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而他曾不止一次提到西汉初贾谊的名文《治安策》，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他甚至要求高级干部要多读几遍《治安策》，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很重视贾谊的另一篇论文《过秦论》，这是贾谊纵论秦朝兴亡的经验教训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也是大加推崇。
这贾谊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文章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值得毛主席大力推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位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如果说用四个字来概括贾谊的一生，没有什么比生不逢时再合适的了。
作为一个天才，贾谊成名很早，十八岁的时候便闻名于家乡，二十余岁便被汉文帝召至中央，任命他为博士。
由于贾谊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故汉文帝在一年之内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汉文帝甚至有意要委他以公卿之位。
单看此时的贾谊可谓是春风得意，年少得志，和生不逢时这个评价一点挂不上钩。
但是，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步入仕途贾谊表现得太过耀眼，很快便惹了众怒，就连汉文帝也不得不疏远他。
为什么初入政坛的贾谊会招致众怒？只因为此人实在太过优秀，太过天才了，在太阳面前，星星是显露不出一点光芒的，所以大家只好联起手来将太阳黑掉，所以作为天才的贾谊，就只能生不逢时了。
那么贾谊究竟是做了什么，竟然引起满朝文武对其的嫉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贾谊的政治思想就知道，为何其被称为天才，为何被众人所针对。
贾谊的思想及其主张范围极广，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取向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以后封建社会中也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的很多意义深远的政策正是源于贾谊，这些政策与贾谊的思想存在一致性。我们一起看一下贾谊的思想主张。
首先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当年横扫六国的大秦帝国，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后，便土崩瓦解，多少世家大族就此覆灭，给予世人极大的震撼。
因此，汉代初期，探讨大秦因何而灭便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热潮，贾谊便是其中一位。与其他儒家子弟的所谓仁政不同，贾谊所强调的仁政指的是打天下和治理天下对国家的要求是不同的。
通过秦朝兴亡的历史教训，贾谊认识到一个不变的客观规律，即取与守不同术，夺取政权时可以适当地采取暴力手段，但是夺取政权后，就应该立马施行仁政。
也就说俗话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秦朝的政治体制非常适合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能充分的榨取社会的财力，因为在战争的威胁下，民众的忍耐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一旦天下太平，这种体制就不太适合了，民众的负担太高了。
就如同后世苏联的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刚刚建国的时候，面对内忧外患，斯大林体制对于稳定苏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一旦天下太平，僵化的斯大林体制反而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所以，贾谊认为如果要实行仁政，就要求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而秦亡的事实证明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民心向背，人民群众对政权的稳固至关重要。
而如何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首先要使人民富裕，让人民群众得到切实的物质利益和保障。以民为本首先必须得让人民生活下去，广大民众吃饱饭是一切事情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以民为本还要注重道德教化，做到慎刑。贾谊认为刑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必须要慎用，其在《过秦论》中总结秦亡原因时，严刑酷法便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贾谊的民本思想中还有一点就是选拔官吏要以人民为标准，他提出让民众参与对官吏的选举，官吏的升迁亦或被艇低甚至被罢點取决于民众对其满意程度，这种想法是非常超前的。
其次，除了仁政思想以外，贾谊还主张以礼治国，贾谊认为只有以礼治国，才能使等级制度严明，加强皇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则主要是针对贾谊针对同姓诸侯王的僭越现象所提，他强调要制止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制。
贾谊虽然重礼但不轻法，他视礼为治国之本，但并不反对法治，认为礼和法只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各有侧重之处，所起作用不同。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以礼为体，以法为用。以礼建立人与人的合理关系，以法去掉实现礼的障碍，并发挥以礼为政、以礼为教的效能。
可以说贾谊是第一个倡导儒法合流的人，在其之后儒法合流成为现实，从汉到清朝，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保持着外儒内法的体制。
