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大，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登山、越野、攀岩、科考、冬训，

他们将足迹留在雪山、高原、岩壁，

他们团结、无畏、坚毅，

他们情比金坚、惺惺相惜。

他们不断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进发，

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以户外为壤，向下扎根。

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冉冉升起的生命力。

他们就是自游人。

“训练很痛苦，但是你在不断地成长”

“可能大家对自游人的印象就是无论寒暑，每天在操场上冲刺、跑圈”，今年的登山队队长、国学院24级硕士生胡金超说。每周三次训练是中国人民大学自游人协会的传统。登山、越野、攀岩等活动对体能的要求比较高，在平日里，自游人会组织每周一三五晚上的固定训练，周末也会组织拉练。

今年七月初，胡金超作为队长带领自游人登山队攀登玉珠峰。为了这次挑战，他们准备了三个多月，仅日常训练中的跑步里程就累计144km。登山队员们经常在公教一楼负重三四十斤爬楼梯。天气炎热的时候，他们的汗水一直下滴，点点滴滴的汗水湿了台阶，让胡金超印象深刻。

作为自游人登山队的“老人”，胡金超深知这些训练是痛苦的。但是成长的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是你不得不去经历的”。他对新队员说，“只要你跟着我们坚持下来，就一定能登山，就一定能成为登山队员。”这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在他看来，那些能坚持训练、完成预备考核并正式进入登山队的新队员们都有了登山的能力，“这就是一个体能从无到有的成长”。

登山队于玉珠峰观景台合照

对于新队员，加入自游人是体能的一次蜕变；而对于老队员，保持和恢复水准也并非易事。

在学期初接手越野跑队后，统计学院2023级本科生乔冠嘉面临如何迅速恢复体能的压力。9月刚开学时，假期因伤无法锻炼的他体能状态并不理想，但是作为越野跑队的副队长，他深知自己需要比队员跑得快才能带队训练。为了迅速恢复体能，他在周一、三、五参加日常训练，周二和周四自行加练游泳，周末上山拉练，用将近三周时间才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体能状态。这种“一周六七练”的复建模式虽然行之有效，却是激进与“折磨”的。

训练往往意味着艰苦与疲劳，会消耗很多精力。当胡金超被问到如何平衡训练与学习时，他直言“没办法平衡”。在他看来，一个真心想要投入某件事的人，必然只能舍弃另一部分东西。

经济学院2021级本科生、自游人攀岩队的副队长赵莹也有相似的感受。晚上的训练会挤占学习的时间，如果当天训练强度比较大，身体的疲惫也将削弱她投入到学习中的精力，白天甚至会打瞌睡。

但当训练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当疲惫成了习惯，当体能不断提升，情况也逐渐出现了好转。在乔冠嘉看来，跑步反倒对学习起到某种正向促进的作用，在困倦的时候出去跑一圈回来，反而能更加专注和高效地学习。

“在山上的事情是最简单的”

登山队有句流传颇久的话：“在山上的事情是最简单的。”由于在登山前做过无数次训练、看过无数次路图，真正踏上山的那一刻，所有事情都会变得简单，登山队员们甚至能够预测可能遇到的问题。反而是登山前的准备，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

玉珠峰并不是今年登山队的原定目标，印在登山队蓝色队服背面、地处西藏自治区拉轨冈日山脉的姜桑拉姆才是。胡金超决定做登山队队长，也是因为姜桑拉姆。他与姜桑拉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5年前刚刚加入登山队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加入了登山队，那个时候我特别有热情，因为当年的登山队要去西藏。”西藏，对于那时刚上大学不久、尚有些稚嫩的胡金超而言，神秘而令人向往。在听说登山队要去姜桑拉姆后，他满腔热忱，甚至帮助登山队在宿舍楼里挨个宿舍宣传。但是当年去姜桑拉姆的审批并未通过，他也因入伍错过了那年的登山活动。这些遗憾推动了他在五年后再次选择了姜桑拉姆。

胡金超身着印有“姜桑拉姆”的登山队队服

“对于自游人来说，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去过西藏（雪山），我想把自游人带回西藏。”抱着这些美好的祈愿，胡金超和其他队长们从三四月就开始联系，四五月安排体检，六月交齐所有材料。一级级审批进行得颇为顺利，弥补多年遗憾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命运却又和他开了个玩笑——在最后一步，审批失败了。

“对我来说，这次最大的困难是，你在很长时间内，不能确定到底要去哪座山，你做了很多预案，可能都白做了。”胡金超说。登山前，有太多不确定性元素：不确定最终要去哪座山、不确定最后哪些队员会去、不确定指导登山的教练团队……一旦发生变更，先前做出的努力都有可能成了白费力气，相关策划也都要推倒重来。这种不确定性给他带来强烈的不安和无力感，他能做的只有 “疯狂地做预案”，考虑每一个可能性延伸出去的情况，才能从未知中搏得成功的希望。

