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安（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陈经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期
导 读：
本文从2024 年新闻传播学核心学术期刊中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76篇新闻学相关研究论文，考察2024年度中国新闻学的整体知识生产脉络。试图描摹出新闻学研究在中国社会中的结构性变动，以回应学科发展的普遍焦虑和学术召唤。
2024年，人工智能的应用普及加速着数智时代的到来，ChatGPT、Sora等人工智能大模型瞬间将数字新闻业进一步推上变革前沿。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认为，大众传媒的意义在于持续制造与处理“激扰”(emerge)，而今天，无论是积极转型还是被动卷入，当“制造激扰者”不断地在技术发展中受到外部激扰，便带给整体业态前所未有的现实张力，从而也给当下的中国新闻学之合法性提出质询。
本文从2024年新闻传播学核心学术期刊中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76篇新闻学相关研究论文，考察2024年度中国新闻学的整体知识生产脉络，通过“技术之基”“关系之变”“知识之体”三个逻辑递进的主题展现整体知识生产的结构图谱，进而概括出8个主要议题：新技术的激扰动能、数字新闻学与平台社会、技术底座中的理论探索、新闻学的新关系视阈、新闻学元概念的重返与再造、新新闻生态中的主体与创新路径、自主知识体系、现实体用。基于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探讨，本文试图描摹出新闻学研究在中国社会中的结构性变动，以回应学科发展的普遍焦虑和学术召唤。
一、技术之基：作为学科演进的关键行动者
（一）新技术的激扰动能。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多维能力上的持续迭代升级，其展现的颠覆性技术效能让全世界看见了人机协同与共生的未来场景，也发挥着“激扰”之动能，催促着既有的知识体系与行业生态进行自我变革。就新闻学来看，无论是主动吸纳还是被动接受，本质上都是知识共同体基于技术环境变动而产生的发展与创新焦虑，从而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调适。
周凯等认为，从整个新闻业态的演变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使用本质上是新闻业在长期自动化过程中的又一次技术革新，它通过介入与重塑新闻生产流程，挑战了新闻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定位，推动行业进一步数字化转向。[1]如果仅在此层面上认识GenAI，有陷入技术工具主义或简化的二元关系的风险，需要在本体论意义上进行主体意涵的澄清。对此，杨保军等认为，人类以智能体作为实践中介，在“主体客体化”过程中创造着世界，又在“客体主体化”过程中改变着人类自身，从而凸显出智能体作为“中介体”的主客体统一性。就目前来看，新闻智能体是创构、保障、调适新闻生产网络体系的基础设施型生产工具，它以新闻生产数据化的方式，催生出新的新闻劳动分工，从而在人与新闻双向运动中发挥中介体作用。[2]
匡文波等认为，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是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智能化阶段后，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新闻传播领域的创新驱动生产力。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集中体现在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内容生产、精准匹配用户需求的传播渠道生产、智能技术成为传播者的机器主体生产以及人机传播过程中的新型人机关系生产四个维度。为适应和支持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系统性地变革与创新传播内容、渠道、主体与关系。提升内容生产与分发中的人机交互能力，研究与适配用户的媒介使用心理，突出智能传播的差异化特征与补偿性价值，优化政策环境与媒体体制机制改革是现阶段推动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3]对此，常江提出“后人类新闻学”的概念以揭示新闻学理论发展身处在后人类状况中。他认为，人类行动者依其生物属性和社会化机制形成了三种无法为机器逻辑所量化的独特机能，即新闻直觉、新闻道德和新闻文化。在人机共生的未来，人类行动者可以通过不断激发自身创造力、保持对异化的反思和自我约束，以及持续为新闻实践赋予价值意涵的方式，构建人类新闻亚生态，以对抗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的侵蚀。[4]
