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阿伦特1961年刊发的题为“自由与政治”一文中，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一观念：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埋下了另一种政治哲学的种子，这种政治哲学不同于——实际上是对立于——《实践理性批判》里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写道：康德阿伦特在随后出版的作品中所详尽描述的判断理论（the theory of judging），都是在努力勾勒并发展这个“另一种”（迄今还不为人知或者尚未引起重视的）政治哲学。
阐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第一种就是一般被认为是《实践理性批判》里所阐述的、也广为接受的那种，另一种则包含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判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哲学，这一事实绝少在论康德的作品中被提起；另一方面，我认为，从康德全部的政治文论中可以看出，对康德自己来说，“判断力”这一主题要比“实践理性”这一主题分量重得多。在《判断力批判》中，自由被描述为想像力——而非意志——的一个谓项，而想像力则与思索的那种更为广泛的方式——即卓绝的政治化思索（political thinking）——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因为，想像力使我们能够“把自己放置到他者的心智之中”。
在阿伦特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对判断最充分的说明，可以在收录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的社会及政治意义”一文中找到。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阿伦特的分析基础是对物（文化对象）、价值（交换价值）、消费品这三者所作的区分。文化品（cultural goods）的固有尊严源自于它们是“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世界的永恒不灭的附属物”，文化品的“优异性，是由其抵御生命进程的能力衡量的”。（第205—206页）这样的文化对象被18—19世纪“好社会”（good society）中的文化市侩主义（cultural philistinism）贬损为“价值”，因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中产阶层将其作为交换价值，用来换取社会地位的提升。随之兴起的大众社会又带来了新的发展：作为交换价值的文化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对某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娱乐——的关注。（所谓“大众人”[mass man]，就是按照“他的消费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判断的无能甚至辨别的无能”，还有“与世界严重且毁灭性的疏离”而被定义的。）（第199页）娱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消费品”，连同其他一切在一个劳动社会（laboring society）中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过程”必需的组成部分，只要满足了它所服务的目的，它就立即被消费掉。（交换价值与消费品的区分，显然对应着阿伦特《人的境况》中工作与劳动的区分。）阿伦特相信，劳动社会的消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化的威胁要小于“好社会”中的市侩主义，因为消费主义要的就是娱乐，对文化并不做什么，因此不会像市侩主义那样对文化造成侵害。另一方面，通过一种无所不包的功能化过程（functionalization），文化最终也被纳入到消费社会对娱乐的需求中：
阿伦特（左）和玛丽·麦卡锡
文化与对象相关联，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娱乐与人相关联，是生命的一个现象。一个对象之所以是“文化的”，在于它是能够持存的；它的耐久性恰恰是功能性（functionality）的反面，功能性正是让对象因被使用、被消耗而再次从现象世界中消失的那种特性。对象的最大使用者和消费者是生命本身，包括个体的生命和社会整体的生命。生命，对某一对象的“物性”（thingness）是漠不关心、毫无兴趣的；生命坚持的是：每个物必须是有功能的，必须是能满足某些需要的。当这个世界上（worldly）所有的对象和物，无论是现在生产的，还是过去生产的，都被仅仅当作社会的生命进程中的某种功能来看待——仿佛它们存在于此仅仅就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的时候，文化就在遭遇威胁。[第208页]
02
[一个]消费者社会不可能知道如何去照料一个世界以及专属于此世的外观空间（the space of worldly appearances）中的各种物，因为，这样一个社会对待一切对象的核心态度——也即消费的态度——就是要毁掉它接触到的一切。[第211页]
