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赵辰：稗海堂藏明清民国小说珍本选辑第四辑鼓词卷前言|弹词|稗海堂藏明清民国小说珍本选辑|章回体|说书|赵辰|鼓词卷

始于宋代京都开封勾栏瓦肆的说话艺术，进入到晚清民国时期，已经延续了近千年。晚清光绪时期新兴起的上海各书局，承袭了宋以来四家家数说话艺术余绪，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约定俗成的民间鼓词说话艺术模式，开创了民间说书艺人敷演故事脚本的第二个黄金局面。

到了民国末期，随着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上海各书局又目睹了流传近千年的民间说话艺术的衰亡过程，成为了民间说话艺人四家说话艺术终结的见证者。

旧的文学时代的落幕，新的文学时代的兴起，浓缩在上海各书局的命运变迁中，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时代的缩影，也在中国民俗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使文学领域产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语言形式的通俗文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地位。

领导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鲁迅、胡适等，客观上说，更加重视明清以来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研究与推广普及。在这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的引领下，以四大名著为主要对象的章回体经典通俗小说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戏曲早在清代晚期已经得到宫廷权贵的喜爱、重视，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这种习气与风俗由清代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戏曲文化。民国以后，在历代先贤、学者不懈的努力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为民俗文化的戏曲艺术研究也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

与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章回体通俗小说、中国戏曲文化的研究相比较，民间说唱文学的研究则与之有着一定的差距，从客观上来说，也被主流文化学者与研究人员所忽视。

如民间说唱主体参与人员，即说话艺人中多有一些瞽人，这些残障人士为生活所迫，走向了民间说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艺术群体。也因此历史上这些瞽人所敷演的民间说唱故事脚本，因其纯正的民俗化本质，天然地带有“下里巴人”的面孔。

这一文学史上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做一个专门的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重通俗小说、戏曲艺术研究，轻民间说唱文学研究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虽如此，民俗口传说唱文化近一百年来的研究工作在郑振铎先生的倡导下方兴未艾。只是清代以来民间说唱文献由于保存不善，藏品日渐稀少，以致今天的专业民俗文学研究人员很难看到清代以来民间说唱文学的实物藏品。即使是国家的一些公藏机构，所存也只是当年郑振铎、傅惜华、吴晓铃、马廉等民俗文献收藏家的捐献之物。

其中民间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话本小说）藏品数量尤显不足，这些来自民间的说唱文学藏品，也被归属于普本、劣本之列，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亟待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

民俗说唱文化是最富有活力、最中国化的民间口传文学，始终服务于民间百姓这个大市场群体，其鲜明特点，一是它的口传性，二是它的历史传承性。民俗文学与通俗文学有所不同，二者虽然都以民间百姓为服务主体，但不同之处在于民俗文学是一种“听的”“下里巴人”文化，以说唱口传艺术形式繁衍生存，由职业性说话艺人在百姓中间表演，在南宋临安时期正式形成了说话四家家数（四家流派），到今天也有了近千年的历史。而通俗文学以章回体小说为主体，更多的带有了雅俗共赏的书面阅读文化特点。

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一些大文人、大名士积极参与章回体小说的评阅、编改等创作，一大批经典、优秀的通俗小说被创造出来，流行于世，受到世人的欢迎。与民间说话艺人敷演的有说有唱、民间百姓“听的”故事脚本不同，章回体小说是一种具备了案头阅读功能的通俗文学读物，从存续时间上来说，距今只有几百年的时间。

兴起于晚清光绪时期的上海各书局所出版的鼓词文献，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瑰宝，如今已经日渐稀少，成为珍稀藏品。得到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及各出版书局普遍认同，被公认的小说（鼓词）大家（师），时至今日却鲜有人知，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近代文学史现象。

有鉴于此，稗海堂试图仿宋代勾栏瓦肆形成的四家家数体制，将晚清民国时期国内各个书局出版的一百余部鼓词辑于一编，为民俗文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下面从晚清民国时期鼓词出版概述、鼓词的兴起与四家家数的衰落、鼓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鼓词在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的地位四个方面做一概要帮助。

一、晚清民国时期鼓词出版概述

宋元时期民间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后人多以“话本小说”称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在上海各书局大规模参与出版的情况下，成熟于南宋时期的四家家数说话艺术，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一种师徒代代相沿、口传心授的民间口头表演艺术，转变为带有明确的案头阅读功能的正式出版物。

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经过书局整理出版后，成为一种可阅读的说唱艺术鼓词。这种由“话本”到“鼓词”称谓的变化，大约地反映出了中国民间说唱艺术近千年发展历史的开端与结局。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

（一）晚清民国时期书局铅、石印刷出版鼓词初探

西方铅、石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俗文学的大发展。那么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看待西方印刷技术传入对鼓词出版的助力？这是目前亟待整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稗海堂认为，其背后真正的助力是晚清时期上海地区各书局的繁盛发展。研究鼓词，首先要从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各书局的蓬勃发展入手，从这些书局的技术优势（铅、石印刷技术）、人才优势、资金管理优势等方面考察，探讨近代中国民俗文学史、印刷史上这一伟大的变革。

1.晚清民国时期书局出版鼓词概述

自清光绪到民国年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上海地区借助传进的西方铅、石印刷技术，在国内各地区资金、人才短时间内汇聚于上海的背景下，迅速成为了中国的出版中心。

到了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已出现四百余家各类私营与股份制形式的书局，而参与整理出版鼓词的上海各书局，经统计约有七十五家。

其中的骨干主要有上海书局、上海江东茂记书庄、上海大成书局、上海校经山房、上海锦章图书局、上海广益书局等。其他如上海铸记书局、上海章福记书局、上海炼石书局、上海槐荫山房书庄、上海燮记书局、上海惜阴书局、上海大新书局等，也是出版鼓词的重要力量。

上海各书局的鼓词整理出版工作，主要在上海地区完成，再通过这一时期便利的铁路交通，发往销售市场。销售市场主要在山东、河北、河南、湖南、湖北、福建等省及京津、东北等地区。从目前鼓词的流通地判断，山东及东北地区的鼓词存世量最大，鼓词品种也最为丰富。而同一时期四川、江西、广西等地区的民间说唱出版物，目前尚未见有铅、石印鼓词实物留存。

