是祖父一生中第二次大失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特别是三大战役开始，祖父作出了怎样的抉择呢?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祖父65岁。现在来说，还只刚进入老年，但在当时，已经很老了，而且抗战期间，他在沦陷区为维持辅仁大学，教育学生，奋力著作，精力已消耗殆尽了。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连续3次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人南下。他们3次派人寻找祖父，他想尽办法躲避。
为什么祖父决定留在北平呢?他在1949年1月10日给我当时在香港的约之叔信中说:“自前月十七八政府来电并派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我还可以引用祖父在1949年4月29日写成并在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致胡适的公开信来说明。信上说:“虽然你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三、鞠躬尽瘁——北京22年
新中国成立，祖父在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了希望，思想飞速转变。1951年10月31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祖父作了“教师们要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发言。发言以后，毛主席特地走到他的座位旁致意，夸奖说:“你今天发言认识深刻，很有道理。”祖父说:“我是解放后才学习你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我闻道太晚了，要努力赶上。”第二天，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宴上，毛主席与祖父同席交谈，并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祖父进行了持续的教育和培养。辅仁大学是德国教会办的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教会方面几次以停发经费相威胁，提出要解聘5位不信教的教师等无理要求，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最后，以人民政府接办辅仁大学而胜利结束了这场斗争。
1951年夏，祖父任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团长，到四川巴县参加土地改革，历时3个多月。土改归来，1951年11月29日，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思想上的转变》的广播，谈了他对土地改革工作的认识，对于“超政治”“超阶级”的批判，以及对于历史书本的重新估计。他说:“我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斗争的时候，才掀起了真正的阶级仇恨。因之，更深一步地体验到历史书籍，要用阶级分析方法把这些历史材料重新估计，不然就会颠倒是非，以善为恶了。”
1952年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祖父代表全体师生员工热烈拥护政府这一措施，并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59年3月，经过党的长期考察、培养、教育，祖父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为题，表达了他的心声。
这时他已是79岁高龄，仍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虽然年老体衰，仍然尽可能把自己为人、为师、为学的经验教训，传达给青年学生。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祖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能够安稳度过，但终因年老，1970年7月至9月，因脑血栓后遗症住了一次医院，出院不久，又于12月14日发低烧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居住了31年的兴化寺街5号。
1971年6月21日下午3时5分，祖父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道路，离开了人世。
6月22日，据有关方面《关于陈垣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的相关安排，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安放在第一室)。
6月24日下午4时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由李先念主持，郭沫若致悼词。华罗庚、吴有训、竺可桢、谢扶民、张奚若等参加了告别仪式。
丧事结束以后，我们家属也遵照祖父生前遗愿做了几件事:
一、将他全部积蓄4万元交作党费;
二、将他的全部藏书4.4万册全部捐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三、文物4箱也捐与北京图书馆。其中最珍贵的文物281件现藏首都博物馆。
我也经过多年收集、整理后主编了23册的《陈垣全集》，于2009年12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供后人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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