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婕 | 技术隐喻与伦理回归——数智时代翻译技术的发展与展望|伦理|机器翻译|祝婕|翻译技术|译员|语料库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翻译领域逐渐重视技术的开发可行性和应用有效性，但鲜见对技术应用的伦理之思。翻译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媒介变迁史密切相关。媒介变迁史是逐渐解蔽的历史，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人机之间需要平衡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挥人类与机器交互中的“人文性”和“主体性”，以应对不断变迁的媒介环境和交流形式的变化，共同建立良好的翻译伦理生态系统。

关键词：翻译伦理;媒介技术;人机关系;隐喻

数智时代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提高了交流的效率。集可用性与可及度于一体的远程口译成为普遍的口译形式。如何挖掘技术的“临场感”潜力，构建维系社会关系的“信任”,成为使用技术的交际各方不可回避的话题。远程口译技术从最初的广播和电话等线性传播形式，经历了互联网的普及，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对媒介伦理和社会伦理提出新的挑战。信任是交际得以发展的前提。远程口译中的人际信任主要体现在利益攸关方通过遵循达成共识的规范与规则，如保密协议和职业道德等，维护彼此的信任关系，并在实际交际中强化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相互强化，共同促进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确保翻译过程的高效和可靠。

一、远程口译技术的发展及其媒介变迁史

远程口译技术的发展与媒介变迁史密切相关。随着技术的进步，远程口译从最初的简单通信手段，如电话、视频，演变为如今复杂的多媒体平台，反映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

(一)广播与电话时期：口译技术的萌芽期

远程口译技术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广播和电话技术的应用。20世纪初，广播和电话成为长距离通信的重要手段。20世纪20年代，IBM公司总裁沃森(Thomas J. Watson)等人共同发明了同声传译设备，有线语音传输系统促使了同声传译(SI)诞生，彻底改变了国际会议口译的方式。1927年该技术在国际劳工大会上被采用，并在1928年苏联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使用，但因为设备不够精良，未得到大规模使用。直到1944年，IBM公司的同传设备再次在费城得到使用，但由于设备老化、音质和传输稳定性不足，现场效果不佳[1]。这项技术在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期间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并从那时起在所有国际组织中得到采用。这些尝试为后来的远程口译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互联网时代：口译技术的爆发期

20世纪末，随着视频会议技术的发展，远程口译技术经历了第二次重要演进。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关于远程口译的实验，如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巴黎—内罗毕实验。该实验主要从技术角度和标准考察远程口译，没有考察远程口译对口译表现和质量的影响，以及新口译形式对译员的职业要求。1995年，欧盟委员会组织的“蟠龙工作室实验”标志着远程视频会议口译的初步尝试。1999年，联合国进行了全面的远程口译测试，视频会议技术逐渐成为远程口译的重要手段。然而，这一时期的远程口译仍然面临着技术挑战，如视频和音频的无法同步、传输延迟等问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和宽带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远程口译技术的进步。云计算、人工智能、语料库等译前准备工具、译中辅助工具及译后整理工具的开发及应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员的工作效率，对于填补讲者与译员之间的语言和信息差至关重要。在以云技术为代表的多种信息技术推动下，口译管理平台(口译管理系统，IMS)、口译交付平台(翻译交付平台，IDP)和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的模式，打破了设备对于译员的禁锢，带来了技术方面的飞跃。这些技术让译员们走出同传间，走向“虚拟同传间”,随时随地访问和调取口译相关资源[2]。

(三)人机交互时代：口译技术的高潮期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话、视频等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局限性、更新速度慢和互动性差三个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远程口译技术有望实现新的突破。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为精准的翻译和实时校正功能，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为远程译员提供更逼真的会场环境，增强互动性和沉浸感。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提升远程口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人工智能不同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翻译系统指的是通过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和大语言模型来模仿人类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模仿翻译的行为。人工智能口译系统融合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及语音合成三个环节。作为口译技术的核心应用——机器翻译与人类译员的关系最终指向技术与人的关系。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译员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影响译员执业的方式。从早期的广播和电话到如今的数字化平台，远程口译技术随媒介技术不断演进。过去的技术变革是为了节省人的体力，而现在则更侧重对脑力的解放。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使用主体本身，也改变着人类文明的传播方式、重新定义人的知识并加速知识生产。