其时的上海各书局已经完成了鼓词销售市场的分工布局，每个实力较强的书局都有着自己的销售市场份额，如上海广益书局在奉天（沈阳）建有新京广益书店，还在开封等地设有广益书局分公司；上海书局早在光绪末期已经建立了福建地区的销售市场；上海茂记书局在天津设有分公司；上海章福记书局在奉天、广东、汉口设有分公司；上海大成书局在东北、广东地区设立分公司。正是这些上海书局的不断进取，才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带有当地特色的鼓词实物藏品。

上海槐荫山房书庄、上海燮记书局、上海惜阴书局等规模不大，但也有自己的出版特点的书局，它们专门制作出版一些适合东北地区使用的短篇鼓词。这些鼓词字数在一二万字左右，因而装帧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巾箱本，都是六开大本，薄薄一册（六至十个筒子页），适合于远途运输，成本低廉，成为鼓词出版中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板块。

上海各书局之间既有相互竞争的一面，也有联合发行售书，互相合作、紧密团结的一面，如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上海江东书局出版的《新出五彩莲鼓词》牌记上注明“印刷者昌明书局，发行者江东书局，分售处茂记书局，寄售处各大书局”。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上海大成书局石印出版的《新编诸葛亮招亲说唱鼓词初集》牌记上注明“印刷所上海大成书局，总发行上海大成书局，分发行各埠大书局”。这种书局间合作联合发行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以此来增强鼓词出版书局的销售力量和市场拓展能力。

几乎同一时期，北京、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福建等地区也开始建立起本地的铅、石印刷书局，整理出版鼓词，如山东有承文信石印局，东北地区有奉天东都石印局、安东诚文信书局（后改名为“德兴印书馆”）、奉天德和义书局（总部在上海），北京有自强书局（总部在上海）、文成堂，天津有文成堂、聚文山房，河北有唐山文信书局，云南有鑫文书局，陕西有德华书局、华西书局，福建有益闻书局等。

目前发现大约有二十一家地方书局参与到铅、石印鼓词整理出版的工作中，这些书局出版的鼓词在装帧形式、行格字体、人物绣像等方面，与上海各书局所出鼓词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地区的鼓词品种有其地方特色。

一个有趣的出版现象是，国内这一时期出版鼓词的近一百家书局中，上海各书局普遍利用了铅、石印刷技术，东北地区各书局基本上也是采用了铅、石印刷技术。而其他地区的鼓词出版中，则往往是雕版印刷与铅、石印刷混同出现，尤以传统的雕版印刷为主，比如山东地区、京津地区等。

这帮助上海各书局接受西方铅、石印刷技术最早、最彻底。虽如此，国内其他地区的众多铅、石印书局仍与上海各书局一道，共同成为了近代民俗文学出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上海各书局积极参与鼓词整理出版的同时，也有部分书局参与对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弹词的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上海大成书局、上海文益书局等。相对于这一时期的鼓词整理出版来说，参与整理出版铅、石印弹词的上海书局数量明显偏少，流传于市面的铅、石印弹词的品种、数量远不如这一时期的鼓词。宝卷出版处于与弹词出版相同的情形。

（二）铅、石印鼓词整理出版的阶段划分

铅、石印鼓词整理出版虽然只有短短七十余年的历史，但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还是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叙述如下。

1.鼓词石印出版阶段

鼓词石印出版阶段由三个发展时期组成，分别为清代末期、民国元年（一九一二）至民国十年、民国十年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三个时期的划分主要是以不同时段担纲主力出版角色的不同而定，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是鼓词出版史中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有必要细化一下，弄清楚鼓词的出版历史。

（1）清代末期

目前发现的最早期石印鼓词，据文献记载为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上海书局石印本《绣像巧连珠》（北师大图书馆藏）。

笔者未能观阅北师大图书馆藏品，追溯鼓词石印源流，只能在此注明。以稗海堂所辑鼓词藏品而言，清末鼓词中最早的为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京都琉璃厂石印本《绘图灯月醉世传》。其他清末藏品的出版时间大多集中在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前后，少数在宣统年间。

有数量众多的鼓词由上海书局集中在清光绪三十二年前后出版，究竟在这一时间段内民间说唱出版领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上海书局在此一时期一枝独秀、一美独大，个中原因目前还未能完全破解。

上述现象只是我们基于手中的藏品发现的一种出版史、文学史现象。清光绪三十二年，山东营口承文信也同时出版有石印本鼓词，如《新刻绣像回龙传》等，使得上海书局特立独行的鼓词出版行为有了呼应。

此后的五年间，上海章福记书局、上海广益书局、上海江东茂记书庄、上海萃文书局、盛京德和义书局（总部在上海）、青岛诚文堂书局等纷纷出版石印鼓词。这些书局一同构成了清末鼓词石印出版的主力阵营。

（2）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年

进入民国后，上海江东茂记书局迅速成为中国鼓词出版的主力，以上海江东茂记书局、上海大成书局、上海锦章图书局、上海广益书局、上海校经山房等上海书局组成的鼓词出版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的上海江东茂记书局、上海大成书局的地址同处于上海新北门，即使上海广益书局、上海锦章图书局等重要鼓词出版书局的地址另在上海四马路一带，地理位置上也是近在咫尺，这为中国鼓词整理出版第一阵营之间相互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地利之便。

如果我们把上海看作是中国鼓词的出版中心，那么上海新北门俨然成为了中国鼓词出版的一个摇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上海校经山房书局主人，开创了新编鼓词系列，为近代鼓词出版增加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经统计，短短十余年间，上海校经山房书局特聘当时的社会小说大家傅幼圃、唐在田、冯朝经、王尘影等，出版新编鼓词系列有《新编爱情小说红楼梦说唱鼓词》《绘图正续儿女英雄传鼓词》《绘图前后永庆升平鼓词》《新编前后说唐鼓词全传》《绘图新编隋唐演义说唱鼓词全传》《绘图五才子鼓词全传》《绘图新编今古奇观说唱鼓词》《绘图新编封神榜说唱鼓词全传》《绘图五虎平西南鼓词》《绘图三侠五义鼓词》《绘图小五义鼓词》《绘图续小五义鼓词》《绘图新编八剑七侠十六义说唱鼓词》《绘图九义十八侠鼓词》《绘图英雄大闹三门街鼓词》《绘图正续儿女英雄传鼓词》《绘图后五才荡寇志鼓词》及《绘图七剑十三侠鼓词》三集、《绘图彭公案鼓词》十集、《绘图新编真正施公案说唱鼓词》十集等。

