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人民解放军大军围住北平城。。而此时的清华园里,有一位学者正在为兵火威胁下的古城建筑寝食难安。他就是刚刚在南京北极阁当选为院士的梁思成教授。
正当梁思成在痛苦中煎熬的时候,这年深冬的某一天,他在自己的家里却意外地接待了一个不认识的访客。
来人他拿出一张北平军事地图,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地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这真是意外之喜!梁恩成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这位解放军干部,并给他作了详细讲解。
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 ,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北平最终和平解放,古城文物免遭兵之灾。
1957年,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梁思成要去找周总理。
他不明白,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毁掉。
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卤,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个旅游城市。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副市长,但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递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
方案立刻被否定。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因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在《新建设》杂志,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读者看后可知当时的情况: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交通问题。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 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都沉默了。
绵延近40公里长的北京的城墙消失了,而对梁思成的批判此时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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