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文化和政治都涉及到对世界的在乎和关照，二者交汇于对公共世界的关注上。政治与文化，作为人类孜孜不懈的领域，本质上并非是分离的：二者都关注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世界在分有它的那些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二者照料此世的栖居品质（quality of worldly dwelling），我们身居此世并在此度尽我们终有一死的实存。
由修昔底德所铺陈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中的激昂篇章，很好地说出了这一点；阿伦特将之翻译为：“我们爱美，但限于政治判断的范围内；我们哲学化，但没有娘娘腔这种蛮族之劣性。”（第214页）“对美的爱”之所以能被涵括在“政治判断”的界限内，其原因在于，它们都对公共外观（public appearance）有基本的要求，二者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世界（common world）。“艺术和政治的共同要素在于，二者都是公共世界的现象”：
文化表明了，公共领域——正是行动的人从政治的角度使其稳固——将展演的空间提供给了具有如下本质的那些物，那些物的本质就是要展示出来，要成为美的。换言之，文化表明了，艺术和政治，二者之间纵然有冲突与紧张，但彼此是相互联系的，甚至相互依存的。从这样的活动——如果仅就活动本身来说，它们往复起伏，在世界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和政治经验二者的背景下看，美，恰恰就是在展现不朽。言与行的伟大，倏忽即逝，只有被赋予了美，这样的伟大才能持存于世界。美，也就是辉煌的荣光，使得潜在的不朽在人的世界中被展现出来，而没有美、没有这样辉煌的荣光，全部的人类生活都不过是枉然徒劳，没有什么伟大可以持存久远。[第218页]
品味，也即爱美【这一过程】中区分、辨别、下判断的活动，也就是cultura animi【灵魂之培育、培植】，即，拥有“一种被训练和培育（cultivated）得足以受托来呵护和照料一个以美为其标准的外观世界（a world of appearances）的心智”（第219页）。
阿伦特接着开始讨论与领会文化外观及政治外观的“旁观者”相关的判断。这里用到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阿伦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援引《判断力批判》，是因为《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提出了“一种对美的分析，这种对美的分析首先是从下判断的旁观者的角度进行的”（第219—220页）。阿伦特曾用表演或表演艺术的精妙（virtuosity）来定义政治（第153页），这里对“下判断的旁观者”的关注恰恰扩展了此种政治定义。行动者/演员的表现（deeds of actor）需要旁观者的判断，正如表演任何技艺的人一样。阿伦特对她的这一“旁观者”理念的阐述，是从让人们留意“多元性”（plurality）开始的，判断的过程预设了“多元性”，这正与思索过程的独寂性相反。她提到了康德的“被扩展了的心智”，她在别处将之称为“代表化的思索”（representative thinking）：“从每一个他者的立场上来思索”（第241页）。这就涉及到“与他者之间的潜在的一致”，他者最终会达成某种一致。
03
判断，还有另一方面，它不像逻辑推理，判断并不强求普遍有效性。正相反，判断诉诸“在场”下判断的人，这些在场的、下判断的人正是判断对象展现于其中的那个公共领域中的成员。阿伦特求诸亚里士多德对phronēsis【审慎】与sophia【智慧】的区分：后者力求超越共同感觉/常识；前者则根植于共同感觉/常识，“就世界是一个共有的（common）世界而言，正是共同感觉/常识把世界的本性向我们揭示出来”；“正是共同感觉/常识让人能够把自己定位在公共领域之中，也就是定位在一个共有的世界之中”。应予以注意的是，对共同感觉/常识的这种辩护和捍卫，始终是阿伦特著作的不变主题。共同感觉/常识意味着，与他者分享一个非主观的、“客观的”（充斥着对象/物的[object-laden]）世界。“若要实现‘与他者分有世界’，下判断就是至关重要的活动之一——哪怕不是最重要的；通过下判断这一重要活动，才能实现与他者分有世界。”（第221页）
阿伦特盛赞康德粉碎了这样的偏见：品味之判断（judgments of taste），因仅仅与审美有关，所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也就是处于理性范围之外）。她主张，声称品味具有主观任意性，这冒犯的并不是康德的审美感而是他的政治感。她断言，正是因为康德意识到了美的公共秉性以及美的事物的公共相关性，他才坚称品味之判断是容许讨论并接纳争议的。
与政治判断一样，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s）也在作出决定；虽然审美判断中的决定始终被某种主观性所左右，也就是说，这样的简单事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立场，而且都是从自己的这个立场出发来看待世界并对世界作出判断的——始终在左右着审美判断的决定，不过，审美判断的决定同样也推演自这一事实：世界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基点、一个为栖于其中的所有居者所共有的东西。品味的运用活动（activity of taste）决定了，当撇开了这个世界的功用和我们在其中的实际利益（interest）时，这个世界看起来、听上去又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人们在其中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品味从这个世界的外观中、从它的此世性（worldliness）中来判断这个世界；它对这个世界的兴趣【或者说，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利益】（interest）是纯然“无偏无私的/无兴趣无利益的”（disinterested），这意味着，既不涉及个体的生命利益/兴趣，也不涉及自我的道德利益/兴趣。对于品味之判断而言，最本初的东西乃是世界，而不是人（man），既非人的生命，也非人的自我（self）。[第222页]
