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古代经典文献、思想体系、艺术成就、语言文字及历史文化的系统性研究，古典学以其深厚的人文积淀与别样的学科特色，持续吸引着众多国际学者解读与研究。国际知名文化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校长叶翰（Hans van Ess）即是其中一员。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正式成立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叶翰，与他畅谈有关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关联、中国古典学传统与中国典籍的价值意蕴、消弭文明冲突等话题。叶翰表示，古典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源头与根基所在，对古典文明的深刻理解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古典学研究并非欧洲或西方所独有，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古典学，中国古典学便是一个重要例证。纵然全球不同文明千姿百态，但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互鉴”即是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照见自己。在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的今天，中国古典智慧正在以其绵延不绝的活力，持续滋养并启迪后世，为寻求人类文明相处之道、廓清人类文明迷思持续探寻方案。在此背景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将创造古典学的世界新图景，改变长期以来以西方古典学研究为主导的古典学研究版图。
搭建世界古典学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的正式成立，引发海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世界古典学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对此您作何评价？
叶翰：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5000余年至今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而古典文明无疑是其中最为深厚而璀璨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的正式成立，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将致力于将古典文明传统发扬光大的积极信号，意味着中国古典文明将在现代世界焕发生机、绽放光彩。对于中国在传承自身经典、加强全球文化交流方面的不懈努力，我表示高度赞赏。
中国和希腊同为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将在中希文化交流史上树立起一座崭新的丰碑，也将搭建起属于世界的古典学共同体。在古典学领域，中希合作潜力巨大，还有许多待开发、未激活的“沉睡”领域。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为契机，两国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携手同行，迎来一片更为广阔而绚丽的古典学天地。通过汇聚中希两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典学杰出学者，探寻早期文明蕴藏的哲理、溯源人类文明的共有特性，并探讨塑造各国不同文明的多元议题，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将为激发中希文明共鸣、启发双方交流提供平台。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繁荣，也将有助于各国进一步寻求文化共识。
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同属人类文明史上拥有奠基性传世经典的古典文明。在遥远的古代，作为东西文明的源头活水，中希文明之间开展的实际往来与接触，远比我们从流传至今的典籍文献等书面资料中了解到的频繁和丰富，二者之间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人类文明的融合与交往。有趣的是，中希文明几乎起源于同一时期。古希腊的“轴心时代”可谓是希腊哲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代，正逢中国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迸发期。二者为何拥有众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交融与交织，这一深刻隽永的议题至今仍吸引着许多国际古典学研究者去探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伟大先贤孟子与古希腊圣人亚里士多德在“德性”理论的观点方面具有诸多共通之处。孟子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了阐发与延伸，并由此提出仁义礼智“四德”。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一比较研究可以为当今古典学研究者提供新颖的跨文化视角，以及有关东西方文明契合点的深刻哲学洞见。
古典文明研究应观照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古典学是为古之学，也是为今之学。从学科内涵的角度，您如何定义并解读古典学？
叶翰：对于古典学的释义与定义，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是，古典学涉及的文献形态包括抄本、口传、铭文、纸草、实物等，研究方法包括考据、释读、鉴赏、编撰等。然而，若要使古典学的内涵与外延在现代世界得以延伸，就应使古典学摆脱对于古代传统的刻板遵从，即古典学不应局限于追溯过往的狭窄视野，以及过度复古或拟古。
同时，古典学应跳出对传统文本的依赖，即古典学不仅仅关乎对于古典著作的文本解读。中国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蕴含这样一个观点，跟随时间一起变化，即“与时俱进”。古典学研究亦是如此。在与人类历史产生联结的同时，古典文明精华的发掘也应更多地观照现实、顺应时代。
就西方古典学而言，这是一门以古希腊和古罗马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着特定的学术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学科。它不仅被视为溯源西方文明的一大基石，也是西方现代人文科学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欧洲，古典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不仅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也涉及文献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同时涵盖欧洲社会与文化多个领域。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称号可谓当之无愧。以14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为标志，欧洲学者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文学、艺术、科学与医学典籍，并对其进行了整理和阐释。这一时期标志着西方现代古典学的开端。在欧洲国家的语言体系中，许多现代词汇最初都起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或受这两种语言文化的影响。
然而在英国和法国，固然威廉·莎士比亚、皮埃尔·高乃依等作家的作品被公认为英法文学的经典，但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可以被界定为“古典主义时期”的时间段。德国则较为特殊，它拥有属于自己的古典时期，即“魏玛古典主义”时期。这种独特的古典传统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现代化提供了丰足的精神底蕴。从狭义上而言，“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跨度只有短短十年，即从1795年到1805年。这段时期德国社会涌现出了歌德、席勒等文化大家。从广义上而言，“魏玛古典主义”时期从18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832年歌德去世。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更多的古典作家，例如赫尔德、维兰德等。所有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都受到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德国众多文豪创造了一种引领风尚的新式语言表达，其中一些表达在德语当中沿用至今。