这些以章回体小说为底本改编的鼓词的出版数量极为惊人，可以说在当时有影响力、有市场和群众基础的章回体小说，基本上都被改编为了鼓词。

这种近代民俗文学出版史中出现的新编鼓词现象，其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我们在以下两部书的序言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在傅幼圃先生编撰的《绘图新编封神榜说唱鼓词全传》一书中，上海校经山房主人于序言中写道：“尝观今古传词，皆取节义醒世劝人之嘉策，而《封神》一书，事出诡异，然其新奇之处，有足以消长夏、祛睡魔者，一时风行海内，脍炙人口。虽文人墨士，津津乐道焉。独是书卷帙繁多，乡曲俗子颇难涉猎。本主人有鉴于此，特请小说专家，就其原文编成说唱鼓词，删去繁冗，缩短为一百回，宜雅宜俗，一目了然。即登诸鼓版，当男女无不爱听，老少无不乐闻也！”

在同一年出版的《绘图新编隋唐演义说唱鼓词全传》中，听泉居士于序中谓：“夫《隋唐》者，炀帝之艳史也。以艳史而改编鼓词，则既有道白，复有词句，按腔合拍，可咏可歌，犹觉花团锦缛簇簇生新，实较原书艳而又艳，并使歌之丝丝入扣，听之者娓娓不倦，极合北方社会之性质。行见一弹再鼓之场，人将争先恐后之不遑矣！”

两段序言道出了民国时期上海校经山房书局主人热爱鼓词说唱艺术，狂热改编章回体小说为鼓词的动机与目的。新编鼓词的出版，也为我们今天研究章回体小说与鼓词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民国初期的这十年时间，是近代史上鼓词整理出版的黄金阶段，数量庞大、品种众多的鼓词在这一时期得以出版。上海大成书局、上海广益书局、上海江东茂记书局纷纷在国内其他地区建立销售网点，开设分公司，形成了鼓词出版在北方全面开花的兴盛局面。东北等国内其他地区的出版力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产生了有当地特色的鼓词出版物，完善了鼓词出版市场化的进程。

（3）民国十年至民国二十年

风水轮流转，民国十年以后，上海大成书局开始担纲鼓词出版的主要角色，实际上就在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大成书局已开始有大量鼓词品种集中出版。

民国十年，大成书局特聘民国小说（鼓词）大家傅幼圃先生创作《绿蝴蝶》《白牡丹》鼓词，一改早期大成书局出版物错漏讹脱的“消本”面目，成为后期石印出版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上海广益书局、上海锦章图书局、上海校经山房、上海江东茂记书局等的鼓词出版也非常活跃，依然保持了鼓词出版繁荣发展的局面。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大成书局特聘傅幼圃先生新编鼓词出版，总的来说第三期鼓词石印出版，主要以上海各书局重新翻印前期出版的鼓词品种为主，新编或新开发的鼓词品种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题材居多，如《绘图新编最近实事奉国大战记说唱鼓词》。这是第三期鼓词石印出版的一些特点。

以上鼓词石印出版的三个时期构成了鼓词出版的特殊时代。这三个时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就在鼓词出版的黄金三十余年间，几家主力出版机构连同其他书局不断地重复翻印出版，形成了鼓词版本众多、数量巨大的局面，这也成为得以鉴定鼓词版本优劣的一个前提条件。

鼓词出版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石印技术为基础。鼓词出版物的装帧形式为线装；前有绣像，一般以四幅人物绣像为主；封面包装改为民国时期的硬纸，不再采用传统的蓝布包装形式。

各个书局将其尺寸规格统一为约13.5×9cm（长宽形制），俗称“巾箱本”，又称“口袋书”。因其尺寸过于狭小，字体也犹如蚂蚁般大小，读者阅读起来非常吃力。

相对于巾箱本，一些书局如上海大成书局、上海江东茂记书局、广益书局等也出版了一些尺寸规格较大的鼓词，称作“大字足本”。这些大字足本尺寸约为20×13cm，阅读起来较为爽目。

几家专为东北地区定向出版的上海书局，如上海槐荫山房书庄、燮记书局、椿荫书庄出版的鼓词，版本特殊，皆为开本较大的薄册。

2.鼓词铅印出版阶段

鼓词出版的第二个阶段始于民国二十年，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仍有上海沈鹤记书局、春明印书馆等几家书局出版铅印本鼓词。

这一时期新式标点铅印本开始在社会中流行，成为主流出版物，这股出版风潮也传入鼓词出版书局中，其中以上海新文化书社、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上海大新书局、上海广益书局、上海沈鹤记书局、上海尚古山房、上海昌文书局、新京广益书店等为主要代表。

传统古籍出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图书装订，此环节采用手工制作，费时耗力，增加了人工成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出版市场进入到了激烈的竞争状态。铅印本的平装书因采用机器装订的优势，使得书籍出版快捷方便，成本大幅下降。铅印技术也因此得到出版书局的重视。

上海文明书局组建新文化图书供应社，采用铅印技术出版新式标点铅印本鼓词，大大提高了出版效率，增加了利润。后期广益书局组建大达图书供应社，参与到了铅印出版鼓词的竞争中。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后，市场中新式标点铅印平装本鼓词流行起来，铅印鼓词逐步取代了石印鼓词的出版。

铅印本鼓词与石印本鼓词，两个出版阶段的出版物有着显著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装帧

铅印本鼓词是平装，不再是线装形式。这种平装书适合机器化生产，使得出版效率大为提高，成本下降。这是平装书的成本优势。

（2）封面

从外观看，平装铅印本鼓词与石印本鼓词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平装铅印本鼓词封面多为彩印，图案一般为人物绣像，左上端也不再有题签，往往只是直接印上出版物的名称，如铅印本《回龙传》《十八国》等书。

（3）新式标点

采用新式标点是平装铅印本鼓词相较于石印本鼓词所产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标注“新式标点”的铅印本鼓词在多家上海书局中出现。东北地区的书局也采用新式标点，出版平装铅印本鼓词。可以说“新式标点”成为了这一时期时尚的鼓词出版物标志。