阿伦特返回到判断与以“真”（truth）为指向的哲学论辩之间的对比。后者那证明性的“真”，通过势不可挡的、具有强制力的证明过程，迫使（compel）一致。与此相反，品味之判断，则与政治意见一样，是说服性的；二者的特点都是“希望最终能与所有人达成一致”。
文化和政治……是属于一起的，因为对二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知识或“真”（truth），而是判断和决定，是有关公共生活空间和共有世界之意见的审慎交流，是决定在这个共有世界里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方式，以及往后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东西将呈现在这个世界上。[第223页]
阿伦特与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
阿伦特以对人文主义（humanism）的肯定结束了她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关于品味的讨论，她特别提到西塞罗。她指出，品味“不仅决定要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也决定在这个世界中，谁和谁是属于一起的”。品味，界定了一种归属原则；表达了他的同伴是谁；因而，与政治一样，品味本身，事关自我暴露。“品味，就是那种真正地将美【的东西】人文化并创造出某种文化的政治能力。”（第224页）阿伦特解释，西塞罗是在说：“对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科学家的确实（verities）、哲人的真（truth）、还是艺术家的美，都不能是绝对的；正因为人文主义者不是专家，所以他所运用的那种与判断和品味有关的能力，是没有强制性的，而其他任何专门性都会对我们施加强制。”（第225页）阿伦特认为，与专门化（specialization）和市侩主义相对立的，正是这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并仰慕世界上的物”（同上）的人文主义。从对品味的这些反思中，她得出结论说，一个有文化的（cultivated）人，应该“知道如何从现在以及过往的人、物、思想之中，选择自己的同伴”（第226页）。是在阿伦特1961年刊发的题为“自由与政治”一文中，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一观念：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埋下了另一种政治哲学的种子，这种政治哲学不同于——实际上是对立于——《实践理性批判》里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写道：康德阿伦特在随后出版的作品中所详尽描述的判断理论（the theory of judging），都是在努力勾勒并发展这个“另一种”（迄今还不为人知或者尚未引起重视的）政治哲学。
阐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第一种就是一般被认为是《实践理性批判》里所阐述的、也广为接受的那种，另一种则包含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判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哲学，这一事实绝少在论康德的作品中被提起；另一方面，我认为，从康德全部的政治文论中可以看出，对康德自己来说，“判断力”这一主题要比“实践理性”这一主题分量重得多。在《判断力批判》中，自由被描述为想像力——而非意志——的一个谓项，而想像力则与思索的那种更为广泛的方式——即卓绝的政治化思索（political thinking）——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因为，想像力使我们能够“把自己放置到他者的心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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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伦特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对判断最充分的说明，可以在收录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的社会及政治意义”一文中找到。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阿伦特的分析基础是对物（文化对象）、价值（交换价值）、消费品这三者所作的区分。文化品（cultural goods）的固有尊严源自于它们是“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世界的永恒不灭的附属物”，文化品的“优异性，是由其抵御生命进程的能力衡量的”。（第205—206页）这样的文化对象被18—19世纪“好社会”（good society）中的文化市侩主义（cultural philistinism）贬损为“价值”，因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中产阶层将其作为交换价值，用来换取社会地位的提升。