然而，GenAI在更广阔的技术社会化过程中，又显化出其作为技术“双刃剑”对公共价值与行业价值的损害。刘国强等指出，随着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工具的问世，AIGC假新闻逐步涌入数字公共空间，以极强的迷惑性抢占公众注意力，存在信息污染、侵权等诸多隐患。研究表明，AIGC假新闻的仿真程度随着叙述事件对于读者情绪调动能力的提高而增强，并且出现“无图也逼真”的真实性认知危机。可见，信息可视化对于真实性的认知导向已出现局部失灵，一种关乎于真实与信任的公共认知范型超越了图像的锚定点，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中面临着改写与重塑。[5]
这就涉及在广泛的新闻生产实践中，智能体以“算法”为突出表征发挥着主体能动。郑久良认为，算法作为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中核心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他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与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考察，并指出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算法技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意向性，由此具有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可能。这对解决GenAI的负面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在GenAI所引起的众声喧哗中，更需要一种宏观视野以把握整体的研究指向与脉络。郭璇等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围绕技术重构新闻生态、人机协作下的价值重塑和伦理反思、新闻专业教育、新闻要素再定义等，而国外学者则关注新闻物质性、真实性、人和技术的主体性、技术介入下的身份认同、舆论引导和公共危机传播等数字化信息社会在物质、情感、关系多重转向中的“物—人—社会/文化/权力”问题。[6]
此种研究视域的分野折射出怎样的问题意识？周葆华等认为，目前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新闻创新的研究仍以思辨性分析居多，缺乏对新闻业采纳与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际状况的调研;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体如何应用于新闻生产创新的实践分析，特别是在超越技术神话，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于新闻业的核心使命——报道事实、呈现真相方面，实质性探讨还不多。[7]
在新闻业全球性危机的阴影中，GenAI是否能帮助新闻业走出现实困境，这一问题值得跟踪研究。刘于思等认为，新闻业对GenAI的追逐也许隐喻着这样一种技术解决主义悖论：传播技术既是新闻业危机的来源，也被寄希望于成为危机的解决者;数字化既是新闻创新的目的，同时也是新闻创新的首要手段。其研究表明，学界在探讨GenAI对新闻业的重塑时，在对象认知上存在新闻文本(news)、新闻媒体(press)、新闻业(journalism)三种不同的学术视角。此种分化导致对新技术的使用在根本目标上与行业发展存在分歧：一方面，新闻业的构成性原则，即新闻业“是什么”以及“为了什么”等问题并没有被打破，新技术仅在新闻产制手段层面上改写了一些调节性规则；另一方面，这种技术焦虑进一步转化为新闻生产转型的创新焦虑，在技术优化传统新闻的形式和内容、生产流程、分发流程以及组织架构与生态四个方面延展开来。[8]但同时，强月新和胡青山也强调，新闻是现实的社会建构，专业化是新闻从业者在建构现实过程中的二次建构。在新闻生产专业化范式流变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技术在“调音”，政策、市场等因素共同作用在新闻生产之上，使新闻生产专业化不断被建构和再建构。[9]
上述新闻业对人工智能新技术创新实践中的种种悖论启发着学界和业界，应在超越技术解决主义的基础上，看见GenAI的本质特征以及其之于新闻业的丰富意义与角色边界。后续研究，需要摒弃以“毋庸置疑”“可以预见”等替代性论证支撑学术观点，从鲜活经验与系统实证中找寻发展路径。[10]
（二）数字新闻学与平台社会。“平台社会”既是数字新闻学的孕育地与试验田，也是其谋求自身生存发展与建构合法性的生死场。媒体融合的步伐走过十年，在当下互联网平台逻辑愈发凸显、愈加深化的今天，张志安等认为，媒体平台化与平台媒体化的双重路径型构了平台作为多元社会存在的中介架构与技术标准的角色。这一角色的确立直接导致新闻业“平台依附”的生存现状，即一方面，平台的技术体系催生了报道的流量化、考核机制的机械化等问题，生成了平台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又导致媒体地位的边缘化，职业权威受到挑战。[11]毛天婵等认为，平台对于中国数字新闻业最根本的变迁并不局限于新闻业数字化，而是因为不同层级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资源区位差异，进而导致新闻室中的编营边界模糊与技术逻辑的倒灌。[12]