（4）正文卷端文字

平装铅印本鼓词的卷端文字也与石印本鼓词有较大区别，一般是与封面所题书名相同，极为简单。

（5）“古本小说”等称呼

鼓词的新式标点平装铅印本一般不再用“鼓词”作为出版物名称，它们的封面、卷端或者版权页处，常常有“古本小说”“通俗小说”“事实小说”“历史小说”“说唱小说”“奇情小说”“言情小说”等名称，如民国铅印本《小八义》，封面写有“绣像绘图通俗小说”“名著长篇小说小八义”；民国上海尚古山房铅印本《小八义》，卷端文字作“历史小说小八义”；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广益书店铅印本《回龙传》，封面及版权页文字作“绣像古本小说回龙传”；民国广智书局铅印本《红灯记》，封面文字作“唱词言情小说红灯记”；等等。石印本鼓词也有以“小说”命名的现象，只是不如铅印本普遍。

认真分析来说，石印鼓词还保留有传统说唱鼓词的样貌，铅印鼓词已经全然变化，甚至“鼓词”名称都已经从中消失，这是鼓词出版中一个很大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版鼓词的上海各书局同时也在不断地出版其他读物，如四书五经、医书、术数类刊物。鼓词出版只是这些书局中重要的一个出版门类，且这些出版鼓词的书局，实力普遍不是太强，只能算是上海一般的、小的书局。这也为日后说话四家艺术的最终衰亡埋下了隐患。

鼓词出版经历了石印、铅印两个阶段。其间出版的鼓词品种有近千种，出版的鼓词数量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数量惊人的说唱文学出版物，尤以石印版本为主，多采用了“鼓词”这一通行称呼，遂使得“鼓词”成为近一百年来北方地区民间说唱文学作品的总称，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三）新刻与新编

新刻与新编是存世鼓词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探究鼓词出版源头的问题。近代史上鼓词出版的两种途径，一是新刻，二是新编。

1.新刻

此处的“新刻”指的是石印本鼓词经常在卷首等处出现的“新刻”字样，比如石印本《新刻绿牡丹鼓词全部》《新刻绣像牤牛阵》《新刻鹦哥记》等。“刻”，顾名思义，指的是传统的木板雕刻。

而西方传进的石印技术采用的是石板照相，利用油墨分离原理，在平板石材上刷印。石印本鼓词不需要雕刻上板，如此卷首等处的“新刻”二字就显得突兀、毫无道理。

其实这是由于传统的私人书坊出版书籍的一种习惯使然。雕版印刷存在了近千年时间，尤其进入明清以来，一些私人书坊经常随意翻刻市面流传的、销路较好的木板书，这些翻刻书籍往往以“新刻”冠名，形成一种习惯。

上海各书局沿用了这一出版习惯，因此在石印鼓词的卷端等处往往带有“新刻”二字。“新刻”石印鼓词的主要底本来源是流传于世的清代说唱文学刊本。

2.新编

新编也是石印鼓词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出版现象，说法比较复杂，我们先谈民国时期小说大家新编鼓词的问题。民国时期一些小说大家或者为上海各书局提供自己编创的鼓词，或者被上海各书局特聘创作鼓词，其创作的鼓词一般有如下四种类型。

（1）改编自章回体小说的鼓词

将明清时期流传的章回体小说改编为鼓词并出版发行的现象，清代以来已经出现，尤以山东地区为多。这些改编鼓词常以“新编鼓词”命名。

到了民国时期，以上海校经山房为代表的书局，加大了改编章回体小说的力度，凡是历史上著名的章回体小说，或者在近代广受欢迎的章回体小说，皆被改编为鼓词流传于世，如《绘图新编隋唐演义说唱鼓词全传》《新编爱情小说红楼梦说唱鼓词》《绘图新编封神榜说唱鼓词全传》《绘图新编今古奇观说唱鼓词》《绘图新编真正施公案说唱鼓词》等。

（2）新编民国社会发生的新闻、时事等大事件的鼓词

民国时期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也被才人编辑创作为鼓词，由说书艺人在书馆里敷演。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土匪猖獗，一些东北悍匪打家劫舍、与政府对抗之事被才人改编成鼓词流传于社会，如《新编侠女红蝴蝶全传》《绘图新编东三省实事小说绿蝴蝶说唱鼓词》《枪毙女匪驼龙》等。这些以新闻事件为题材编创的鼓词，往往以“新编”鼓词面目出现，在书馆、茶舍由说书艺人敷演。

（3）新编西方社会题材的鼓词

清代晚期，一批进步文人视野开阔，见闻广博，受到传入中国的欧美文化的影响，开始改编出版反映西方思想文化的鼓词。这方面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毕竟存在，如《新编侦探小说就是我说唱鼓词续集》《新编黑箱案鼓词》等侦探鼓词。

（4）新编反映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鼓词

民国社会战祸频发，民不聊生。反映军阀混战题材的鼓词应运而生，如《新编袁世凯皇帝梦说唱鼓词》《新编奉直血战记说唱鼓词》《绘图新编直奉大战记鼓词》等。

（四）话本小说与鼓词

我们将话本小说与鼓词放在一起，本身感到是有些问题的。话本小说是宋元以来勾栏瓦肆中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在宋代社会已经形成四家艺术流派，是一种口传文学艺术。

鼓词是清代末期上海各书局整理出版的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是一种流行甚广的出版物的统称。二者看上去有着本质的不同。将口传文学艺术与出版物放在一起，谈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就是矛盾的，那么怎样来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弄清楚近代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厘清中国民俗文学的发展历史，丰富和健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尝试。

鼓词源自宋以来的民间说话艺术，晚清民国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鼓词，是宋代民间说唱活动全面的总结与升华。

宋元以来历朝历代民间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经过上海各书局的搜集、整理，以出版物形式正式出版，使得流传久远的、宝贵的民间口传艺术得以留存下来。

虽然鼓词时代只有短短七十余年的时间，但那个时期的书局是真的努力去做了，它们将中国社会民间口传的艺术作品进行了汇编、复制，并加以出版。从这个方面来说，鼓词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鼓词与话本小说同为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二者关系紧密，既有相同点，也有变化中的不同，下面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1.鼓词与话本小说的相同点

（1）同属于民俗文化

鼓词与话本小说均来自民间百姓这一文化群体，同属于民俗文化。二者均采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俚言俗语敷演故事。