二、翻译技术中的符号隐喻

翻译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媒介发展史密切相关。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指出人类语言经历行为语言到自然语言到社会语言的发展阶段。行为语言是通过动作和声音两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觉[3]。当刺激动作与声音的类似场景重复出现，人类“便习惯于把思想跟感觉的发声以及身体的各种信号联结起来。这样，他们的记忆得到了锻炼。渐渐地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想象力，并且终于能够通过思想来处理过去只凭本能去做的事情”[4]。于是，人类不断筛选和排列组合记忆中的各类信号，形成一种稳定的符号，即某一群体公认的交流工具——语言。因此，是激情的喊叫引导原始人类发声。人类认识和记忆声调的起伏和节奏，并尝试用声音符号和行为动作表达情感，日渐培养起用固定名称表示事物的习惯，并最终创造一门新的语言。在一个群体中，以符号为媒介互动的经验也是在进行文化建构。当个体的记忆负担过重时，人类就需借助外在于人的技术属性进行生存与进化，因此人的记忆多储存在生物记忆外第三种类型的记忆。技术的符号意义更加凸显，使过去得以保留和再现。

(一)“身体媒介”时代的翻译伦理

媒介的发展史是“技术与身体纠缠”的历史[5],面对面传播时代是“身体媒介”[6]发挥作用的体现。译员就是身体媒介的一种形式。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实际上是受一系列外部社会力量控制和支配的话语提纯活动，它的选择、组织、传播等过程无不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多种有形与无形的势力所左右和制约[7]。任何翻译都是为某一目的、在某些方面对原文的操控。

在口译过程中，除了言语传递的明确信息外，肢体语言也承载着重要的内涵信息，如个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地位较低的群体具有天然的影响力，而译员扮演着服务人员性质的角色，导致地位较低者在面对面交流时常常被迫接受不完整的、被处理过的信息，只能被动地接受观点、参与交流过程。口译作为一种居间行为，展示了权力话语的复杂性。因此，如何确保口译中各参与方自愿平等地理解对方，成为这一媒介时期口译伦理重点考虑的方面。

(二)“无身体媒介”时代的翻译伦理

为突破传播范围和时效的局限，人类在传播实践中引入了广播、电话等单一媒介与互联网等融合多种媒介形态的整合媒介，使技术成为传播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这一阶段被称为“无身体媒介”时代，而口译技术发展的爆发期与高潮期穿插其中。

相较“身体媒介”时代，“无身体媒介”的传播主体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转移到了各种媒介技术物上。媒介技术推动实现了交流各方的虚拟“在场”,以远程口译为例，视频口译和电话口译同样属于“无身体媒介”的范畴。译员通过视觉和听觉符号传递信息，无须亲自在场，借助技术将情绪变化和情感表达透过画面传达给交际方。这种形式的口译不仅解放了译员的身体，使他们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提供服务，还显著提高了口译服务的可及性和时效性。然而，远程口译也面临与其他“无身体媒介”类似的伦理问题。由于缺乏面对面的互动，译员无法通过肢体语言和现场反馈进行实时调整，任何误译或信息失真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特别是在医疗、法律等领域，忠诚、中立等原则至关重要。因此，“无身体媒介”时代翻译伦理的主要约束对象，是作为传播活动居间者的译员。

(三)“身体化媒介”时代的翻译伦理

“无身体媒介”解放了人类的身体也带来了信息的膨胀，由此也产生了收集与处理信息的“代理人”。在传播过程中，“代理”对媒介技术和信息输入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尤为重要。人机交互时代，技术不仅是媒介手段，发挥交际对话的传输管道作用，还是译员的直接交互对象。在与人工智能的交流中，译员并非在自我对话，而是面对一个具有庞大数据库的超强大脑。为用户提供信息的人工智能还可根据提示扮演不同角色，模仿人类语言特征。因此，在翻译领域，“身体化媒介”时代可理解为人机交互时代。在口译出现“技术转向”的时代背景下，更需注重技术的人性化发展和可持续应用。

在“身体化媒介”时代，机器对输入信息的接收是通过系统内部相对灵活的程序模式进行的。尽管如此，机器仍然缺乏内部的自我调节和动态平衡能力，不能算作常规的传播主体，更多地被视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形式。但相较“无身体媒介”时代，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凸显，这显示出对技术伦理及人际关系的重视。

根据王华树对翻译技术作出的分类及实际情况可知，机器翻译是翻译技术中常见的应用形式[8]。机器翻译指由计算机将输入的原文本自动翻译成译出语的过程。机器翻译的发展阶段从基于规则，到基于实例，到基于统计，再到基于神经网络；从基于词，到基于短语，再到基于句子；从使用大规模平行语料库，到可以使用单语语料库，再到实现零数据翻译。其发展历史也分为笔译技术的发展路径和口译技术的发展路径。总的来说，机器翻译跌宕起伏的发展史可以分为萌芽期、受挫期、快速成长期和爆发期四个阶段。当前，在口译技术驱动之下，口译技术的优势显而易见，学界关于人与技术的价值关系却争论不断。但究其根本，译员是使用口译技术的主体，口译技术的开发应以服务译员为宗旨[9]。