第三、“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强化中央集权。西汉初期，诸侯王与中央的矛盾，是西汉初年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
这一措施意在将大诸侯国分化为若干小国，分王其子孙，化大为小，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使其无法反叛，加强中央集权。
这也是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的最初原型，通过这种方式，这样朝廷既达成了削弱地方诸侯的目的，又符合道义。
第四，贾谊根据“五德终始说”，认为秦是水德、尚黑、以六为纪，那么五行相克，土克水，汉朝就应该是土德、尚黄、以五为纪，以此从礼的层面证明汉代秦的正义性。
贾谊提出的“改正朔，易服色”不仅是为了论证汉朝政权的正统性，也是希望建立分明的等级制度，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
即通过强调中央是天命所归，警告地方的分裂势力，对抗中央的举动是对天命的挑战，是违背天命的，毕竟在古代古人对于天命还是很看重的。
到汉武帝统治时期，董仲舒再提此议，贾谊“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得以实现，汉武帝通过这一政策建立严明的等级制度，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
这是贾谊在政治上的主张，在经济上，贾谊则主张重农抑商的主张，贾谊的重农抑商和明代变了样的重农抑商是有很大区别的。
明代的是所谓重农抑商是免除了商业税收而将全部的税收压在农业上，变相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所谓重农抑商就跟不与民争利一样，成为资本家逃税的借口。
而贾谊的重农抑商则是因为西汉的富商大贾与官员、诸侯王互相勾结，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巨大，若没有相应的措施，严重危害着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
而在封建时代农业才是立国之本，所以必须实重农抑商的政策，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为此贾谊强调中央朝廷要节俭开支，杜绝奢侈浪费。
另外，贾谊还建议中央政府建立储备粮制度，在遇到灾年的时候能及时的对农民进行救济，以保护农业的发展，稳定整个社会。
除了强调重农抑商外，贾谊针对汉初私铸泛滥的现象，还主张禁止私人铸钱，贾谊认为私铸泛滥，不仅导致货币市场混乱扰乱国家经济。
其还导致地方豪强和地方诸侯势力的壮大，导致地方上的分裂势力壮大，相比较平民百姓，他们他们实力更为雄厚，这些人才是私铸的主体。
为了解决以上祸患，贾谊向汉文帝提出建议，由中央政府将铜收归国有，禁止私自铸钱，直接切断私铸的源头，从根本上杜绝私铸的产生。
贾谊的这一主张虽未被文帝采纳，但是却在汉武帝时期成为国家的经济政策。
虽然贾谊的政治主张非常具有远见，在几十年后几乎一一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在汉文帝时期，贾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用，他的主张也没有被采纳。
这主要是因为在汉文帝时期，国家还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黄老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汉文帝时期面临着的主要问题问题，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是当时西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便汉文帝知道贾谊的主张是对的，可是，贾谊的思想太超前了，现在根本不具备实施的条件。
在当时的国力及社会经济条件下，贾谊的建议具有一定的激进性，如果过早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实行之初影响经济的恢复甚至是政权的稳固。
再加上汉文帝本身就是被功臣勋贵和诸侯们拥立上位的，其特殊的登基背景导致其皇位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其本身还不具备彻底与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决裂的实力争。受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会马上采纳贾谊的建议。
当然作为一代明君，汉文帝也知道贾谊是大才，也明白贾谊这些建议从长远来看都极其正确，但在当时贾谊的这些主张，会触动朝中重臣以及各诸侯王的利益，而汉文帝并没有战胜他们的实力和把握。
所以我才在开头说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概括贾谊的一生是最合适，他并非没有遇到明主，但是正是因为汉文帝是明主，所以才不能贸然采用贾谊激进的政治主张。
当然，性格决定命运，贾谊的英年早逝，也与其本身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是年少成名，再加上自身才能出众，贾谊的性格十分孤傲自负、目无余子。时间久了必然会遭到其他大臣的反感与妒忌。
其次，贾谊抵抗挫折的能力太弱了，当时，为了保护贾谊，汉文帝有意将其疏远，将其任命为梁怀王太傅，打算将贾谊留给自己子孙，以便在将来时机合适时推行其主张。
结果，贾谊却因梁王坠马而死，而自怨自艾，年仅三十三岁便抑郁而终，真是太可惜了。
在其死后30年，雄才伟略的汉武帝登上皇位，此时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国力也日益强盛，政治形势相对稳定。
此时的西汉政府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来加强中央集权。此时终于到了适合实行贾谊主张的时代。
由此，贾谊思想主张在他去世多年后得以实现，汉武帝所颁布的大政方针，在贾谊《治安策》中几乎都有体现，所以也有的学者说汉武帝是贾谊主张的实践者，所以毛主席才会对贾谊的《治安策》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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