（2）相同的市场

鼓词与话本小说有着相同的民间市场，同为民间百姓服务。虽然鼓词时代有着更多的文人参与到故事脚本的创作中，但近千年来，话本小说扎根于百姓中，为百姓敷演的传统没有变化，二者均是为满足民间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存在、发展。

（3）敷演故事的主体人员身份相同

随着宋代勾栏瓦肆四家说话艺术流派的建立，这种民间口头表演艺术已经成熟，之所以说其成熟，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建立起了职业性、专业性的表演人员队伍，并且以四家流派为主开枝散叶，不断发展，形成了稳定的、庞大的不同流派表演队伍，这为敷演故事传统的长久流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培养出了稳定的、庞大的听书群体，这一群体成为说话艺人的衣食父母。说书与听书市场，保证了千百年来民间故事能够不间断地流传下来，口传文学得以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其中主体人员同为职业性的民间艺人。

（4）同为说唱文体

鼓词与话本小说均采用了有说有唱、韵散结合的白话文艺术表现形式。韵文歌词部分，始终以七言体为主，十言体为辅，因各地区民间艺人的表演方言不同，也出现一些灵活性的韵文歌词，如山东地区的三字锦、四川地区的攒十字等。总的来说，中国民间说唱表演活动未发生大的变化，说与唱，同属于口传文学范畴，这是与现代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

（5）故事题材基本相同

鼓词与话本小说敷演的故事题材基本相同，均为讲史、小说、说经说参请、合生四家门派。小说一科又分为烟粉、传奇、灵怪、神仙、妖术、杆棒、朴刀、公案八个门类。铁骑儿题材也广泛存在于鼓词中。实际上宋代说话四家家数学说，能否适用于鼓词，是检验这一学说的试金石。鼓词延续了四家流派说话艺术，其敷演的故事题材完全可以用四家家数学说来验证。

2.鼓词与话本小说的不同点

民间说唱经历了由宋代话本小说到晚清民国鼓词的演变，历经近千年，在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历史中，必然也会有一些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故事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

鼓词与话本小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话本小说是一种口传文学，鼓词是带有阅读功能的民俗文化出版物。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点，也是造成鼓词说唱是否为小说文体的主要争议点。

稗海堂认为，鼓词虽为近一百年来民间说唱的总称，其本质却是对宋以来说话艺术四家流派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的不断繁衍、发展，是一次全面的总结性出版，由一种口传文学终至发展成为带有明确案头阅读功能的出版物，其核心依然是作为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而存在。

（2）流传时间不同

话本小说成熟于宋代社会的勾栏瓦肆中，距今约有一千余年的时间。鼓词作为话本小说的继承者，距今只有一百余年的时间，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后来者。

（3）鼓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

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动荡阶段，其间传入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反映在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中，比如本次出版所收鼓词中的《新编侦探小说就是我说唱鼓词续集》《说唱欧洲战事记鼓儿词》等书就体现出了这一点。

（4）铁骑儿题材有所变化

传统的铁骑儿题材故事，反映的是冷兵器时代的双方交战。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两国或者说两军的交战武器已然发生了变化。这种时代科技的变化，也被反映在了鼓词中，在描写双方交战时，开始有了火枪营、迫击炮等表述，如傅幼圃先生编辑的《新编侠女红蝴蝶全传》。

（五）本辑藏品的特点

上海各书局出版鼓词虽然只有短短七十余年的时间，但在借助铅、石印技术出版后，使得民间说唱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批鼓词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民俗文化得以部分传承、保留下来，成为今天弥足珍贵的中华文化瑰宝。

本辑所收总计有153部藏品，其中小说家数117部，包括灵怪4部，烟粉5部，传奇51部，公案小说12部，朴刀15部，杆棒7部，妖术2部，神仙6部，铁骑儿15部；说经说参请家数3部；讲史家数30部；合生家数1部；欧美题材2部。其中，有以下几个系列品种值得重视。

1.章回体鼓词系列

晚清民国时期，一些小说大家将明清以来的优秀章回体小说全面改编为鼓词，如四大名著系列鼓词《新编三国志鼓词》《水浒传鼓词》《西游记鼓词》《红楼梦鼓词》。另外，明清以来流传广泛的《隋唐演义》《镜花缘》《封神演义》《今古奇观》《西厢记》《聊斋志异》《施公案》等众多章回体小说，全部有改编后的鼓词流传。本辑辑录有《新编绘图三国志》《新刻石猴演寿图说唱鼓儿词》《新编爱情小说红楼梦说唱鼓词》《绘图新编隋唐演义说唱鼓词全传》《绘图新编封神榜说唱鼓词全传》《绘图新编今古奇观说唱鼓词》《绘图西厢记鼓词》《绘图新编聊斋志异说唱鼓词》《绘图新编真正施公案说唱鼓词》等由章回体小说改编的鼓词，形成章回体鼓词系列。

2.傅幼圃新编鼓词系列

民国时期，国内各书局公认的小说大家（鼓词创作大家）为山东胶州的傅幼圃先生。本辑将集中出版《绘图新编封神榜说唱鼓词全传》《绘图新编今古奇观说唱鼓词》《绘图新编隋唐演义说唱鼓词全传》《新编侠女红蝴蝶全传》《新出五彩莲鼓词》等一批由傅幼圃先生新编的鼓词作品，集中体现其鼓词创作成就，形成傅幼圃新编鼓词系列。

3.带有“小说”名称的鼓词系列

民国时期，铅印鼓词的封面、版权页等处经常有“古本小说”“绣像小说”“历史小说”等明确的“小说”称呼。

目前学术界认为带有韵文歌唱的文学作品不是小说文体，只是属于说唱类民俗文学范畴，此观点与民国时期各书局对鼓词的“小说”认定，目前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本辑推出民国三十一年广益书店铅印本《回龙传》（封面及版权页上有“绣像古本小说”字样）、民国上海新文化书社铅印本《回龙传》（封面及版权页上有“通俗小说”字样）、民国上海尚古山房铅印本《小八义》（卷端文字中有“历史小说”字样）等多部带有“小说”名称的鼓词，形成此鼓词系列。