随之兴起的大众社会又带来了新的发展：作为交换价值的文化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对某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娱乐——的关注。（所谓“大众人”[mass man]，就是按照“他的消费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判断的无能甚至辨别的无能”，还有“与世界严重且毁灭性的疏离”而被定义的。）（第199页）娱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消费品”，连同其他一切在一个劳动社会（laboring society）中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过程”必需的组成部分，只要满足了它所服务的目的，它就立即被消费掉。（交换价值与消费品的区分，显然对应着阿伦特《人的境况》中工作与劳动的区分。）阿伦特相信，劳动社会的消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化的威胁要小于“好社会”中的市侩主义，因为消费主义要的就是娱乐，对文化并不做什么，因此不会像市侩主义那样对文化造成侵害。另一方面，通过一种无所不包的功能化过程（functionalization），文化最终也被纳入到消费社会对娱乐的需求中：
文化与对象相关联，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娱乐与人相关联，是生命的一个现象。一个对象之所以是“文化的”，在于它是能够持存的；它的耐久性恰恰是功能性（functionality）的反面，功能性正是让对象因被使用、被消耗而再次从现象世界中消失的那种特性。对象的最大使用者和消费者是生命本身，包括个体的生命和社会整体的生命。生命，对某一对象的“物性”（thingness）是漠不关心、毫无兴趣的；生命坚持的是：每个物必须是有功能的，必须是能满足某些需要的。当这个世界上（worldly）所有的对象和物，无论是现在生产的，还是过去生产的，都被仅仅当作社会的生命进程中的某种功能来看待——仿佛它们存在于此仅仅就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的时候，文化就在遭遇威胁。[第208页]
[一个]消费者社会不可能知道如何去照料一个世界以及专属于此世的外观空间（the space of worldly appearances）中的各种物，因为，这样一个社会对待一切对象的核心态度——也即消费的态度——就是要毁掉它接触到的一切。[第211页]
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文化和政治都涉及到对世界的在乎和关照，二者交汇于对公共世界的关注上。政治与文化，作为人类孜孜不懈的领域，本质上并非是分离的：二者都关注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世界在分有它的那些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二者照料此世的栖居品质（quality of worldly dwelling），我们身居此世并在此度尽我们终有一死的实存。
由修昔底德所铺陈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中的激昂篇章，很好地说出了这一点；阿伦特将之翻译为：“我们爱美，但限于政治判断的范围内；我们哲学化，但没有娘娘腔这种蛮族之劣性。”（第214页）“对美的爱”之所以能被涵括在“政治判断”的界限内，其原因在于，它们都对公共外观（public appearance）有基本的要求，二者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世界（common world）。“艺术和政治的共同要素在于，二者都是公共世界的现象”：
阿伦特（左二）在会议上发言
文化表明了，公共领域——正是行动的人从政治的角度使其稳固——将展演的空间提供给了具有如下本质的那些物，那些物的本质就是要展示出来，要成为美的。换言之，文化表明了，艺术和政治，二者之间纵然有冲突与紧张，但彼此是相互联系的，甚至相互依存的。从这样的活动——如果仅就活动本身来说，它们往复起伏，在世界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和政治经验二者的背景下看，美，恰恰就是在展现不朽。言与行的伟大，倏忽即逝，只有被赋予了美，这样的伟大才能持存于世界。美，也就是辉煌的荣光，使得潜在的不朽在人的世界中被展现出来，而没有美、没有这样辉煌的荣光，全部的人类生活都不过是枉然徒劳，没有什么伟大可以持存久远。[第218页]
品味，也即爱美【这一过程】中区分、辨别、下判断的活动，也就是cultura animi【灵魂之培育、培植】，即，拥有“一种被训练和培育（cultivated）得足以受托来呵护和照料一个以美为其标准的外观世界（a world of appearances）的心智”（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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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接着开始讨论与领会文化外观及政治外观的“旁观者”相关的判断。这里用到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阿伦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援引《判断力批判》，是因为《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提出了“一种对美的分析，这种对美的分析首先是从下判断的旁观者的角度进行的”（第219—220页）。阿伦特曾用表演或表演艺术的精妙（virtuosity）来定义政治（第153页），这里对“下判断的旁观者”的关注恰恰扩展了此种政治定义。行动者/演员的表现（deeds of actor）需要旁观者的判断，正如表演任何技艺的人一样。阿伦特对她的这一“旁观者”理念的阐述，是从让人们留意“多元性”（plurality）开始的，判断的过程预设了“多元性”，这正与思索过程的独寂性相反。她提到了康德的“被扩展了的心智”，她在别处将之称为“代表化的思索”（representative thinking）：“从每一个他者的立场上来思索”（第241页）。这就涉及到“与他者之间的潜在的一致”，他者最终会达成某种一致。
