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27日7时左右,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山城粮店门市部主任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粮店上班,结果发现粮店的侧门大开,觉得奇怪,因为之前从未出现这种情况。进门后不由得大吃一惊:住在店里值班的粮店门市部营业员温玉如倒卧床上,身上压着一袋五十斤重的包谷粉、头部压着一袋十斤重的葫豆,浑身血迹斑斑,气若游丝,生命垂危。门市部主任当即用粮店的电话报警,随即立即呼救,招呼住在附近的邻居,大家一起用门板将温玉如抬往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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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国营粮店

接到报警后重庆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刑警队和重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侦查、技术人员先后驱车赶到现场,在市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统一领导下开展现场勘查和走访工作。经过四个小时的勘查和走访,获得如下基本情况:

从温玉如的伤势和流血量判断,她遇害的时间应在9月27日凌晨3时至4时之间;粮店侧门、营业室门和木质保险柜门的门锁都被撬坏,上面均留有勒死刀子、起子的撬压痕迹和白色纤维,但是保险柜里的十四多万斤的粮票分毫未动。在值班室的床上、床沿、墙壁上都发现了大量喷溅状血点,床前地上发现一把带血的类似起子的工具。那袋包谷粉原来放在营业室里,是被人搬到值班室压在温玉如身上的,而那袋葫豆原本就放在值班室的床上。

从温玉如的卧姿和伤痕形成的部位以及喷溅型血迹的分布情况判断,温玉如是在熟睡中突然醒来,半起半卧状态下遇害的。

经过清点,现场总共被抢走重庆地方粮票58斤,现金15元和温玉如个人所有的一只蓝色方格塑料钱包,根据温玉如丈夫的介绍,钱包里除了几两重庆地方粮票外,还有一张他们孩子的照片。

经医生诊断,温玉如的头部、胸部和腹部一共有二十六处创口,头部的创口为钝器伤,左肺被锐器刺伤,肝脏被锐器戳穿。经检查,锐器伤分别来自一把单刃刀和一把锥类锐器。

经访问得知,温玉如身份并不一般,她是市中区人民代表,民主建国会重庆地区副主任委员,平素为人正派,表现极好,连续好几年都是重庆市粮食系统的先进个人,向来与人为善,并没有什么仇人。

根据现场勘查和访问的情况分析,本案系一起入室行凶案,关于作案动机,侦查员们有不同意见:一部分同志认为温玉如是人民代表、统战对象,犯罪分子闯入值班室杀人,用三种工具又砍又砸二十多下,最后还用60斤重的东西压在头部和胸部的情况分析,罪犯针对的是人而不是物,可能是政治谋杀或仇杀。另一部分同志认为犯罪分子针对粮店作案,且作案时间又在发放粮票的前夕,还携带多种盗窃作案用的工具撬门入室,盗走粮票和现金,杀人是在盗窃过程中发生的,因此本案应被定性为盗窃杀人。经反复讨论,最终警方一致认定本案系盗窃杀人。

由于温玉如是民主党派成员,因此此案震动了重庆市的民主党派,政治影响极坏。出于统战需要,重庆市委和重庆市革委会要求重庆市公安局尽快破案,为此重庆市公安局抽调精锐组成了专案组专办此案。

由于伤势严重,失血过多,温玉如送来的时候就已经处在生命垂危状态,昏迷不醒,虽经全力抢救,但依然在三天后不治身亡。但是在昏迷期间,温玉如曾断断续续说出了:“认得倒……”“四娃子……”“面粉厂……”“向主任认识”等话。因此,部分侦查员判断犯罪分子和死者可能认识,应该是熟人作案。但另一部分侦查员认为现场位于重庆主干道,犯罪分子对内部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流窜犯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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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老电影《405谋杀案》中尸检的场面

两种意见互不相让,专案组不得不提前“解放”了一批在WG时期靠边站的有经验的老侦查员,请这帮“刑侦老炮”进行“会诊”,“老炮”们认为现场遗留的类似起子的工具值得注意,经过鉴定,这把工具表面有铁锈,并有黄油和白色麻类纤维的附着物,经反复勘查和老师傅的辨认,认定是一把自制工具,上面的纤维应该来自于一副白色手套。从作案手法看,犯罪分子选择作案的时间准、盗口准、并知道用门板来遮护撬门来掩人耳目,说明犯罪分子对现场比较熟悉,且很可能就是住在附近地区的人。

根据以上刻画,专案组将侦查范围划定在以案发地为中心辐射周围十二个派出所的辖区。犯罪分子应该是一名品质恶劣、心狠手辣、胆大妄为,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发案前经常在两路口一带活动的青少年,拥有白色手套、单刃刀和自制类似“起子”的作案工具,很可能用类似的工具犯下过类似的盗窃犯罪并带有一定的区域性。另外,犯罪分子的衣服上可能沾有包谷粉以及溅有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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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老电影中分析案情的刑警

