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格王朝的十字幻影|十字幻影|古格王朝|拉达克|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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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林寺壁画，图中人物推测为古格王，来源：Tibetan Inscriptions at Alchi, part I. Towards a Reassessment of the Chronology

古格王朝的十字幻影

1985年，一枚尸林怙主面具在古格遗址中被发掘，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面具里竟糊着一页葡萄牙文《圣经》，据研究内容为旧约“创世纪”第 39、40 节的一部分。

300多年前，曾穿越喜马拉雅地区，来到古格王城扎布让传播天主教。他的传教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而面临不久后即将到来的“古格灭国”灾难，天主教在西藏又将何去何从？

粘着《圣经》的尸林怙主面具，图源：《风化成典》，马丽华

传教会的事业

1626年4月12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复活节。

对于古格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节日，却是令他们难忘的一天。

伴随着号鼓齐鸣，以彩缎包裹着的木质圣十字架，在古格最好的土地上竖立：这里靠近王宫，白日里几乎时刻都有太阳光临。一支整齐的队伍从王宫出发前往十字架处，为首的正是古格国王赤扎西扎巴德。国王手中抱着镶嵌有宝石十字架与银丝的奠基石，马上，他将为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举行奠基仪式。

古格，扎布让，图源网络

这是对神父安夺德做出的承诺——1624年，当安夺德作为首位抵达中国西藏的欧洲人到来，古格国王、王后等人对于其带来的新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允许神父们在此传播上帝的教律。次年，安夺德一行即重返扎布让，开始了西藏传教会的事业。

神父们为教堂命名为“圣母的希望”，以寄托传播福音的心愿。从教堂往高处看，还有更多的十字架在土林上竖立，其中位于制高点的，是应国王要求在扎布让放置的第一个十字架。安夺德对此这样形容：“映入远道而来者眼帘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圣十字架，它放得如此之高，似乎正准备获得整个王国。”

天主教究竟有没有获得古格？从神父们寄给果阿耶稣会的报告来看，情况颇为乐观：

十字架成为了常见且受人喜爱的物件。不仅是教堂，一些“上也安放着十字架，据说那是当地的墓葬；王室贵族、宫廷喇嘛，乃至平民百姓，皆向神父索要十字架等圣物佩戴。

阿里“金字塔”，摄影：沈云遥

古格人似乎也做好了接受新信仰的准备。国王王后经常召见安夺德，向其请教如何避免陷入地狱及拯救灵魂的方法——安夺德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藏语，他称自己已掌握到了可以讲授教义的程度——听罢，王后失声痛哭，其余在场的人则许诺帮忙修建教堂，以向上帝忏悔。

教堂落成后，人们纷纷前来瞻观，按照他们自己的朝拜方式，向圣像合掌礼拜三次，并请求神父将圣经放在头顶，以获得祝福。

安夺德对此充满期待：上帝的恩宠即将降临这片土地！

左图：太子和乳母，16世纪，古格遗址红殿壁画

右图：圣母与绿垫子，16世纪，安德里亚·索拉里

安夺德在信中提及：他们正在教堂内部绘制反映圣母生活的八幅画

1629年冬，或是1630年春，安夺德被召回果阿担任省会长，然而就在他离开后不久，战争爆发了——古格没有等来上帝的福音，反而迎来了灭亡的讯号。

没有人预料到这样的结局。当我们谈论起古格，也常用“一夜消失”来形容。

虽然古格周边不断面临着侵扰，这在安夺德所写的信中可以得知，1624年三位土王曾联合斯里那加王同时发起战争；当他第二次抵达扎布让时，国王正要率兵出征；但最终，敌人都被古格的军队镇压。

那么，1630年的古格，究竟发生了什么？

亡国迷雾

史籍中对于古格灭国的记录近乎空白，唯有神父的书信，为我们拼凑出那时的场景：

战火是先从喜马拉雅边缘山区烧起来的。随之，一些有实力的地方势力也加入了叛乱。古格国王身患重病，无力顾及。拉达克国王森格南杰及其军队就是在这个时候到来的，古格喇嘛们向他们通风报信，让其无需组建重兵，只需速速赶来扎布让即可。

于是，拉达克的军队包围了扎布让。但王城占领高地，易守难攻，若古格国王据城不出，拉达克也无计可施。古格贵族僧众集团在这里编织了一个阴谋：他们促成了双方和谈，只要古格答应投降并纳贡，拉达克的军队就会撤离扎布让；同时，贡品需由古格国王亲自出城奉上。

然而，当赤扎西扎巴德走出城门时，等待他的却是禁锢的镣铐。古格国王及王室成员被押解至拉达克首都列城，整个城市也落入了拉达克手中，他们夺走了金银珍宝，连教堂也被洗劫一空，许多人沦为拉达克的奴隶，延续了七百年辉煌的古格王朝，至此覆灭。

拉达克，1978年，摄影：Thomas J Abercrombie

拉达克与古格系出同源，均为吐蕃赞普后裔政权

为何古格的喇嘛们，要勾结拉达克势力，推翻王朝统治呢？同样在安夺德的信件中，记录了国王与僧众集团于1627年爆发的冲突——

“如果这块土地上有人反对我们的神圣信仰，那只能是这里不计其数的僧人。国王决定取缔他们。”

国王首先没收了喇嘛王弟的土地和收入；在此之前，喇嘛王弟曾在一天之内吸纳了120人成为僧侣，国王可征用的军事势力便减少了。除此之外，一场“灭佛运动”也在古格展开：国王将军队派往各地，令他们剥去僧人的法衣，并迁至山洞中生活，如果僧人们不去乞求，便无饭可吃。

