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授勋，有些将军军衔偏低，有的主动降衔，还有一些因为特殊原因而被高授军衔。
1:王树声大将
在1953年上半年，根据中南军区初审，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因正兵团级的军队级别和当时的职务，被推荐为上将。
到了1955年，授衔过程中，多方面因素被综合考量，特别是部队经历和对革命的贡献。此外，还需在各方面军间保持平衡。
考虑到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曾担任副总指挥等关键职位，并在该军享有崇高地位。中央军委在全面权衡后，从35名正兵团级人员中，特别挑选了王树声等两位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作为大将的候选人。
最终，在1955年9月，王树声被正式授予大将军衔，同时，他还荣获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2:许光达大将
许光达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1952年被评定为正兵团级，按照常规应授予上将军衔。然而，考虑到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在“肃反”运动中遭受重大损失，许多杰出将领不幸牺牲，许光达作为少数坚持至新中国成立的红二军团将领，加之我国在军衔制度上借鉴了苏联模式，其中苏联装甲兵司令的军衔与我国的大将军衔相对应，许光达作为新中国装甲兵的司令员，因此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当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提名为大将时，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资历相较于其他大将有差距，特别是在1932至1937年期间，因伤在苏联接受治疗和学习，未经历过长征，因此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获得大将的荣誉。
他向贺龙坦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亲自向党中央和伟人递交了一封请求降级为上将的信函。经过中央军委的全面考量，不批准他的降级请求。
尽管如此，许光达仍然坚持请求将自己的待遇调整至行政5级。中央在审慎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从而使许光达成为唯一一位享受上将级别待遇的大将。
3:贺炳炎上将
在1952年的干部评级中，贺炳炎被评定为准兵团级。1955年1月，彭德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上，贺炳炎作为红二军团的代表被纳入了58人的上将初评名单。
在主席与中央书记处的审议后，上将名单从58人缩减至51人，贺炳炎因此被移出上将名单，军衔被调整为中将。在后续的军衔评定过程中，在1955年9月3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军衔总结会上，主席指示上将名额应再减少两人。贺龙提出廖汉生应评为中将，而廖汉生本人也主动要求降为中将。因此，在9月16日国务院第18次会议上，考虑到廖汉生降衔，决定将贺炳炎增补为上将，以代表红二军团。
最终在9月23日，总理签署授衔令，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唯一一位享受上将荣誉的准兵团级干部。
4:韩先楚上将
韩先楚以勇猛和果断的战斗风格著称，精于运用奇袭和迂回等战术，经常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手，因而被誉为“旋风司令”。
他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时期。在红军时期，他已担任过师长等重要职务，积累了相当的资历。此外，作为红25军的杰出代表，这一身份在授衔时也发挥了平衡和代表性的重要作用。
目前并无确凿的文献和资料证实“韩有功，中晋上”的传言。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基于他多方面的表现和重大贡献，不应被简化为一句未经证实的传言。
5:皮定均中将
皮定均，授衔前担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根据资历在华东地区初步评定为少将军衔。
主席审阅全军将帅授衔名单时，注意到皮定均的名字，回想起他在中原突围中的贡献，表示“不能总让老实人吃亏”，并在他的名字下批注“皮有功，少晋中”。
遵循指示，皮定均最终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中原突围中，皮定均担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的旅长，带领6000多人的部队执行掩护主力向西突围的重要任务。他巧妙指挥，使敌人产生错觉，随后率领部队单独作战24天，穿越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历经23场战斗，最终以3个团5000人的较完整编制成功抵达苏皖解放区，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火种。
6:杨秀山中将
杨秀山1914年出生，15岁时投身于革命事业，次年加入鄂西红6军。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曾担任至副师级职位；抗日战争期间，他的职位最高达到副旅级；而在解放战争中，他曾担任副军级职务。
1952年全军评定级别时，杨秀山被评为副军级，按照规定，1955年授衔时他本应被授予大校或少将军衔，组织上也初步决定授予少将。
但贺龙考虑到杨秀山在红军时期的巨大贡献和多次负伤，且建国后体内仍有21块弹片未被取出，为二等乙级残疾，因此建议授予他中将军衔。
评衔小组认同贺龙元帅的观点，但由于中将名单已确定，若要提升杨秀山为中将，就必须有其他人从原定的中将名单中被替换。最终，贺龙在西南军区上报的名单中，将原本预定中将的金如柏与杨秀山进行了位置互换。
因此，杨秀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被任命为军事师范学校校长，级别提升至正军级。他还荣获了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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