4.晚清民国《英雄大八义》鼓词系列

《大字原本英雄大八义》开篇述：“《大宋八义》一书，出于宋徽宗三十年，精忠以前，不比常行说唱古词，乃系由京都串岔线锁编成。平笔、浮笔、托笔、倒插笔惊人之笔，并无刻本刷印，乃口传心授，无凭查考。今将此书贯串说唱古儿词，永传于后。”

这部分文字表明宋人采用了平笔、浮笔、托笔、倒插笔多种艺术创作手法敷演故事，成为研究宋以来话本小说创作艺术手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一回中谓“残词休说，诗不多提，准演一部抄录通熟《大宋八义》”，证明民间口传话本有抄本流行。抄本一旦通熟，便会有私人书坊刻板发行，这也是明清以来通俗小说成书的基本路径。

到了晚清时期，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受到市场的欢迎，因而引起私人书坊、上海各书局广泛参与对其的出版发行，形成话本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期。

本辑辑录有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上海书局石印本、清光绪三十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绣像正续英雄大八义》，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上海茂记书庄石印本《大字原本英雄大八义》，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5.宝卷及其他

宝卷在四家家数分类中，隶属于说经说参请一科。民国时期的铅、石印本宝卷出版量并不大，只有上海文益书局、同善堂这类专业出版宗教类书籍的书局出版。

宝卷不属于鼓词，但考虑到本辑出版宗旨之一为反映四家家数说话艺术在晚清民国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劝善类藏品有三部入选，分别为《新出梅花服忠良宝卷》《金不换宝卷》《大字足本目莲救母全传》。同样作为四家家数品种入选的藏品，还有非常罕见的合生一科的《博笑珠玑》。

弹词《绣像锦上花》《绣像绘图天雨花》，也不属于鼓词，但为了方便学者对鼓词、弹词、宝卷的文本异同做比较研究，亦收入本辑。

这些藏品的入选，丰富了稗海堂说话四家家数学术理论，更加清楚地反映了民国时期说话艺术发展的总体面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鼓词的兴起与四家家数的衰落

所谓的鼓词，指的是北方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是以小鼓、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韵散结合的书局出版物。鼓词的前身为宋代社会流传的鼓子词。

据史料记载，宋时已经有赵令畤咏《会真记》故事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宋代鼓子词是以小鼓伴奏，说唱结合、叙事写景的一种娱乐活动。

宋代鼓子词《商调蝶恋花》与晚清民国时期的鼓词，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差别。二者的相同之处，只是同样以小鼓为伴奏乐器。那么鼓词的标准称呼始于何时？又是在哪里最早出现的呢？

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最早使用鼓词名称的是明末清初贾凫西写的《木皮散人鼓词》。

据传清初《木皮散人鼓词》抄本流传于山东诸城、潍县、日照等地，此抄本已遗失。目前能看到的较早期抄本是清嘉庆年间守德堂抄本《木皮子传》，抄本本身没有“鼓词”二字。稗海堂藏清中期抄本《木皮子鼓词》，没有表明确切年限的牌记。

稗海堂所藏清刊本中带有“鼓词”二字的藏品有清文雅堂本《新编书囊记鼓词》（已于上辑中出版）、清广德堂本《新刻金牌调说唱鼓词》、清裕合堂本《新刊杨文广征南说唱鼓词》、清致和堂本《新刻金陵府说唱鼓词》、清盛京会文堂本《新刻蜜蜂记说唱鼓词》，以及清山东地区的《红光阵鼓词》《新刻二虎岭鼓词》《新刻绿牡丹鼓词》《新刻千里驹鼓词》等。

另外，在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孟春月锦府天禄阁石印本《绣像鹦哥记鼓词》、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上海书局石印本《新刻绣像汗衫记鼓词》等书中，都有“鼓词”字样的明确表述。

这些带有“鼓词”字样的民间说唱印本，出现的时间大致集中在光绪末期，且广泛流传于山东、东北地区，少量出现在北京地区。这些新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鼓词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稗海堂认为，清代初期鼓词已经流传于山东地区，到了清代晚期，山东、东北、京津地区的鼓词说唱已经广为流行。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上海各书局在已有清刊本鼓词流传的基础上，采纳山东地区的“鼓词”名称，整理出版说唱故事脚本。经过整理后出版的石印本说唱出版物，均以“鼓词”之名营销于世。

这些书局出版的石印本鼓词，主要的底本来源是山东、东北、京津地区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销售的市场范围主要也在上述地区，“鼓词”名称易被接受，遂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

就在晚清民国鼓词开始流行的同时，在国内其他地区的一些清代刊本中，这些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的名称，还是比较复杂的，如四川等西南地区，一般称作“说唱”“道情”，没有使用“鼓词”称呼的现象；河南地区，也是以“说唱”或者“鼓儿词”名称流行，如清刊本《新刻红灯记说唱鼓儿词》《翠花记鼓儿词》等；河北地区，称呼为“古词”，如清刊本《新刻丝绒记》（乐亭大鼓，此书内封面有“古词”字样）等；北京地区，称作“古儿词”，如清刊本《新刻绣像西厢记》（开篇文字中谓“古儿词”）；等等。

即使在山东、东北这种以“鼓词”之名广泛流传的地区，也有个别刊本以“鼓儿词”称之。上述这些地区清代说唱刊本的名称并不完全统一，这种混乱情形在晚清民国时期被上海各书局解决，是上海各书局最终将这些不同名称的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逐渐统一为“鼓词”这一标准称呼，并以石印版本形式大量出版发行，使“鼓词”称呼流行开来。

以上我们对鼓词名称的来源与兴起做了介绍，作为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活动，鼓词说唱完全适合于四家家数说话艺术的适用范围。

但四家家数这种流传近千年的民间说话艺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突然被打断，短短几年时间，宋代勾栏瓦肆形成的四家家数说话艺术流派便烟消云散，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我们在惋惜的同时，不得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试图找到其中的原因，初步分析有以下几点。

1.晚清开始的民间扫盲运动

西方传进的印刷技术促进了民俗文学领域出版的繁荣发展，对于挖掘、保护、保留传统的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在中国民俗文学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但另一方面，西方传进的新文化思想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以及新式学堂的快速发展。自清代光绪时期开始的民间文化普及举措，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民间扫盲运动，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民间百姓的文盲率大幅降低。