这样看来，古格内乱似乎是由于国王主张天主教，抑制佛教所导致的。然以上的信息皆为安夺德神父的一家之言，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若从藏文史籍中寻找线索，我们便可以发现，国王赤扎西扎巴德实际上是一位虔诚的格鲁派信徒。如在《达仓热巴传》中便有记载，当主巴噶举派高僧达仓热巴试图让赤扎西扎巴德修复神山圣湖区的主巴派寺庙时，遭到了身为格鲁派的国王的拒绝。如此，古格国王的“灭佛运动”，便是无稽之谈。

阿里神山圣湖，摄影：Eugenio Ghersi

学者黄博认为，所谓古格灭佛，不过是安夺德对古格与主巴派之间紧张关系的曲解；但执掌国政的国王与执掌教权的喇嘛王弟之间确实存在着利益冲突，古格王室内部政教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才是古格内乱的根本原因。

至于安夺德的讲述，有几分真实，几分虚假，如今也难以说清。或许，天主教从未在古格的大地上生根开花，一切不过是神父为了传教事业，编织出来的美好幻象罢了？

可以佐证的是，古格国王一直未接受入门的圣洗仪式，神父对此解释为由于他非法同居，圣洗被推迟了；最终国王应该也没有接受圣洗，因为神父们闭口不提。

天主教在西藏

古格灭亡了，但古格的血脉并没有就此断绝。古格王室继承人“古格王子”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直到18世纪，由于末代王子洛桑白玛扎西没有子嗣，古格的传承才算终结。而天主教在西藏的发展，也没有因为一代王朝的落幕，停下脚步。

安夺德在扎布让逗留期间，便从中国商人口中听说，在西藏更心脏的位置卫藏，拥有更多的庙宇，更多的信众，若能使那里的人们皈依天主教，或许能以之为传教中心向周边更多区域辐射。

礼佛图，16世纪，古格遗址红殿壁画

于是在1625年，安夺德写信致耶稣会，希望总部能派遣神父前往卫藏开展传教活动。当时统治西藏地区的藏巴汗，也得知了传教士的消息，1627年他还给安夺德寄去了邀请信和通行证。

最终到来的是由耶稣会派遣的另两位神父卡塞拉、卡布拉尔及其助手，于1628年经由不丹抵达了日喀则，成为第一批抵达西藏日喀则的欧洲人，并受到了藏巴汗的热情款待。据卡布拉尔神父在信中称：“（藏巴汗）对我们所说的一切随声附和，表示满意。”

然而此次的传教算不上顺利：神父的到来在当地引起争议，他们被认为是亵渎佛教的“邪恶之人”；卡塞拉神父在抵达日喀则仅7天后，因旅途劳累与世长辞。种种原因下，日喀则传教会于1632年宣告关闭，传教士的活动从此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18世纪初，由罗马教廷派出的卡普清修会，再度开启了西藏传教的事业。

德国耶稣会士基舍尔著《中国图说》，汇总了当时欧洲来华传教士带回欧洲的关于中国及周边国家地区的资料。这幅插画由17世纪曾前往西藏的神父白乃心所提供，展示了藏族人朝拜“Manipe”偶像的场景，其中对于神像的描绘变形严重，根据“Manipe”猜测其可能是对六字真言“OM Ma Ni Baid Me Hum”的部分译写，神像即应为观音。

藏巴汗的时代已经过去，此时掌控西藏政权的，是和硕特汗国的最后一任汗王拉藏汗。神父们初见拉藏汗时，并未透露他们的直接意图，而是先通过提供医疗服务，获得了拉萨各个阶层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得以公开进行传教活动。

拉藏汗之后，神父们也受到了七世达赖喇嘛与首席噶伦颇罗鼐的欢迎。他们经常前往布达拉宫讲解上帝的教义，并围绕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展开讨论。对此，七世达赖喇嘛还曾致信罗马教皇发表看法：

顶礼上师。请你倾听和牢记，我们解除你们的疑问。假如一切都是上帝所造，人们之无目、失聪、瘫跛无食、各种疾病之折磨……一切痛苦均系上帝所为，那么，上帝就没有大慈悲之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比我佛法更优之宗教，故你们知我教名亦具福德，愿持非佛之见者皈依佛法。

可见，当时的西藏上层对于天主教已产生了基本认识。随着交流加深，七世达赖喇嘛还授予了神父们“与佛教善业永存之印章”，允许其在拉萨买地建寺，大力支持天主教的传播。

与西藏宗教领袖展露出开放包容的态度相反，神父们秉持着排他主义，通过否定、诋毁藏传佛教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宗教，引发了大量信众的不满，他们要求颇罗鼐驱逐传教士，于是在1745年，拉萨传教站关闭，曾伫立于拉萨的天主教堂，也被抹去痕迹。

有了前车之鉴，西藏对于西方人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在19世纪，当神父们想要前往西藏继续传教时，他们被拒之门外。《大清律》中还有明文规定：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任何人只要宣扬信仰、传播天主教思想，就会受到流放，乃至凌迟之刑。

天主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最为困难的时期。古伯察就在这时到来，他通过乔装打扮混入商队，前往蒙古地区传教，最终于1846年抵达拉萨，但不久便被逮捕驱逐。根据这段经历，古伯察著成了《鞑靼西藏旅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