面对这一困境，学者们给出思考与解决路径。姬德强等认为，平台逻辑对新闻业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平台时代的新闻传播呈现出一种以流量为导向的发展态势，流量思维和流量机制的产生，与新闻商品化的历史逻辑和平台时代新闻生产的认识论转向密切相关，应通过从重视流量到重视流向，重建流量时代新闻权威性建构的新路径。[13]陈世华等建议，主流媒体应坚持内容为王，通过再造新闻常规和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制度、内容和渠道壁垒，形成良性循环、互惠共赢的局面。[14]胡青山等在一种“超越平台”的语境中提出，现阶段机构媒体走向“台前”的平台化转型面临困境，在打造自主可控的互联网平台之外，还可以退居“幕后”转向“平台的平台”，为互联网媒体平台和内容生产者提供价值支持和内容生产指导，从而重塑新闻业的主体性。[15]
如果说流量是平台社会中数字新闻业的运作核心，那么数据则是更加深刻的数码物存在。常江指出，平台化导致新闻专业性的消解，催生了介入性的新闻行动主义和新闻民粹主义。流量经济导致扭曲的加速文化在新闻业盛行，其本质是将新闻品质数据化，而通过主张数据公共化的开源新闻运动和尝试截断广告业影响的数字新闻订阅制所取得的成功提供了反科技资本主义的新闻实践想象。[16]进一步而言，范玉吉等解构了数据作为象征性权力、资源权力与技术权力的三重面向，指出应通过“权力－责任”和“权力－权利”的二元规制路径对“数据权力”加以合理限制。[17]
对数字新闻业来说，平台逻辑的重塑力不仅在自身的业态变迁中，更在面向个体实践的语境中延展，从新闻生产到内容消费，无不受其影响。伊俊铭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新闻客户端编辑室中组织加速的时间结构，即通过组织制度的设置与关系氛围的营造型塑从业者混杂的个体时间体验。[18]王斌等指出，新闻受众在平台语境中已成为新闻生态中的重要行动者。在受众转向的视域中，平台上的受众新闻消费实践呈现出情境、平台、内容、行为层面的多重嵌套特征。一方面，受众可以在跨平台的内容消费中建构自身日常生活的“新闻菜单”，进而展现新闻消费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宏观议题的勾连；另一方面，不同受众间的新闻消费具有互构关系，能够倒逼新闻生产偏向与转型。[19]
（三）技术底座中的理论探索。媒介史就是思想史，媒介环境的变迁也必将推动新的观念转型、知识生产与理论生成。在技术发展的脉络中蹚出可供激发思考、助力人类更好地认知自我生存境况的新路径，便是概念的意义所在。数智时代，学者们在新的技术底座中持续深化理论探索。
新技术的强大势能促逼着人们从文本与形式的“幻觉”中重新看见技术的物质实在，在重返与还原中重新思考人与非人间的主体关系。申爽通过梳理“物质性”概念脉络，提出需要在一种“物象新闻学”的回归中看见新闻业中不同物质作为主体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由此，新闻物质性研究在STS-ANT范式之外开辟新的路径，即以物（objects）为中心，关注物在新闻生产场域中生成的“非物”价值，在“物—人—社会/文化/权力”的多维向度中找到意义、情感、价值的流动轨迹。[20]但同时，刘松吟也提醒，如果贯彻这种还原论的研究旨趣，也可能陷入描述主义从而无法洞察网络中的结构性力量，制造一种扁平化主客体图示的盲点。[21]此外，黄雅兰从“可供性”的视角出发理解新闻生态中的物质性，辨析了可供性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属性指向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关系维度，并尝试用“指示器”与“助推器”两个拟像化概念来揭示这一双重向度。[22]
上述理论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社会”的建构主义视角，而旨在具体的物质实践中解放新技术的结构性潜能，从而引发众多想象。姜华提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新闻世界的基础，新闻世界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生活世界。数字化、人工智能的兴起，使新闻世界的数码物凸显并不断增殖，出现复杂的传播场景，生活世界“拟像化”的趋势日益突出，在“数智传收”的语境中，新闻世界获得空前延展。[23]郭栋也提出，生成式大模型具有“模拟真实”的能力，使得传播者将采访、编辑和核查等权力让渡于新技术，造成数字在场与肉身在场之间的张力，影响人的判断和价值观生成。因此，消弭能力沟、驯化技术和重构编辑力是新技术吸纳的内在需求。[24]
二、关系之变：元概念的重返、再造与实践创新
（一）新闻学的新关系视阈。在种种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中，新闻的本体论意涵不断生成与重塑着，新闻学元概念的架构与体系也随之经历自我调适与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重新定义着新闻之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性存在，架设着数字时代个人的微观日常触达局部真实，乃至认知世界的桥梁。