千百年来形成的职业性说书艺人队伍与其赖以生存的广大百姓市场，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具有了一定阅读能力的民间百姓，开始逐渐进入到阅读市场，从而使听书市场出现大幅萎缩的局面。职业性说书艺人队伍因面临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而出现人员不断减少，渐至消失的状况。

这种民俗文学历史上的巨变，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对于流传近千年的师徒相授、口口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艺术，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2.曲艺团体的建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各地纷纷建立曲艺团体，那些流散于民间的说书艺人，其中有部分人员进入到公有体制下的曲艺团体中。之前靠市场谋生的民间艺人，开始享受体制内的工资、住房等福利待遇，成为了国家工作人员。宋代以来建立起的说话艺术四家流派师徒相授、口口相传的传承关系遭遇到了制度性的制约。

3.破除封建迷信活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破除封建迷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四家家数说话艺术，这种产生于封建专制时期的民间说话艺术，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被列入封建思想题材范围之内，遭到了封禁。

三、鼓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兴盛于晚清民国时期的鼓词，与宋元以来的四家家数说话艺术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全面继承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演绎那些历朝历代民间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为传统的中国民间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功可彪炳千秋。单从这一点上来说，鼓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有了它的位置与重要价值。

通过阅读鼓词，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也可以独辟蹊径，换个思维探寻新的、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鼓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七字句研究

所谓七字句，指的是唐代变文以来，民间说唱所采用的七言体韵文唱词。七言体韵文唱词广泛存在于鼓词、弹词、宝卷等民间说唱艺术之中，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主要说唱文句。

我国的民间说唱早在春秋末期的《诗经》中已经出现，其时的唱词是以四言体韵文歌唱为主。汉乐府时代，五言体韵文歌词出现。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社会，民间唱词中出现以七言体形式为主要韵文歌词的变文。

至宋代，民间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有说有唱，韵散结合。其后再到鼓词时代。七字句韵文歌词始终在国内各地区的民间说唱中居于统治地位，且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封建社会时期，文盲率始终在90%上下，由此形成两种不同文化阶层，一是精英文化阶层，二是普通百姓文化阶层。精英文化阶层使用的是文言文语言系统；普通百姓文化阶层使用的是七字句俚言俗曲白话文语言系统。

文言文是一种书面语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七字句俚言俗曲是一种口传语言，处于附属和被支配地位。两种不同文化阶层使用不同的语言系统，共生共存，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七字句韵文歌词自唐代变文中出现以来，解决了千百年来国内各地区因地方方言不同所造成的语言传播、交流障碍，成为民俗文学领域通行的、固定的、规范性的一种语言表达模式，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七字句韵文歌词通用性特点

七字句广泛存在于弹词、鼓词、宝卷等故事性说唱文本中，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民间艺人演唱时的方言、伴奏乐器的不同。

故事脚本只需稍加修改，便可以做到互换使用，如《回杯记》《刘公案》等话本，北方鼓词可以用来表演，南方弹词同样也可以用来表演。

再如，清代、民国时期，宝卷稍加改编，弹词、鼓词就可以用来演唱。正是因为七字句使用的普遍性，保证了这些不同区域、不同方言的人们所敷演的故事脚本具有了一种通用性的特点。

《刘公案》在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一书中被定位为弹词，《刘公案》故事广泛流行于北方京畿、山东、河北地区，具有明确的鼓词说唱属性，尤其清代以来山东十言体说唱《刘公案》的存在，更佐证了这一点，因此稗海堂将《刘公案》放在本辑中。

《绣像锦上花》实为流传于南方的弹词，但从文本观阅，全文采用了七字句说唱形式，与北方鼓词说唱差异不大，体现出七字句的使用，普遍存在于南北方民间文学中，因而本辑将弹词《绣像锦上花》选入，以便于学者的比较研究。

2.七字句使用的规范性、固定性

七字句自唐代变文中出现，经过在宋代勾栏瓦肆文学中的发展，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使用格式。七字句句型的固定使用，也在历史上培养出了一批才人队伍，这些才人活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采用七字句俚言俗曲编创故事脚本，为民间百姓服务，进一步保证了七字句语言歌唱系统的完整性。

在清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医药、建筑等，所有面向百姓的关于这些方面的教育，往往是以民间百姓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七字句歌词说唱等俚言俗曲形式来实现的。

这种说唱方式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易于接受。即使是清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等，也被转化为七字句俚言俗曲形式，由艺人敷演传达到民间百姓中间，如《圣谕十六条》（稗海堂藏）。

再如《鲁班经》，这种叙述民间百姓经常使用的技艺手段的书籍，也有七字句歌词藏品流传下来。至于那些医书、宗教类书籍，七字句在其中的使用则更加广泛。

3.七字句与唐诗关系密切

七字句韵文歌词句末押韵的要求较为宽泛，这一点不如唐代诗词格律的要求严格，因此有民俗七字句、格律诗之分别。

如今在大鼓书艺人中间，说唱唐诗是不成问题的，只是这些格律诗过于文口，不如七字句白话唱起来通俗易懂，因此被这些艺人称作了“文唱”与“俗唱”。

我们认为，七字句俚言俗曲与唐诗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汉代社会形成的民间赋与文人赋，应该是先有了民间七字句（俚言俗曲歌词说唱），最终才会在文人参与下形成格律诗。

4.七字句话本小说与文言文小说共同构成古代小说

七字句韵文唱词话本小说与文言文小说同为我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说唱艺术广泛采用了七字句说唱技法，使得七字句俚言俗曲语言与文言文语言在历史上具有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除七字句韵文歌词以外，国内部分地区还有三字锦、四字句、五言体、六言体等形式的韵文歌词，体现了民间说话艺术的多样性与多彩性。山东胶州地区的故事脚本中，往往采用五言体十言体形式，这是山东地区清代、民国时期话本小说的特点。

四川的说唱艺术里，有攒十字说唱。广东木鱼书及江南弹词中，七言体与十言体交换使用的情况也较为常见。但这些异体句在说书艺人敷演的故事脚本中只是少数，七字句韵文歌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二）鼓词是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分水岭

古代白话小说是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主要特征，一是封建性，二是口传性，三是消遣娱乐性。白话小说，宋元以来称作话本小说，明清以来称作章回体小说。近代小说由辛亥小说开始，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专制，具有了明显的批判性特点。

