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宽永年间（1624～1643年）颁布严厉的锁国令后，中日之间几乎没有政府层面的官方往来。

1853年（清咸丰三年、日本嘉永六年），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逼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结束锁国时代，也开始与中国接触。

黑船事件

1862年（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8月，日本德川幕府组织由官员、翻译、藩士、商人和学者组成的51人使团到中国上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考察。

通过在上海闲逛、购物，接触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既看到上海港的繁华，也看到大清国的乱象，见识了洋人在中国的霸道，认为“泱泱华夏已经病入膏肓”。

千岁丸来华

日本考察团在沪期间，通过荷兰展开贸易，并请求清朝政府按无约通商国处理中日关系，这成为幕末日本政府首次来华叩关。

1864年（清同治三年、日本元治元年）3～5月，日本“健顺丸”抵达上海，但未登陆，通过上海日本商人展开贸易，要求报关纳税。上海道台应宝时主张同意日本入口贸易，并得到五口通商大臣李鸿章的首肯。

李鸿章

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3月，长崎奉行河津祐邦委托英国驻沪领事温思达，致书清政府江海关道应宝时，转达通商、侨居之意。清政府总理衙门允许日本在上海贸易，但反对日本人留居。

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9月13日，中国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日本称《日清修好条规》），同时附有《中日通商章程》。

《中日修好条规》

中方代表为李鸿章，日方代表为伊达宗城。

日本明治维新后，谋求对华建交，对于刚建立不久的明治政府来说，中国并未完全丧失加以拉拢、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资格，以外务省外务大臣胜海舟等人倡导“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之蹂躏，应首先说服朝鲜，其次是清国。”该理念后来也成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源头之一。

日本明治政府派遣全权代表伊达宗诚到天津与李鸿章，并得到李鸿章的呼应。

中日两国在谈判之际，日本企图在中国攫取西方列强所有的特权，但谈判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中方手中，李鸿章等为了将对日关系和对西方关系区别开来，故意将“条约”之名改成“条规”，并反对将日本“天皇”称号写进文本中、拒绝日本提出的“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内地通商权，最终迫使日方屈服，贯彻中方的主张。

《中日修好条规》还规定中日两国互不侵犯，共同享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该条规是在基本平等立场上签订的外交条规，因此一般认为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但是其背后却有着日本人险恶的阴谋。

参考书目：《日本军鉴 · 萨长政权》，指文军鉴工作室著，台海出版社。

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