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古典学颇有研究，在您看来，哪些中国典籍可以被奉为“经典”？您如何理解经典中国古典学传统，以及中国古典著作所承载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文化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叶翰：中国的古典传统一般采用经和传的方式来进行注解。以经史传统为核心的中国古典学传统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可谓汇集了华夏先贤的杰出智慧，其中最为著名的即为丰富的先秦典籍。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中出现的“古典”二字，标志着中国典籍中第一次出现“古典”概念。这一概念凝聚着历代有关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树立了一种典范标准，并被后世反复引用。
如同德国古典学创造了一种堪为德国后世之典范的语言文化，中国古典学传统对中国语言体系脉络发展影响深远。中国古典文献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不仅提供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成语和谚语，也为后世描绘了堪为典范的理想生活状态。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了解并研读这些经典所承载的思想观念尤为重要，否则他们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意蕴。同时，研究经典的语境也很重要，而要了解这一语境就需要对古汉语的熟稔掌握。
作为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西方人，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曾经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传统文献，在欧洲产生了极大轰动。从1861年到1886年间，理雅各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名为《中国经典》。该著作被视为19世纪欧洲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巅峰之作。理雅各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与介绍，开启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文化的通路。
如果我们研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就会发现《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典籍在中国古典学体系中的地位，与《圣经》在西方或者是《佛经》在印度的地位相似，而后者在西方和印度文坛都被奉为“经典”。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提出了“六才子书”说法。按照他的定义，“六才子书”包括《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这是金圣叹眼中的经典。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中国经典书目中，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文献也被归入“经典”的范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子的《论语》，这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语录集汇编。早在17世纪，《论语》就已传入欧洲。作为儒家学派的核心经典，《论语》中提倡的“仁爱”“礼节”“德治”等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石，成为后代儒家文化教育和社会规范的重要依据。同时，《论语》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治国的理想和标准。孔子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中对于领导者个人品德修养，以及如何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思考极具现实意义，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和治理思想提供了指导原则。
中国典籍《中庸》也是公认的经典传世之作。它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被宋代学者朱熹纳入四书之一。《中庸》主要论述人生修养、情感管理。作品高度肯定“中庸之道”，“中”指言行未逾越或不及的状态或标准。凡事都有某种限度，超过和达不到这种限度都是不佳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将“中庸”译为Moderation，即“调和、适度、避免极端”，它代表着18世纪、19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理想状态与人文品格。“中庸”二字，传达出一种不偏不倚的精神、一种在动态中寻求平衡的境界。《中庸》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德行为的理想标准，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拥抱并迎纳全球多样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巨大争议，您对此有何见解？
叶翰：政治家的名字往往会与他提出的最为人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人们所知，亨廷顿也以“文明冲突论”所闻名。然而，该理论带给他的与其说是声誉，倒不如说是争议。该理论由亨廷顿在1993年，也即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提出。他认为，冲突的分界线将沿着文化断层线延伸。在学术界推广后，“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严厉批判。三年后，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为自己的理论做进一步阐述和申辩。
我不认为用竞争的术语来谈论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有益的。“文明冲突论”存在的学术理论漏洞在于，过于强调全球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和隔阂，且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亨廷顿试图构建一个与“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东方文明体系”。他不仅忽视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古希腊思想的诸多共通之处与可供互鉴的地方，也放大了西方文明内部存在着的诸多差异。
事实上，文明的形式千差万别、千姿百态，全球不同文明之间的确存在着诸多差异，然而，差异并不代表冲突，差异并非不可调和，也并非旷日持久。需要认识到，文明传统与外交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许多国际学者已经意识到，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所谓“冲突”，很大程度上植根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之中。要消弭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要尽力消除文化领域的偏见与误解，更要设法解决外交领域的分歧与对抗。
我始终相信，无论何时，对于其他文明的理解、接纳与欣赏，对创造一种属于全世界的文明未来图景大有裨益。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家间冲突频发、国际事务纷争频起，文明友好交流互鉴面临越来越多阻力。值得赞赏的是，中国始终坚持求同存异，从历史的深处寻求智慧，从人类先哲的思想结晶中获得灵感，并将这一真诚的文化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自身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拥抱并迎纳全球多样文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崔岑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
点个“在看”不失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