翻译技术的研发最初是为了减轻译员的认知负荷，是人的记忆和生命姿态的外在化，即斯蒂格勒的第三记忆。机器翻译以词语、短语、句子为单位，将译入语的生产过程视为规则或符号的推导，本质上是离散空间的线性推导，将离散化的表示转变成连续性表示。翻译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译员“在场”产生的主观情感和个人偏见的干扰，减少译员受服务对象权力地位影响而破坏“忠实性”的伦理规范、对翻译内容随意“删减、扩充和重排”以满足不同需要的情况发生。与此同时，机器翻译也带来了翻译过程符号化的印象，从而使真正的译员隐身。技术的符号化隐喻遮蔽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人类译员的价值被低估，声音被掩盖，不利于翻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机器的刻板印象导致社会对技术掩盖下的事物的忽视，因而人机关系日趋对立。人类在拥抱技术的同时，也要警惕技术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对人类思想的蒙蔽，以及技术自身的设计和数据来源可能包含的隐性偏见。技术会消解当下行为所框定的时空距离，也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分延”,从而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对未来的人类和遥远的世界产生影响。人类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但能把握在日趋智能化的时代中人性的厚度，而这也是技术冲击下，语言行业应对Al冲击的关键点。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第三记忆”,可以理解为如假肢般外在于人且能够存储人的记忆的物质载体。第三记忆对应的便是技术，让人类通过主观经验之外的物质性载体保留和再现过去，调整了区分时间与空间的可能性。第二个关键词是“记忆工业”,指的是现代技术在实现人类想象和记忆外延的基础上，又开启了神经系统外延的新阶段——信息工业和程序工业(二者共同构成通信工业),这是神经系统外延和想象外延的具体化。翻译技术满足和解放译员的记忆系统，是译员的外在大脑。但机器翻译系统往往不是为某位译员定制的，而是开放式的记忆系统。“翻译记忆系统使得所有存储文本都可重复使用，可大大提高生产力，但谁又应该对‘被记忆’的错误及其传承买单?”[10]伦理责任的承担主体难以追踪，再次验证斯蒂格勒将技术比作“药”的解构主义隐喻。隐喻并非一开始就是符号。只有隐喻的指代成为众人的共识化，隐喻才是符号。从语言起源、媒介发展史和技术发展历程来看，三者都经历了不断建构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文字”“媒介”和“技术”都是作为符号而存在，拓展人类身体的局限。

三、远程会议口译伦理

远程会议口译由于受工作场合和工作方式的限制，缺少听众的反馈，译员只能依靠摄像机的随机画面，猜测会场情况，可能导致译员的失控感、失落感和无助感，认为自己的工作似乎不受重视[11]。Braun提出，视频会议口译需要根据译员和参会者的数量确定摄像机和屏幕的数量[12]。如有文本、图片、图表，需要为译员再专门配一个文档摄像机。在远程会议口译中，译员通常是隐身的，不需要被代表看到(远程手语译员除外)。当遇到发言人语速过快或其他沟通问题时，译员难以为自己发声，同时难以向外求助。这是物理状态下由于距离产生的“隐身”与“不在场”。

伦理始于关系。因此在研究翻译伦理时，应从“关系”出发，思考不同媒介变迁时期的关系本位与主体再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伦理标准。远程口译有两大特性：“不在场性”和“技术辅助性”。这表明远程口译是媒介变迁的产物和译员的辅助工具[13-15]。远程口译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媒介发展史。从技术提高交流效率到技术融入译员工作，其所展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蕴含着深刻的伦理维度。

在翻译技术伦理领域，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如何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解决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成为翻译技术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强调技术中的人文性，远程口译技术的发展将更加符合伦理要求，持续为全球化交流提供支持。

(一)“不在场”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远程口译过程中，技术的“驯化”不仅体现在译员要有对不同设备以及设备迭代的操作适应能力，还体现在远程口译要求译员在其他方面补足“在场”的缺席。首先，“在场”体现在译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在远程口译中，译员的语气、表情和动作都成为信息和情感的载体。通过视频，听众可以看到译员的面部表情和情绪变化，从而更直接地感受到信息的传递。视频口译中，译员的身体成为一种媒介，声音或形象透过屏幕传递出发言人情绪的曲折变化，最大限度地使听众能够全身心地沉浸其中，仿佛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尽管译员和交流各方处于不同的物理空间，但身体依然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存在于远程口译的过程中。其次，听众先前的口译服务体验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与会各方“不在场”的缺憾。听众通过感官将虚拟与现实结合，形成新的交流体验和思维方式。在自觉与不自觉的对比中，听众产生对口译辅助技术交际效果的认知，从而对远程口译形式有自我的心理预设。这种心理预设可引导公众给予远程译员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绝对的“不在场”难以弥补这些缺憾。远程口译中的交流缺乏肢体接触，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沟通的质量和对关系的感知。