鼓词源自宋元时期的说话四家家数，是典型的话本小说口传艺术。一大批鼓词脱胎于封建社会时期流传久远的故事脚本，天然地带有封建迷信思想，因此说鼓词是旧小说的代表，符合古本小说的特征。

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体制的变革，鼓词作为旧小说的代表，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完全为阅读而创作的现代文体小说。近代小说是旧小说过渡到现代小说时期，带有封建与反封建特征的小说文体。近代小说时期，口传小说与阅读小说共存，敷演的故事题材带有一定的封建社会特征。

现代小说不再具有口说功能，彻底摆脱了古本小说的口传形式，是一种完全的阅读性文体小说。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小说的完整体系的建立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从功能、特点上看，旧文学小说创作主要是为了娱乐消遣，近代文学小说开始具有了批判社会的功能，使得小说创作的功能开始完善起来。近代小说已经具有了新小说、写实小说、实事小说特点。现代小说的功能更加完善，具备了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功能，具有现代社会风格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了小说创作的功能。

小说自出现以来，就体现了为社会服务的主要特点，是社会时代具体的反映。这个特征决定了小说的发展历史，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变迁。

旧的文学小说代表封建社会文学，近代小说代表半封建社会文学，现代小说代表现代社会文学。上海各书局在半封建社会文学时期，一方面大量印刷、出版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开始新编、出版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小说。现代小说是反映现代社会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再有旧时代文学作品的影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艺术。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大发展。胡适、鲁迅等人开创了通俗文学发展的新局面，推动白话文占据了文学主流地位。

但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推动通俗文学蓬勃发展的力量，是以上海各书局为代表的出版界新兴力量。正是这股新兴力量，促成了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转变，它们一方面深入挖掘传统的民俗文学鼓词说唱艺术，另一方面大量出版新编鼓词文学作品，体现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学领域、小说领域的深刻变化。

最终，随着公私合营的完成，上海鼓词出版主力书局的消失，风行一时的鼓词也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了其短暂的时代表演。

（三）山东地区鼓词作家群研究

清代以来山东地区形成了良好的鼓词创作氛围，才人王缘坡作《四海棠鼓词》，秦西溪作《新编三国志鼓词》。

另外还有《空洞记》《灯月传》《打登州》等一大批优秀的鼓词作品涌现，使得山东地区创作、流传的优秀文学作品争芳斗艳，精彩纷呈，形成了规模化才人作家群体创作的文学史现象。

如果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流传的鼓词出版物比较，山东地区才人创作的鼓词，明显要高出一个层次。

稗海堂认为，山东地区文化底蕴深，文风醇厚，有其历史文化传承性。山东文人忠君思想深入骨髓，让他们蓄辫、着异族服饰入仕清廷，显然其中有一批文人不干，明末清初鼓词说唱大家木皮散客贾凫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绘图新编聊斋志异说唱鼓词》开篇中，也记录了蒲松龄不愿做清廷官员，甘于清贫，创作《聊斋志异》之事。清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地区刊本《新刻空洞记》（已于上辑中出版），作者借元代覆灭历史，暗喻明亡后，一批山东晚明遗老不仕清廷，流落民间，为了糊口，走入了民间说书队伍，为艺人写书。

从另一个方面看，鼓词说唱在山东地区广为流传，深得百姓喜欢。清朝社会文人鄙视小说作者的现象，在山东地区并不明显，相反有部分山东文人积极参与到鼓词的编创中，并且乐此不疲，进而形成了一种文人创作鼓词的风潮。

得出这一结论也很简单，从清代以来山东地区的鼓词作品中所反映出的高超的文学素养来看，很容易看出这些作品是文人的手笔。

山东鼓词多采用明代以来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写作，以四卷二十四回的中篇鼓词居多，其创作手法最为接近宋元话本小说，开篇的诗、词、赋、对和文中敷演的故事情节，堪称高妙绝伦。

实际上，清代以来山东地区的民间说唱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文化氛围，一些进士、秀才参与到了鼓词的创作中，如果与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对比，就是文人与说书艺人的比较。此一时期的山东地区的鼓词作家群，就创作水平而言，是可以与明末清初的西湖作家群比肩的。

1.傅幼圃研究

山东地区民国以来鼓词创作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胶州的傅幼圃先生。傅幼圃，祖籍山东胶州，大约生于清同治晚期，秀才身份，饱学儒士，与山东胶州地区说书艺人群体关系密切，于清末由山东移居到上海外滩四马路一带。

其主要工作便是为各上海书局编创鼓词，先后与上海江东茂记书局、上海校经山房、上海大成书局等书局合作，靠写书谋生。他大约在上海待了十余年，其间出版了大批优秀的鼓词作品，如《天门阵》二十集、《新编侠女红蝴蝶全传》十集及《绘图新编封神榜说唱鼓词全传》《绘图新编今古奇观说唱鼓词》《绘图新编隋唐演义说唱鼓词全传》《新出五彩莲鼓词》《新世界鼓词》《大世界鼓词》等鼓词作品。

这些鼓词风格各异，有才子佳人、神仙题材鼓词，也有欧美题材鼓词。早在民国时期，傅幼圃已经被当时的各大鼓词出版书局尊称为“小说大家”。

很多封建社会末期出生的旧式文人，经历了旧学私塾与新式学堂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在科举入仕这种旧的选拔制度到新式学堂应试教育的剧烈变化中受到强烈冲击。

对于这些旧式文人所面临的窘境及其内心的彷徨，今天很少有人去做专门的研究。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其中有一批旧式文人在科举制度被取缔，入仕无望的背景下，为了谋生，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到了上海，加入新兴起的上海各书局，成为这些上海书局文学创作与编辑出版的主要力量。

这批旧式文人接受了旧与新两种不同的教育，自身的成长道路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因而使得受其影响的近代社会文学带有明显的新与旧文学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上海各书局大量翻印清代以来流传的历朝历代民俗文化类刊物。另一方面，上海各书局也开始新编、出版反映新时代变化的鼓词说唱新文。

这些旧式文人处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通过鼓词反映变化了的世界，如反映辛亥革命运动的鼓词、反映国内军阀战争的鼓词等，体现出旧式文人的敏鋭洞察力和进步思想。这批旧式文人的典型代表就是傅幼圃先生——中国近代民俗文学创作的一位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