从数字化转型的宏大叙事中，新闻业亟须重拾自身的存在合法性，而建构“关系”便是题中之义。常江用巨量化、广泛连接性、动态数据化概括数字新闻的三个核心特征，并提出数字新闻学发展的三个基本方向：以关系为基础分析单元建立研究实践体系，以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共生机制为核心认识论搭建概念框架，以文化公共性和信息民主为恒久的规范理论目标。[25]李拓等也从对象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当我们研究“变化的新闻业”时，“场域—行动者—数字客体”是新闻业变迁阐释的核心框架，从而在动态的变迁中找到理解与分析的轴心。[26]
借由“关系”生成的视野，众多学者在新的技术环境中讨论数字新闻业的结构性变迁。张志安等梳理了新闻实践及新闻实务教学经历的两次范式变革，即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再到智能传播。在经历新闻传播的主体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之后，互联网平台上的多元行动者走向人机共生、人机协作时代，PGC、UGC和AIGC等协同内容生产的格局初步形成。为此，数字新闻业应坚守信息把关者角色，探索人机互补的价值匹配路径，以此强化媒体公共传播价值。[27]徐天博等指出，“边界工作”的经典理论框架已不足以支撑在GenAI的多模态内容生产能力中，新闻从业者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来维护自身职业地位与合法性。而新闻“边界域”是更为妥帖的概念：新闻业能够为毗邻的其他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提供活动的机会空间，技术行动者和职业行动者由此获得平等的实践身份。[28]
在新技术环境的具体实践中，常江总结道，新闻失范是全球数字新闻生态中更加严峻的现实。他讨论了黑箱效应、信息失序和舆论极化三种失范现象，并指出数字新闻失范现象是社会不信任加剧、大规模真实性危机、精神幻灭感普泛化的征候。[29]
因此，沿袭新闻物质性的研究指涉，“情感”应是数字新闻业在新技术的物质实践中建构自身关系网络的关键要素。田浩通过“情感公众”的概念考察情感社会中网络公众的团结进程和连接行动，指出应将用户的参与行动视作数字新闻业赖以存续和变革的关键变量，实现数字新闻用户情感实践的公共价值与日常政治潜力的挖掘与转化。[30]在此意义上，艾岚等认为数字新闻学应正视“情感转向”的实践效力，将新闻的情感延伸功能作为核心要素，对新闻叙事与呈现方式进行重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应对互联网信息审慎核实、增强数字新闻场域的他律、正视情感叙事的积极影响。[31]此外，周芳等强调，在媒介化的公共话语空间中，从媒介中的情感到媒介化情感的转变意味着认同媒介不仅仅是承载情感的容器，媒介的结构特性也会影响情感的生成和表达方式。由此，新闻体验与社会心态形成了双向建构的过程。[32]
（二）新闻学元概念的重返与再造。从技术环境之变引发的普遍关系网络的重构中，新闻学亟须在学科元概念的反思中调和出合法性的新源点。王润泽等指出，新闻真实、新闻客观性等概念诞生于工业文明时期，建立在新闻以“文本”为核心的实践基础上，是一套关于职业新闻机构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知识体系。信息时代新闻实践的全过程涉及更多参与主体和网络节点，工业背景和工业逻辑弱化，导致新闻学原有的知识体系需要改变，研究者需要从实践出发，阐释信息时代新闻实践的新现象，修正新闻学基本概念，以人文价值为导向推动新闻学概念的价值重构。[33]
数智时代，新闻学元概念体系中首当其冲的应是真实性。胡静柔等在“平台世界”的语境中解构了真实性在当下新闻实践中的现状：新闻真实并不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再现真实”，其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认同，依托可编码性、任意排列组合性和基于概率原则的可计算性，机器正在成为真相强大的垄断性的提供者，但机器却从不以再现真实作为新闻生产的起点，从而对新闻真实性构成了真正的挑战。[34]以此为背景，冯月季提出以“社群真知”生产作为新闻文本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的合法性路径，使新闻实践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探寻获得身份认同和共享价值观的“社群真知”。[35]史安斌等则着眼文生视频技术对新闻业态的重塑，以在线“叙事新闻学”的“时空临场”、心智上传的“去介质化”“巨型拟态”以及“数字共情”来统领所谓“融合性真实”的新传播特征。[36]
在真实性陷入实践困境的当下，对新闻规范的要求显得愈发重要。首先，吴静认为，当下的规范理论在范式层面从新闻范式转变为新闻与媒介的融合范式，在伦理层面从规范伦理转向元伦理。应以一种“去新闻化”的思维构想规范理论，弱化新闻业的中心地位，将新闻业理解为更大的媒介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先验地将规范理论局限在新闻行业内部。[37]