阿伦特求诸亚里士多德对phronēsis【审慎】与sophia【智慧】的区分：后者力求超越共同感觉/常识；前者则根植于共同感觉/常识，“就世界是一个共有的（common）世界而言，正是共同感觉/常识把世界的本性向我们揭示出来”；“正是共同感觉/常识让人能够把自己定位在公共领域之中，也就是定位在一个共有的世界之中”。应予以注意的是，对共同感觉/常识的这种辩护和捍卫，始终是阿伦特著作的不变主题。共同感觉/常识意味着，与他者分享一个非主观的、“客观的”（充斥着对象/物的[object-laden]）世界。“若要实现‘与他者分有世界’，下判断就是至关重要的活动之一——哪怕不是最重要的；通过下判断这一重要活动，才能实现与他者分有世界。”（第221页）
阿伦特盛赞康德粉碎了这样的偏见：品味之判断（judgments of taste），因仅仅与审美有关，所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也就是处于理性范围之外）。她主张，声称品味具有主观任意性，这冒犯的并不是康德的审美感而是他的政治感。她断言，正是因为康德意识到了美的公共秉性以及美的事物的公共相关性，他才坚称品味之判断是容许讨论并接纳争议的。
电影《汉娜·阿伦特》剧照
与政治判断一样，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s）也在作出决定；虽然审美判断中的决定始终被某种主观性所左右，也就是说，这样的简单事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立场，而且都是从自己的这个立场出发来看待世界并对世界作出判断的——始终在左右着审美判断的决定，不过，审美判断的决定同样也推演自这一事实：世界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基点、一个为栖于其中的所有居者所共有的东西。品味的运用活动（activity of taste）决定了，当撇开了这个世界的功用和我们在其中的实际利益（interest）时，这个世界看起来、听上去又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人们在其中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品味从这个世界的外观中、从它的此世性（worldliness）中来判断这个世界；它对这个世界的兴趣【或者说，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利益】（interest）是纯然“无偏无私的/无兴趣无利益的”（disinterested），这意味着，既不涉及个体的生命利益/兴趣，也不涉及自我的道德利益/兴趣。对于品味之判断而言，最本初的东西乃是世界，而不是人（man），既非人的生命，也非人的自我（self）。[第222页]
阿伦特返回到判断与以“真”（truth）为指向的哲学论辩之间的对比。后者那证明性的“真”，通过势不可挡的、具有强制力的证明过程，迫使（compel）一致。与此相反，品味之判断，则与政治意见一样，是说服性的；二者的特点都是“希望最终能与所有人达成一致”。
文化和政治……是属于一起的，因为对二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知识或“真”（truth），而是判断和决定，是有关公共生活空间和共有世界之意见的审慎交流，是决定在这个共有世界里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方式，以及往后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东西将呈现在这个世界上。[第223页]
阿伦特以对人文主义（humanism）的肯定结束了她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关于品味的讨论，她特别提到西塞罗。她指出，品味“不仅决定要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也决定在这个世界中，谁和谁是属于一起的”。品味，界定了一种归属原则；表达了他的同伴是谁；因而，与政治一样，品味本身，事关自我暴露。“品味，就是那种真正地将美【的东西】人文化并创造出某种文化的政治能力。”（第224页）阿伦特解释，西塞罗是在说：“对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科学家的确实（verities）、哲人的真（truth）、还是艺术家的美，都不能是绝对的；正因为人文主义者不是专家，所以他所运用的那种与判断和品味有关的能力，是没有强制性的，而其他任何专门性都会对我们施加强制。”（第225页）阿伦特认为，与专门化（specialization）和市侩主义相对立的，正是这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并仰慕世界上的物”（同上）的人文主义。从对品味的这些反思中，她得出结论说，一个有文化的（cultivated）人，应该“知道如何从现在以及过往的人、物、思想之中，选择自己的同伴”（第226页）。
作者:罗纳德·贝纳尔
来源:《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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