(二)“远”的心灵隐喻

翻译标准从“信达雅”到“不可思”“不可译”“不可思译”的演变，反映了翻译理论在面对语言、文化和思想的深层次差异时的不断深化。现代翻译技术，如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通过大量语料库、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实现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再现和译文的通顺易读，但在语言优美和文化意涵传达方面仍需人工干预。“不可思”标准强调某些概念和文化内涵在目标语言中的表达难题，翻译技术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可以通过语义分析和上下文关联生成符合语境的译文，但仍需依赖译员的创造性思维来弥补技术的不足。“不可译”指出翻译中的极限问题，尽管技术能够提供多种翻译选项、参考资料和语言模式识别，但最终的翻译决策依赖于译员的判断和经验。“不可思译”综合了前两者的理念，强调翻译是文化和思想的深层互动，现代翻译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实时语境更新，能够提供丰富的语境信息和跨文化参考，但无法完全替代人类译员在处理复杂文化和思想内容时的敏感性和创造力。

在心灵层面，“远”不仅指物理距离的跨越，更涉及心理距离的弥合。尽管技术能够在地理上拉近人们的距离，但心理上的“远”仍然存在。现代翻译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弥合这种心理距离，通过提供情感分析和文化背景知识，辅助译员在跨文化交流中传达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然而，真正的心灵沟通仍需依赖译员的文化理解力和情感共鸣能力，技术无法完全替代这种深层次的互动。翻译技术为实现这些标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但在跨文化交流中，译员的专业素养和文化理解力依然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真正弥合心灵上的距离，实现有效的交流和理解。

结语

德里达在《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一文里已明确地表明了“心灵”与“机器”的关系：“没有心灵始源就不会有机器也不会有文本，没有文本也就不会有心灵领域。”[16]翻译技术的发展遮蔽了原文本与译文本的界限，翻译技术辅助生成的译文是一种新文本还是旧文本?当待译文本因源头无处追踪成为“无作者文本”,且处于随时修改的不稳定状态时，翻译是否应该负责?应该对谁负责?技术是否有意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指向技术快速更迭后的人机关系。数字技术似乎越来越不在乎与此在的关联。技术的独立性和趋于有机性，促逼人类重新思考人机关系。将技术与主体完全对立的思维模式只会引起人对技术的恐慌。斯蒂格勒从人类本性出发，提出技术是“第三记忆”,是能存储人类记忆的物质载体，强调技术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类译员在技术的介入下，效率和质量得以提高。翻译技术的发展经历从基于规则到基于实例到基于统计模型到基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质量在一路高歌猛进后渐趋平静。研发者也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中反复参考人类译员在真实场合的口译表现。越来越多的机器翻译质量测评发现机器的水平远达不到高级别人类译员的水平，但也承认机器翻译已能胜任中低难度的翻译任务。这正应和法国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汉的观点：“生命在它内部，是寻找不到进化的新路的，只能外化。”[17]自我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借助身体的外延——技术，成为更好的自我。自我与更好的自我互为世界、互为彼岸，在成长中一次次出发和回望。

回归的思想同样体现在翻译研究中。目前口译研究已从关注技术转向关注译员自身。鉴于口译活动的时效性，译员遇到伦理困境时要及时作出反应，在伦理规范模糊的情况下，译员往往通过经验作出决策，此时策略的选择与放弃就是伦理的体现。德里达将翻译看成一笔永无偿还可能的债务，译员始终要背负“逝去”的他者，而译员由原文向译文过渡的前行之路也是无法回头的。前进之路也是逝去之路、反思之路、伦理回归之路。利科则指出“翻译的幸福是放弃绝对语言后的一种获得，它接受了相即(adequation)和等值(equiva-lence)之间的间距，翻译就是不相即的等值”[18]。利科对他者文化持开放包容态度，主张在自我文化中为他者文化留出空间，实现文化和合共生局面。这种观点的本质是利科对自我本身异质性的认可，并从阐释学的角度将翻译视作自身经由他者并返回自身的一个重要迂回途径。无论是利科为完美翻译的“哀悼”抑或是德里达背负他者的“哀悼”,都体现出翻译本体中存在“回归”和“他者”的思想。

人类从未停止探索太空，科技让我们在太空中走得更远。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在燃料即将耗尽、进入太阳系一去不复返时，接到NASA让其调转相机、回望地球的指令。当时“旅行者1号”已经在太空航行了将近13年，距离地球64亿公里外。这张照片也是目前人类看到的最远距离拍摄到的地球照片。在这张照片中，地球只是非常不起眼的“暗淡蓝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极其渺小。“旅行者1号”出走后，从高处回望家园的回归动机令人深思。放在更广阔的宇宙里，地球上“自我”与“他者”的差异被无限缩小。在技术的促逼下，人类反思性和去人类中心主义逐步产生。最后一次回眸，是一种技术的隐喻，技术需要回归到本体，生命同样需要回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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