在此意义上，涂凌波等探讨了传统的基于主体主义哲学与理性主义范式生发而出的新闻客观性所遭遇的挑战。要素有三：“人—媒介（技术）”复合主体、暗知识的涌现以及情感和多元行动对新闻业的卷入。反思“新闻客观性”概念，应超越主体主义哲学认识论，从实践的新闻认识论入手，弥合主客体二分及其诸种二元论，在新闻实践中平衡理性与情感、事实与价值、中立与介入、陈述与行动，建立基于新闻复合主体的新闻知识信任机制。[38]这对新闻主体的把关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毛湛文认为，新闻真实可被视为一种“实现理论”，由此凸显真实观念的动态性、过程性、发展性和象征性。[39]数字新闻学需要在积极引进其他学科范式的基础上，把新闻把关理论发展成如新闻真实、新闻客观、新闻透明等人文主义立场的“规范性概念”，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构中层理论开展“范式整合”，同时在智能算法的驱动中促成“范式升维”，以此指导智能新闻传播实践的概念化工作。[40]
显然，新闻学的元概念体系需要在数智环境中找到新的价值锚点。田浩在比较视角、历时视角与规范视角中考察了不同社会中介入性新闻的实践模式及其文化特征，并提出研究者应秉持人本主义，挖掘数字新闻业与用户之间的亲密关系。[41]常江等也提出“开放性”是数字新闻实践的基本特征，研究者应当在坚持维系多元行动者协同参与的开放生态的前提下，探索可持续性新闻行动机制，建立信任与共享的规范，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把关的文化，同时以公共性为价值基准，展开一种多元、稳健的人类信息文明的想象。[42]
诸多学术探讨都提到信任关系建构的障碍与危机，由此“透明性”便跃然纸上。虞鑫等认为，新闻透明性是客观性原则渐遭质疑背景下新闻业用以纾困的新规范，却由于透明化行为的失范而困于程序形式，成为一种新的策略性仪式，应在新闻理念和媒介体制层面共同确立公众在新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找到通向实质透明的可行进路。[43]张宇昭等基于个案研究发现，新闻媒体通过相关技术知识的公开分享，进行着“以帮助读者相关技能习得的方式向公众说明如何以及为何制作新闻”的“脚手架透明性”的常态化实践，在传统透明性诉诸“事实信任”之外提供了提升“技术信任”的权威构建可能。[44]
上述概念实际上都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价值标准和专业考量，那么数智时代的新闻生产需要进行怎样的反思？涂凌波等指出，传统新闻生产的知识体系建基于工业逻辑，以往的新闻生产研究也主要以大众媒体机构的职业新闻生产活动为中心，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数字时代的新闻采集、制作、分发等活动显然是不完整的，也难以涵盖丰富的中国新闻实践。传统新闻生产活动的工业逻辑表现为标准化、流程化、组织化、周期化、规模化、职业化等维度，而今天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在保持一定延续性的同时正在发生变革和创新，新闻生产的概念亟须在创新实践中扩容。[45]
（三）新新闻生态中的主体与创新路径。与其说新闻创新是新闻业在外部技术与社会环境变迁中寻求自身稳定与建构合法性的手段，不如说是多元行动主体在日常新闻实践中彼此关联、牵动与型构的结果，在一种过程哲学的视野中，共同决定着新闻生态的演化路径。
杨奇光总结了新闻生态概念的历史，倡导基于“生态学—信息生态—技术生态—新闻生态”的链式脉络进行概念辨析，有助于规避新闻生态落入建构论的逻辑陷阱，从而更为有效地开展新闻生态的规范性和理论化研究。[46]在此背景下，王辰瑶等确立了“数字公众”作为主要主体构成当代新闻业的“生态环境”，而非新闻业的“合作伙伴”。这提示着新闻业须重新理解数字公众不同于传统新闻公众的特征，既要面对数字公众目前表现出的一些不利于新闻业的现实情况，又要主动创新以避免被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异化。[47]这也正是李红涛等所言“受众难驯”之命题：在主流媒体、资讯门户和聚合平台三类新闻业主体展开的基于算法的受众建构中，充斥着新闻传统与技术变革的互动，以及行业自主、政治权威、市场竞争等各种力量的碰撞，构成了“受众难驯”的现实。[48]此外，媒体的“驯化”实践还会遭遇受众反噬。白红义等指出，受众对新闻内容的负面反应经历了从“暴力”到“骚扰”再到数字时代的“在线骚扰”过程，“在线骚扰”用以形容数字空间中部分公众对新闻业展开骚扰或攻击的现象，未来的研究需要廓清与超越“好与坏”的二元观念，从整体视角思考这一现象所呈现的新闻与公众的关系面向。[49]
在此种生态视阈中，杨保军等区分了日常新闻与非日常新闻的边界，强调日常新闻，即指涉民众日常生活与交往行动的新闻所经历的公共化进程挤压了非日常新闻（专业新闻）在公共空间的位置和显示度，削弱了非日常新闻的公共服务功能。[50]而这种削弱直接导致新闻业建构公共对话能力的下滑，同时也表征着新闻生产与创新主体的异军突起。涂凌波等展示了平台用户如何通过“讲新闻”的方式对职业新闻生产做出补充，这可以看作是古老的人际新闻交往的一种“回归”与新闻生产的日常知识。[51]这既是对当下新闻生产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受众现实需求的回应，也镜照出当下新闻生态中新闻生产的新途径。
