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悲案发生在1948年12月，当时距离南京解放不到五个月，我方百万雄师已在长江边着手准备渡江，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解放事业马上就要取得关键性的胜利。
但越是希望曙光临近的时候，危机也越是凶险。
中央特科给南京地下组织发去密电，安排下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从敌人手中救出一个叫王瑞昌的同志。
收到任务后，南京地下组织立即着手布置，筹划救人。
因为每一个地方被解放前，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做困兽之斗时，往往格外凶残，他们会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恶毒手段，对待那些不幸落入敌手的同志。
救人的第一步，需要掌握一些被救人的情况。
根据密电提示，南京地下组织安排的地下交通员找到此时在南京城内的任务接头人张育民。
从张育民同志处，了解到王瑞昌同志此时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监狱。
一听是这个关押地点，地下交通员当即意识到，这个王瑞昌同志的身份肯定不简单，因为这是南京城内反动派看守最严的地方。
在进一步了解到王瑞昌更多经历后，南京地下组织对这个要救的同志，又惊喜又尊敬。
王瑞昌是我党一名非常资深的高级特工，潜伏敌营二十多年，身份非常多，是名副其实的“百变谍王”。
在革命早期，他在法场用潜藏的身份救过人；
在长征期间，他用情报为我军夺城开路；
在抗战期间，他在敌区开厂作为我方联络点；
在抗战结束时，他一次性为我方获得日寇军火六十车；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组建覆盖中统、军统的谍报系统，为我方提供大量至关重要的情报……他还曾经是南京地下组织的领导者
知道要救的人竟是他后，南京地下组织很是振奋，同时也更加慎重，他们进行周全的安排。
1，联络潜伏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同志，密切关注监狱内近期的犯人情况；
2，安排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统战人士发动舆论攻势，尽可能给敌人最后迫害我方人员增大阻力；
3，两手准备，同时制定从内到外的越狱计划和从外到内的救人计划。
但敌人看守极为严密，即便费尽波折，让张育民成功进入监狱，也没能见到王瑞昌同志，只带出一件他的大衣。
各项行动持续到南京解放，也没能从狱中将王瑞昌救出。
我方接管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寻遍监狱各处，都没有找到王瑞昌同志，对监狱之前的资料进行查询、人员进行审讯，也没有什么线索。
不过从这些调查中，也有一个很好的发现，那就是并没有王瑞昌同志被害的记录。
以当时的猜测，王瑞昌同志很可能被敌人转移他处。
只是后来随着全国解放，王瑞昌同志也始终没有再出现，中央对此极为重视，下令各方寻找，始终没有结果。
直到1951年，上海公安局抓获一个叫任宗炳的特务，在审讯过程中，意外从他交代的一件事里，发现和神秘消失的王瑞昌同志有关联。
上海方面将这一情况通知南京警方，面对这桩中央从解放前就关注的悬案，南京警方高度重视，立即结合特务的交代着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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