为此,专案组在召开了重庆以及附近四个专区十八个县市的公安机关协作会议并部署了如下三个方面的侦破工作:

1、在两路口地区附近的十二个派出所辖区内组成由刑警大队侦查员、派出所民警和街道治保干部组成的排查组,依靠广大群众和治安积极分子开展全面摸排工作。

2、对两路口地区附近的十二个派出所辖区和全市粮食部门近三年来发生的类似手法盗窃案进行调查和串并案研究,召开粮食局保卫处和全市各分局刑警队长会议,通报案情,部署协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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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谋杀案》中开案情分析会的刑警

通过排摸串并,专案组排出近三年来发生在重庆市各粮站的类似撬盗案件一百二十二起,查明犯罪人员一百八十余名,经逐一审查,绝大多数和本案没有关系,唯独1978年1月和4月发生在沙坪坝区化龙桥粮店的两起未遂的撬盗案的犯罪手法和本案相同——案发时间都选在发粮前夕,同样携带多种作案工具戴手套,但偏偏这两起未遂撬盗案因为找不到多少线索至今一筹莫展。

正当排摸还在进行的时候,11月22日凌晨,沙坪坝区土塆模范村粮店发生特大盗案,总共有73000余斤粮票被盗。经现场勘查发现,犯罪分子戴手套,先爬电线杆剪断路灯线,待凌晨2时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粮店后墙翻窗进入库房,削坏隔壁门板后进入营业室,用铁质工具撬开保险柜,将一抽屉准备在第二天发放给村民的73000多斤粮票盗取后从粮店正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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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405谋杀案》中正在分析物证的侦查员(演员正是在《雍正王朝》中饰演太子胤礽的徐敏老师)

现场勘查后在粮店后窗户墙根处发现有自下而上的蹬踏擦痕,店内留下多处残缺的大水波纹胶鞋鞋印,在保险柜前地面上发现了四根康发丝绳;距离现场300米处的重庆棉纺一厂医院住院部附近的小道上发现一把小斧头。现场访问得知,凌晨1时30分和2时各有一个下夜班的工人在现场附近发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影,但因为天太黑外加回家心切,没看清长相。

专案组在勘查了土塆模范村粮店盗案现场后发现,这起案子和山城粮店盗窃杀人案的作案手法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都发生在发放粮票的前夜。因此,专案组决定将两起案件统一排查、统一摸底、线索统一分析,随后再从沙坪坝分局和重庆市粮食局保卫处调入一批同志加强专案组(此时专案组的人数达到七十五人),确定主要侦查范围为土塆、小龙坎、化龙桥、沙坪坝、渝培路、天星桥地区,对上述地区的销售粮票的场所进行布控,专门缉查可疑粮票买卖行为。此举立竿见影,至11月26日,总共抓获非法交易粮票且数量较大的投机倒把分子一百一十六人,缴获粮票19436斤、布票5824尺,顺带破获了一批盗窃案和投机倒把案。

11月27日,模范村粮店附近陆续发现了二十一个空纸袋,经辨认系11月22日模范村粮店被盗时用于装粮票的纸袋,经认定系犯罪分子所抛弃,目的是干扰专案组的侦查视线。专案组分析认为:犯罪分子将纸袋丢弃在案发现场附近,其住址应该在现场以外地区,可能已经被触动。根据两起案件中犯罪分子逃跑的方向判断,他很可能就住在化龙桥一带。

因此,专案组决定重点加强化龙桥地区的排摸工作,在随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先后摸出拥有盗窃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八百九十六人,但经过一一审查全部排除嫌疑,使得部分专案组成员的士气遭受重挫,畏难情绪一时间弥漫全组。

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牛星照同志及时召集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充分肯定了专案组在前一阶段的工作,并指出:罪犯盗窃的粮票都是重庆地方粮票,只可能在重庆地区销赃,所以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摸底的同时,控制销赃渠道应该成为本案接下来工作的主攻方向。

为此,专案组召开控制销赃渠道的专门会议,继续加强对城郊复杂场所和销售粮票的有关集镇的控制,张网以待。

1979年3月7日至3月10日,负责在五一路重庆剧场附近查控销赃的侦查员发现有一个男青年此人行动鬼祟,先后分三次销售了1000余斤重庆市粮票,每斤粮票的售价都比市场价便宜2分钱(1979年2分钱还是值钱的)。于是在3月10日下午将此人抓获,连同其身上的2000多斤重庆粮票一同带回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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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粮票

经初步询问,此人名叫黄光建,家住沙坪坝区化龙桥后街215号,他声称这些粮票是在重庆百货商店偷来的,但重庆百货商店方面表示近期本店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盗窃案。在这个谎言被戳破后,黄光建就三缄其口,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妄图以沉默对抗审查。