江浩等指出，“制造目击”已逐渐成为数字新闻生产的新常规，而这种远程报道的形式借由各种目击证据来宣称“在线/在场”，这些替代性话语与“在地”的目击实践正渐行渐远，反而为新闻业文化权威的重建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52]同时，白红义等也以“当事人新闻”来指代平台社会中“当事人发声”机制所具有的反身性影响，侧面反映新新闻生态中的众声喧哗图景。[53]崔乃文指出，主流媒体在其中成为流量争夺“游戏”的角色，游戏的竞争逻辑深入新闻采编流程中，导致新闻文本的游戏化转向。[54]进而，新闻生产者的主体性问题得以凸显。
姜圣瑜认为，新闻文本写作本质上是“写什么”与“怎么写”？在“后新闻”生产模式中，“写什么”显得比“怎么写”更为重要，因为“怎么写”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工智能予以解决，而“写什么”的问题仍需作为主体的人来回答和解决。[55]而实际上，叙事作为生成对话与交往的主体行为，在数智时代仍有值得推进的意义空间。刘涛指出，融合新闻的融合性、数据性、互动性等特征，从根本上挑战甚至颠覆了经典叙事学所依赖的结构主义原则，应建立以数字叙事为基础的叙事理论体系、以融合性为观照对象的叙事语言体系、以修辞叙事为目标的叙事实践体系。[56]
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常江等认为数据化、体验感和仪式性是数字新闻样态创新的三个基本路径，而如何创新本质上由新闻意义如何生成决定，只有那些有助于意义在数字新闻生态环境、多元新闻行动体系，以及数字新闻实践特有的过程中有效生成的样态创新机制，才具有成为稳定路径的潜能。[57]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黄典林等所强调的文化批判视角中的数字新闻研究，即对复杂性和流动性不断凸显的数字化新闻文本、叙事和框架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非话语维度的关注，能够廓清新闻创新的整体性问题意识，拓展数字新闻学研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和介入潜能。[58]此外，白红义所提出的重访“关键事件”也为新闻创新提供了新路径。[59]
三、知识之体：从构建体系到实践体用
（一）自主知识体系：从一而终的探求。数智时代，旧有的知识生产范式已无法有效地为传统新闻学提供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塑造共识的助力。今天的中国新闻学生产需要建立怎样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重拾自身合法性，服务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现实需要？
中国的新闻学有其自身的知识根源，但在学科建制层面却深刻地受到“西学东渐”进程的影响。张学科梳理了近代中国新闻学教材将处于新闻学知识中心与高地的英美、日本等国学者相关成果引介到中国的情况，强调在此过程中，作者们有意识地在教材的知识框架、术语概念、实践经验及本土案例等方面实现域外知识的本土化与在地化。[60]但是，李彬提出“保卫新闻学”似乎暗示着本土化实践的不尽人意，他进而认为需要从新中国新闻史着手，继承发扬人民新闻学的道统。[61]在此意义上，左灿等从群众新闻学视角出发，回顾了经由“组织”的过程，新闻传播实践确保党的领导，并建立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将自上而下的官方力量与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相结合，贯彻党的意识形态，联结广大群众的成功历史。[62]
当我们提及知识体系时，应具有何种整体性视野？杨保军指出，知识体系之于“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总体性的存在，“三大体系”则是知识体系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方式，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与构建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63]杨保军还归纳了不同视野中的新闻学标识概念：在新闻本体（新闻本身）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正面事实”“正面新闻”“整体真实”等；在新闻业态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党媒”“耳目喉舌”“党性”“人民性”“马新观”“新闻舆论”“正面宣传（报道）”“正确舆论”“舆论引导”“全媒体”“媒体融合”等；在新闻关系论视野中，当代中国新闻关系的典型表现模式是“偏向型”模式——宣传偏向、政治偏向与社会偏向，标识概念主要有“人民中心”“新闻手段”等。[64]