经受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的，不只有胡金超，还有越野队副队长乔冠嘉。越野赛前的准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说，“其实在比赛之前，我心里是非常没底的。”

九月初接到“鹫峰杯”通知时，距离正式开赛已不足两月，但越野跑队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局面。由于去年比赛的取消，越野跑队在春季学期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当时越野跑队的多数成员面临升学、实习、就业的压力，无暇备赛参赛，队长聂思宇和乔冠嘉急需开展招新。训练的缺失和人员的断层给乔冠嘉带来很大的紧迫感；此外，越野跑队此前稳居前五的成绩也无形给他施加了不少压力, “就觉得（队伍）不能在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出现成绩的滑坡。”

今年10月中旬越野队训练

招新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能够同时满足体能好、有时间、还想来三个条件的同学并不多，特别是女队员。最后一位女队员甚至是在比赛两周前才找齐的。雪上加霜的是，队长在“十一”假期期间组织的拉练中意外崴到此前受过伤的脚，发生了严重的骨折。之后，周末带队拉练的担子就落在了乔冠嘉的身上。经历了六周专项训练和五次实地拉练，他只觉得疲惫不堪。伴随着疲惫的是止不住的焦虑，平时拉练的成绩和往年越野跑队成绩差距较大，“当时我和队长一直在想，这怎么办才好？今年能不能行？当时压力很大，就怕在我们这里出现问题。”

“路绳之上皆是兄弟姐妹”

在低谷时刻、遭遇挫折时，是团结互助帮他们渡过了重重难关。

雪山风大，行走在刃脊上，有滑坠的风险。登山队员需要将自己逐一系在路绳上，在一起往上走的同时，也将生命牵系在一起。“它把感情具象化了，成为具体的人与人的连结。”胡金超在大学最早的一群朋友就是在自游人结识的。大家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训练，在篝火边、帐篷里谈心，遗憾下撤时一同痛哭……或许是因为“吊桥效应”，大家敞开心扉、相互扶持，一同克服困难。

登山队沿路绳前行

这种在“吊桥效应”下关系更加紧密的感受，岩队赵莹也深有体会。野外有很多未知的危险因素，“有时候会害怕这周围的山里会有熊、狼等野生动物出没。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大家只能相互依赖，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会更增强大家之间的信任。”

当被问道会用什么词形容自游人时，赵莹选择了“情比金坚”，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是她在协会的最大收获。她在一次攀岩训练中结识了今年攀岩队的队长山楂，她们在768创意园区的香蕉攀岩馆办了月卡，相约一起骑车去攀岩，甚至分别买了款式一样的黑白两色自行车。一个月的朝夕相伴加深了她们的友谊，她们一起吃饭，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当攀岩队队长，组织周末的攀岩活动。

山楂和赵莹的合照

为什么自游人这么团结？胡金超认为自游人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地方，这里没有“师兄师姐”，只有ID，大家都保留着一份天真，一份玩耍的乐趣。“当没有年级、专业隔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很容易成为好朋友。”

乔冠嘉认为，“心中容得下山川的人，他的心胸并不会狭窄。”自游人的大家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宽容的。他们心中有河流山川，希望广泛参与户外活动、与外界构建连接，和他人共同成长、共同探索未知,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地为人处事。

在乔冠嘉眼中，越野队像一个温暖的家庭。大家在平时训练结束后会一起回寝室；在上山途中分享自己过往的故事；下山后一起团建，聚餐、看电影。越野队的大家关系特别融洽，“就比如说，你生活中碰到什么事情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群里发消息。你有什么困难，大家就会一起去帮你。”在乔冠嘉看来，不论是求助还是约人出去玩，他都会在第一或第二顺位想到这群人。

去年10月底，参加越野跑队第一次拉练时，乔冠嘉不小心被树枝刮过脑袋。因为没有戴帽子，头顶被刮了很长一道口子，流血不止。情况危急，距离山下的医院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越野队的同学在山上用医疗物资为他简单包扎后，两位老队员把他架下山，三位队员陪他一起去医院，挂号、开药，之后也持续关注他的康复状况。乔冠嘉的id——土豆就是在这次受伤后确定下来的：potato，谐音“破抬头”。

在越野赛这种团队比赛中，“路绳”成为了一种合作共进的团队精神的象征，在比赛中大家相互扶持，永不言弃。“鹫峰杯”以最后一位队员的冲线成绩作该队总成绩，十个人，一个都不能落后。有些队员身体素质较弱，队友们会拉着他们的胳膊往上爬。赛事最后一段长上坡，他们拼尽全力、彼此扶持冲刺，“当时所有人表情都非常狰狞，咬着牙，用自己的意志力把最后一段上坡跑完了。”

