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时年96岁的梁漱溟在回忆起建国初期和毛主席那次著名的争论时，感慨地说道：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
梁漱溟与毛主席很早就见过面了，当年青年毛主席在北京短暂游学，曾旁听过梁漱溟的课。空闲时间，他经常到老师杨昌济家中做客，杨昌济和梁漱溟是忘年之交（梁漱溟与毛主席同岁），所以两人也能时常照面，只不过当时梁漱溟对这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并无太深的印象。
1938年，梁漱溟作为国民政府特邀的参议员到延安拜访，毛主席在一间瓦房里专门接待了他。当天晚上，毛主席说起两人当初在北京几次碰面的事情，梁漱溟连声赞叹：“好记性。”
当时，全面内战刚刚爆发一年，国内抗战的局面不容乐观，梁漱溟对此忧心忡忡，感到悲观。毛主席将尚未出版的《论持久战》的基本思路向梁漱溟做了介绍，重点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和战争发生的阶段。听完毛主席的介绍，梁漱溟听后大喜，说自抗战以来，还没有人能作出如此令他信服的谈话，您的话真是令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这次谈话从下午6点一直惊醒到次日凌晨，过了后半夜，主席见梁漱溟已显倦意，才起身礼送他出门。临走前，梁漱溟拿出一本自己最近所著的《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主席，请他多加指点。
第二天，梁漱溟再次前来做客，他和主席的谈话就是根据他的这本小册子开展的。毛主席直言不讳地对梁漱溟说了自己读后的观感：书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思路，而非革命的思路。而中国的问题，是改良主义无法解决的。毛主席认为，梁漱溟对农村问题的理解过于理想和温情，未来中国要想进步，一定会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两人的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天亮，最后毛主席笑着对梁漱溟说：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怎么办呢？让以后的事实来做裁判吧！这次争论
毛主席的大度恢宏令梁漱溟深感钦佩，他学识渊博，态度谦虚，谈吐幽默，待人接物诚恳，这些都不是蒋介石所能比拟的。此后，梁漱溟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延安的很多地方，这次延安之旅虽然短暂，但他却明白了一个道理，未来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属于共产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当初在《论持久战》中的预言已经兑现，梁漱溟于是找到我方代表，提出想再去延安一次，我方表示热烈欢迎。当时梁漱溟是民盟的秘书长。来到延安后，毛主席立刻接见了他，这次谈话主要讲的是日寇投降后中国应该如何的建设、发展的问题。
令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后不久，停战协议就被蒋介石单方面撕碎了，随后就是全面的内战。同样令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只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把蒋介石赶下了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梁漱溟应毛主席邀请来到了北京，不过这次他暂时没有见到毛主席，因为主席率领代表团去莫斯科访问了。不过临行前，毛主席特意吩咐接待单位，梁先生到北京后，一定要好好招待他。
1950年3月，毛主席结束了他3个月的苏联之旅，返回了北京。当时在北京的重要领导都去火车站相迎，还包括一些党外人士，负责接待的同志知道毛主席对梁漱溟十分重视，特地把他安排在党外人士中的第一个。毛主席下火车见到梁漱溟后，与他握手说道：“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到我家做客，再长谈一个通宵也可以！”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梁漱溟作为一个关心研究农村建设的学者，和毛主席说了不少农村的问题。毛主席建议他可以去东北、华北的老解放区去看看，自己可以让李维汉等人安排。此后，梁漱溟对新中国的农村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对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3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开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参与到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中。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会上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农民问题或者农村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离不开农民和农村的支持，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入城市，不免造成了农村空虚的情况。城市生活水平提高快，农村生活水平却还是很苦，所以农村人都涌向城市，而城市又不能容他，所以形成矛盾。
梁漱溟在讲话中还引用了当时的一种说法：“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他认为应该对农民和农村的问题给予重视。
毛主席对梁漱溟的看法并不认同，他认为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是了解农民的，农民和工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我们发展重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迅速提升国家总体实力尤其是工业能力，这是“大仁政”；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提升农业水平，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生产力的论断，这只是“小仁政”。我们当然要重视农村和农业，但全国的工作重心，还是应该在城市和工业，不能只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这样便是帮了帝国主义。
在听到毛主席不点名的批评后，梁漱溟感到有些委屈，便写信给毛主席解释，说他并不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没有破坏工农联盟，只是希望中央能重视这个问题。但毛主席认为：“你的话是与总路线不同的。”
在9月16日的大会发言中，梁漱溟向大家复述了他在11日的发言，再次提到了令人感到颇为刺耳的“九天九地论”，同时他强调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相反是热烈拥护的。
9月17日，毛主席在发言中作了一段著名的讲话，其中重点反驳了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说”：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在随后的发言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引发台下争锋相对的指责，甚至要他滚下来，毛主席则以和缓的语气说：“梁先生还是要当政协委员……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实际上保护了梁漱溟。
会议结束后，梁漱溟便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休假闭门思过，自此之后几十年，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晚年梁漱溟回忆起此事时说道：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病逝于北京市协和医院。在葬礼上，友人冯友兰为其撰挽联道：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