在此意涵中，学者们接续前人研究展开多维探索。涂凌波等认为，中国的新闻实践及其经验知识是中国新闻学标识性概念的根本来源，这是“标识性”所具有的文化意涵、自主意涵。应在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重视对“标识性概念”的建构，而提炼高度抽象的中层概念是建构中国新闻学标识性概念的重心。[65]胡正荣等也强调，概念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集中体现，当前新闻传播学的核心概念、标识概念较少，造成学科合法性受到质疑的现状，应提高新闻传播学学科的主体意识，提升概念化、范畴化、普遍化的建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66]
邓建国辨析中西学科语境差异，提出“求似析异，文明互鉴”的八字原则。因为，一方面，西方学术有其独特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以及相应的学术规范系统;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的丰富思想资源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开发以体现到全球新闻传播研究知识体系中去。所以，一要增加中国研究主题、研究证据和理论视角;二要坚持“概念—理论—体系”的建构路线;三要采取“求似析异，文明互鉴”的路径———即从共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西之间的“相似性/类似性”出发，将“西方的普适主义”转化为“全球的普适主义”。[67]以此为背景，刘瑞生等认为，日新月异的网络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日益“嵌合”，在“互构”中生成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数字生态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面向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和既有的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冲击，也孕育着新知识体系生成的机遇。以“数字中国”的推进为标志的中国网络数字生态，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社会情境，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赋能的导向、维度和路径。[68]张涛甫等进而总结道：概念、知识、观念和文化，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展开与推进的四个具体层次；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本土与全球、守正与创新、总体与部分这五组关系，则共同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命题。[69]
（二）现实体用：指向实践的知识生产。林林总总的观点虽表述不一，但都抱持着本土化与自主性的追寻，在建设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总目标下，或从史海中打捞遗珠，或针对技术环境之变发出转型呼声。然而，高屋建瓴的思辨仍无法直接解决普遍的学科焦虑症候，知识生产最终都需要被放置在实践中经历检验与推进。如果说前者是本体论上的建构，那么实践视野中的知识生产还需厘清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演变与应然。
怎样进行有实践效力的知识生产？王斌等强调，新闻学范式创新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面向实践提问，然后从问题中抽象出理论化的、稳定的概念体系，以此完成知识的扩充，再通过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更新来保障知识扩充的效率和效果，最后通过价值层面的检验来确保知识的反思性和实践性。作为一项系统性学术工程，新闻学创新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在范式意义上重新开掘和书写新闻理论史，对互联网时代新的新闻现象的“概念化”和“问题化”，推进从微观问题分析到宏观体系构建的光谱式序列化探究，提升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自觉性、规范性和创新性，在多重研究路径中寻求与建立共识。[70]
何以认识数智时代新闻学的知识落点？王润泽等认为，自大众媒介诞生以来，普遍存在的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物质性的中介构建出新闻世界，在实践中勾连起两个世界。新闻世界的基础是客观世界，即新闻以事实为本源，强调具体事实和整体事实的有机统一；同时，新闻世界构建的是基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世界，即偏向于主观世界和意义世界。新闻世界物质性地勾连起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71]