越野赛最后的长上坡

比赛结束，当裁判从末位开始宣读成绩时，他们屏气凝神，随着一个个名次从后往前念，他们神色越来越激动，希望“人民大学”这几个字出现得再晚些。当“第二名清华大学”被念出时，冠军之位已无悬念地收入囊中，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肆意地欢呼，甚至没听清自己的最终成绩。那一刻，积蓄已久的生命力迸发而出，铭刻在那名为“青春”的人生篇章。

“我们登山，不是登顶”

越野队登上了冠军的顶峰，但登山队却未能如愿登顶。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难和解。”胡金超在回忆起自己做出下撤玉珠峰的决定时这样说。对于已经攀登到5700多米、队员们状态也都很好的队伍来说，6178米的顶峰仿佛近在眼前，然而恶劣的天气与雪况却令其遥不可及。“当时的风很大，把那些颗粒雪都卷起来，打在人脸上。如果人在那个环境下长时间不动的话，可能就会有失温的风险。”出于团队安全考虑，胡金超选择带领大部队下撤。

登山队下撤途中

没能登顶，付出的那些努力似乎都打了水漂，下撤的时候很多队员都哭了，包括胡金超。“你不知道去怪谁，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做，就是一种很无力的感觉。”作为队长，他觉得很对不起他的队员们。很多队员付出很大精力和代价才来到这里，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他却没能带着大家登顶。他甚至在思考，当初做出的下撤决定是否正确，“如果我们当时勇敢点，会不会过去了呢？”

“后来逐渐和解是因为我发现，我们是登山，不是登顶。”他发现，无论是攀爬的过程、技能的训练，还是痛苦却美好的情绪、心灵的净化与放空、对于生命与人类文明的感悟，都让登山队的队员们收获了热爱与成长，与雪山、与大自然产生命运的羁绊。“他们还会去登山的，这就够了。”从“没有登顶就不算登山”的执念中抽离出来，胡金超收获了平和与宽容，他尝试着去学会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够做成，付出再大努力，最后也会有一部分运气或机遇在里面。”

“‘自游人’三个字，我们可能最开始理解到的是‘游’，你要出去玩、出去看风景；第二个理解的是‘人’，你会跟一群人一起走，认识一群朋友；最后一个理解的是‘自己’的‘自’，在山中理解你自己。”胡金超说。

登山对于赵莹来说是痛苦的，上到海拔四千多米后，她会因为缺氧而头疼。虽然她总会想“下次再也不来了”，但是每次下山后，她还是想登山。在那个似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她可以什么都不想，放松身心。当她登上更高的海拔、看到更广阔的景色，她觉得“人生好像还是很宽阔的”。

赵莹于四川甘孜的子龙峰

乔冠嘉觉得，自游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拓延”，这种拓延不仅是体能层面，还有眼界的拓延。自游人让他有意识地向外探寻，和那些原本不被看到的世界一隅产生更广泛的连接。今年暑假，他加入科考队，随其去西藏开展调研和户外徒步。他在与当地人的半结构性访谈中，了解原住民的劳作方式和对苦难平和接受的生活态度。他们陪当地的孩子做游戏，在自然与人文的交汇中理解苯教为何发祥、一些藏民为何信教、文化何以差异，进而对多元文化的存在产生更深的敬畏。这些发现和感悟提供给他更广阔、开放的视角，让他思考问题时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生活，而关注到更广袤的远方。

科考期间队伍合影（乔冠嘉于后排右四）

胡金超接下来没有新的登山计划，但他早已将自游人登山队带给他的精神品质和感悟内化于心。从群山之巅见江河奔涌的震撼，到冰天雪地里磨砺意志的艰辛，从攀登途中的昂扬斗志，到面对危险时的从容平静，这一切都成为支撑他在生活中持续“向上”的能量。

登山，在宏观中看见浩瀚的世界；科考，于微观中洞察“附近”的脉络，二者交织，是眼界与生命的延伸。在“内卷”、倦怠与迷茫压缩年轻一代生命力空间的当下，自游人们用脚步丈量大地，以挑战突破桎梏，向外探寻，向下扎根，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回应了时代给出的答卷：向高、向远、向“自游”。

峭壁裂缝中顽强生长的新苗、雪山之巅飘扬的鲜红队旗、爬楼训练时那一滴滴洒落在台阶上的汗珠，都是他们生命力绽放的见证。

文字：刘家妮 吴宇轩 苏咏仪 叶子倍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编辑：范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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