3月14日,专案组对黄光建的家进行了搜查,当场搜出粮票1150斤,经辨认系模范村粮店被盗粮票,还发现了和模范村粮店盗案现场遗留类似的康发丝绳和凿子等作案工具。

3月15日,专案组再审黄光建,他开始依然一口咬定粮票是在重庆百货商店偷包获得的,被揭穿后就改口是在黑市上收购来准备加价卖掉的,再被揭穿后又改口说是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来的。于是专案组决定暂停对黄光建的审讯,先将其关押,并布置狱侦进行监视。

同时,专案组通过黄光建的社会关系了解到此人是个善于伪装的盗窃惯犯,上学读书的时候就分别在1973年7月和1974年1月因扒窃被公安机关抓获并教育,1976年高中毕业后就一直闲居在家无所事事。且此人在下手的时候亲疏不忌,不仅勒索邻居小孩的零花钱、偷拿邻居的钱物,甚至连他的亲爹亲娘、亲哥和亲姐的钱包也掏了好几次,并多次因为扒窃外人的钱包而被公安机关拘留,不止一次在扒窃过程中被抓了个正着而被扭送派出所。

被看押的黄光建并不老实,而是接连两次试图将纸条送出看守所,要求家里人包庇他、统一口径并托人说情捞他出来,一次纸条是给他大姐夫的,另一次纸条是给他哥哥的。在截获这两张纸条后,专案组将计就计,模仿黄光建哥哥的语气写了一张纸条,内容为:“老四(黄光建家中行四),情况已知,内外均已暴露,无法弥补,父母痛哭,全家忧虑,托人说情,前途无望。

纸条被放在家属送的衣服中交到黄光建的手中,黄光建看后顿时脸色铁青,气急败坏地将纸条丢进了马桶,不一会却又将纸条从马桶里捞出来铺在地上,唉声叹气地一遍一遍念着上面的内容——

3月25日和3月26日,黄光建几次要求交代,但真当面对预审员的时候却又欲言又止,显然是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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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谋杀案》中审讯犯人的场面

3月27日黄光建再度要求交代,并在提审开始时就说:“土塆粮店盗案是我干的,粮票埋在我家尿罐地底下的泡菜罐里。

根据黄光建的交代,专案组在他家挖出泡菜罐一只,里面有各种面额的重庆市粮票60754斤和卖粮票所得赃款243元。可是,黄光建依然拒绝承认自己和山城粮店盗窃杀人案有任何关系。

3月28日,专案组将从山城粮店盗窃杀人案现场发现的自制起子交给黄光建的家人进行辨认,黄光建的父亲惊愕地说:“这不是我补鞋用的玩意儿吗?怎么在你们手里?!

黄父说,这把起子是他为了补鞋亲手制作的,并详细说出了制作的过程以及用料,和专案组请专业老师傅鉴定的结果完全吻合。至此,黄光建再也无法抵赖,不得不在3月29日交代了自己盗窃山城粮店,杀害温玉如的犯罪事实。另外,黄光建还承认两次盗窃化龙桥粮店未遂的犯罪活动也是他一人所为。

下面将黄光建的口供摘录如下:

我自幼有小偷小摸的恶习,因为钱来得容易,就成了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偷得也越来越大,虽然几次被抓,但我改不掉了。1978年1月到4月,我两次到化龙桥粮店试图盗窃,但因为粮店转移了粮票而都没有得逞。

8月下旬,我三次去两路口的山城粮店踩点,9月25日那天我看到山城粮店的人员正在装点粮票,觉得机会来了,就在9月26日准备了斧头、剃头刀、凿子、抓钉、起子、手套等工具在9月27日深夜2点来到山城粮店,用剃头刀削开粮店的侧门,因入室时不小心将凳子碰倒,惊动了值班的女的,我随即过去用斧头猛击她的头部几下,接着用起子和凿子对她的胸腹部猛刺,结果把起子掉在现场,怕她不死,又将床下的一袋葫豆压在她头上,又从营业室搬来一袋包谷粉压在她身上。然后用抓钉撬开营业室抽屉和保险柜,盗走粮票和一个蓝格子小方塑料钱包。

因为窃取的钱和粮票不多,我又在10月下旬开始,先后六次去模范村粮店踩点,打听到该粮店在10月23日发粮票,于是在10月21日晚就带上直角铁片、夹钳、抓钉、康发丝绳、手套等工具乘通宵车前往模范村,先剪断粮店前的路灯电线,然后翻窗入内,用直角铁片和抓钉撬开保险柜,盗走一个抽盒用纸袋分装的全部粮票,然后从正门离开,又乘车原路回家。

为了毁灭证据,我把作案时穿的水波纹底胶鞋、手套和钱包等物品烧掉,将粮票埋在屋后的泡菜罐里。后为了混淆你们的视线,故意又去土塆将装粮票的二十多个空纸袋丢弃。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黄光建最终因盗窃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