在方法论意义上，王斌等所提出的“前提革命”和“视域革新”提示着实践中的问题意识视野。他们认为，“前提革命”是从根本性的视角，探讨数字新闻实践如何重构新闻学基础命题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引发新闻学的对象、视角和方法的拓展、跃迁和迭代。“视域革新”则是从全局性的视角，分析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前提变动与主体内容更新如何使其整体上发生联动式、体系性的变化，需要以反身性思考提升新闻学术的批判性，以协同性思考融通新闻学新旧知识，以系统性思考促进新闻学的全面发展。[72]此外，李拓强调，“元新闻话语”正日渐成为学者们洞察新闻业变迁的重要理论资源。元新闻话语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肯定了新闻业的变化属性，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新闻业缘何“液态”、洞察“液态”表现，以及思考“液态”意义的理论工具，能够在变动的新闻业中锚定学术研究的核心轴线。[73]
在更为微观的研究路径中，学者们试以业态建设为对象提出构想。强月新等提出“传媒新质生产力”来表征数字新闻业所需要推进的诸方面工作：内容建设的守正创新、技术支撑的提挡升级与体制机制的管理创新，从而落实新闻业作为结构性行业所肩负的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功能。[74]而文化传承作为其中最为深远的意义工程，是新闻业价值图谱中的重中之重。施广东认为，要从构建内容策略、创新技术表达，把握平台规律、坚持技术驱动，形成团队合力、提升运营能力等三个方面找准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媒传播要求的着力点，进而从增强内容产品意识、创新技术赋能思维、优化文化传播策略等方面提出数字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媒传播的实践进路，切实推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5]蔡雯等也认为，在主流媒体传统文化代理人身份式微的现实中，应积极进行身份调适与实践探索，即从文化代理人转向以对话为核心的文化凝聚倡导者身份，并在新闻内容、数字资源以及国际传播三个方面推进新闻实践变革，以更好地践行新的文化使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76]在如何更好推进传媒新质生产力建设，促进媒体文化建构使命的命题中，曾培伦等考察了媒体融合进程中的战略转型，回顾了媒体集团化的历史转身，指出全媒体集团应以新闻行动者网络“差异化中心节点”为角色定位，针对事业和企业的双重功能实现与关系调适展开内部治理，以分类改革为愿景推动集团发展路径的创新。[77]
四、结语
综上，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已逐渐形成一些学科共识，在新闻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皆有意识地回应数智时代学科所急需的自我调适、视野拓展与知识生产转型。本文综述的三个主题，在技术之基中谋求未来生存，在关系之变中打开价值空间，在知识之体中塑造学科合法性，可以作为当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核心轴线。
某种意义上，此种路径已超越学科建制以来始终绕不开的中西二元对立语境，转而在中国经验、中国语境、中国路径中确立自身独立性。在数字化转型走到人机共生的今天，人的主体性不断遭遇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新技术的形塑与挑战，被取代、被控制甚至被支配的焦虑是普遍的社会心态，无论是作为文本的、组织的、结构的“新闻”，还是其间的生产与消费者，都在变局中切身体验与经历着鲜活的转型阵痛。
但这也恰恰更加凸显新闻业的核心的价值：经历了革命、建设年代的中国新闻学具有其无法被替代的独特使命，在服务于主流舆论塑造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使命过程中，需要继续体认自组织、自适应的核心路径。未来的新闻学研究，需要接续中国新闻学的传统，不断廓清与深化中国新闻学的结构性位置与视野，“以中国为方法”回应广阔中国土地上生发的变革图景，使自身发展与“中国话语”的建构成为行稳致远的一体两面。
【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科学内涵与上海创新实践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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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志安，陈经伟.技术、关系与知识：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述评[J].青年记者，2025(0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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