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宇/文
因为《翻译的危险》中的一句“李自标于1828年离世，并被埋葬在马厂村”，我临时起意要去这个地方看看。马厂村在长治市区以北11公里，邻近高铁东站。长治位于太行山南段西麓，向东穿过山脉中的隧道一直向东就是河南安阳。在过去四百年中，偏安于晋南太行山下的这个村落却和全球化一直有着联系。我想去看看。
长治地区早在殷商时期得名上党，秦汉设上党郡，至宋朝改为潞州，明朝升为潞安府，设长治县。据传马厂镇在春秋时期是赵国养马的地方。碰巧我的出租车司机就家住马厂镇，他很乐意揽下这活儿。这一天正值平安夜，临近马厂镇，公路两侧张灯结彩，延绵几公里，气氛胜过任何一个上海的商圈。车头拐入马厂村，远远就看到高耸的哥特式教堂顶，更远端是炼钢厂的炼炉和烟囱。淡淡的尘霾罩住了长治以北的盆地。
1793年，耶稣会传教士李自标结束了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任务后，从北京出发，渡过黄河，翻过太行山，到达潞安府的马厂村，开始在这里传播福音。在他到来之前，天主教在此地已有150年的历史。雍正以来，清廷严控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教难时有发生。李自标终其一生都在长治一带传教，筹措资金，建立了一座小小的神学院，并用拉丁语和罗马保持通信。这些信件如今藏于梵蒂冈传信部。19世纪末，马厂村成为了潞安教区的主教驻地，至今是整个山西天主教主教区。
司机带着我穿梭在周边村庄之中，每一个村庄都以一个姓氏为名，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座教堂。当天村民们忙碌着准备平安夜的演出和庆祝活动，各个教堂前都摆设着圣婴降生在伯利恒马槽的场景。据司机说，这是这边最隆重的节日，和过年一样热闹。马厂村的旧教堂并非哥特式，一步之隔是即将竣工的新教堂，据说是长治最大规模的一座。这座哥特式教堂坐东朝西，中厅的两个侧塔并不是尖顶，而是中式亭盖。两翼巨大的彩色玻璃花窗再次说明了所在的派别。
出租司机告诉我，长治最老的教堂在马厂村以南的南天贡村。马厂村的天主堂凭手机地图能找到，但南天贡村的这座教堂在手机地图上却没有标注。司机凭记忆开到了村口，打开导航才找到。这座天主堂使用的灰色砖石具有明显的山西特色，相比一路见到的几座教堂，南天贡村天主堂具有明显的历史感，周边的村庄和玉米地更是衬托出一种尊严和安宁。
南天贡村的圣母无染原罪大教堂在1906年由荷兰人出资建立，此时李自标已经去世78年。他的人生在英国学者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的著作《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中得以重现。
李自标来自甘肃武威，就是唐诗《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所在的地方。他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12岁的时候随传教士从澳门出发，到达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华书院(Collegio Dei Cinesi)学习拉丁语和神学。这是康熙近身的传教士意大利人马国贤(Matteo Ripa) 建立的一座致力于中欧交流的学院。
1793年，英国国王特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出访大清，觐见乾隆皇帝。这是中英之间第一次正式接触，此时并没有能够进行中英翻译的人才。使团在那不勒斯的中华书院找到了李自标。他和几个中国留学生在意大利已经学习和生活了20年，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拉丁语和神学学者。马戛尔尼可以和他通过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流利交流。
马戛尔尼使团的中英外交接触所产生的礼仪之争以及对后来鸦片战争的意义被书写和研究了很多。沈艾娣的《翻译的危险》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之前这个议题的叙事，从使团的翻译视角，展现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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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8世纪初就有中国留学生随传教士前往意大利学习拉丁语、修辞，哲学和神学。在18世纪经济全球化兴起之前，天主教已经先行走向全球，耶稣会教士把福音传到了南美和亚洲。李自标成为这个全球福音事业的一部分。
《翻译的危险》的还有一个非官方翻译，他是马戛尔尼勋爵的副手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斯当东着意借这个机会培养儿子的中文能力，希求以后在东印度公司施展手脚。小斯当东虽然只有12岁，但天资聪颖，对中文学习表现出强烈的自驱力。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小斯当东用中文问候乾隆，因此获得玉佩御赐。
18世纪末，英国逐渐侵吞印度，正成为全球帝国。中央帝国则在古老的传统中昏昏沉睡。而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外交活动是由一个中国人通过拉丁语进行的翻译。作为天主教团的成员，李自标也有着自己的主张。他瞒着马戛尔尼，暗自向朝廷请求善待中国天主教徒。这令乾隆感到不满，向使团下发布严厉敕谕： “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 。李自标此行此举置自己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李自标死后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小斯当东回到英国后继续学习中文，此后成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主管，并把《大清律法》翻译成英文。他事业有成之后成为议员，鸦片战争前夕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推动政府发起对华战争。
我把《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和《翻译的危险》两本书归为中国和全球化的前传。天主教是最古老最庞大的全球性组织。大航海时代之后，中国和西方的接触就是通过传教士开始的。明朝万历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开启了欧洲和中国的交流。到康熙朝，欧洲传教士已经在中国传播福音。康熙年青的时候就和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建立了密切关系，终其一生保持着和传教士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外交谈判和御驾亲征时都予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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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 康熙皇帝发出一张红字谕令，让返回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带给罗马，目的是给他几年前分两批派去欧洲的四个传教士传话，问他们何时回中国。这四个人中有三个人在返回中国的海难中死去，最终只有一位回到中国。这张红票引起了历史学家孙立天的极大兴趣，他顺着这张红票，把康熙和数位传教士的交往经历，传教士在清朝和俄罗斯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的角色，以及罗马教皇使团访华等历史梳理出来，立体和全面地呈现一个康熙和传教士的一段历史。
书名中的“全球化中的清朝“名不副实。该书重点是梳理和叙述欧洲传教士和康熙的交往和关系，他们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谈判，以及天主教和清廷的礼仪之争中角色，以及如何在雍正朝失势的缘由。除此之外，本书并没有论述清朝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反应。17-18世纪，欧洲的技术、外交、贸易、殖民和军事等多个方面塑造了今天的全球化。清朝是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古老的文明需要一次强大的外部压力进行内部改革。这并非本书的重点。
康熙素有开明君主的名声，他对欧洲的算术、天文、地图勘测、机械技术都充满真正的兴趣。但这个兴趣仅限于他个人的爱好，并有在民间推广。根据孙立天的分析，康熙和欧洲传教士的关系都是通过私人渠道建立的，既皇家的内务府。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就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皇帝也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并受制于这个制度。不同的是，满清皇帝带到北京的还有内务府和包衣奴才制度，这是他属于他私人的家庭服务机构。内务府的人没有官职，但拥有接近皇帝的特权，对皇帝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康熙通过内务府和传教士打交道，免去了朝廷文官在礼仪和制度上的种种束缚。在这个关系模式下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也仅限于满足皇帝的个人爱好，无法成为官方引入的新学。等到洋务运动引进西学时，中央帝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康熙过世的时候，大清帝国如日中天，而欧洲的启蒙运动则刚刚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要过五十年后才到来。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矛盾已经显现，中西文明的对话困难重重。只不过此时，古老的帝国还感受不到来自西方的压力。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仪之争显示出，中央帝国对于国际关系和贸易的认知已经无法适应已经到来的全球化时代。1840年之后，直面全球化的地方不是太行山下的村落，而是上海和香港。
上海人李成1985年负笈美国，学习和工作了近四十年。他长期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工作，是备受认可的中美关系专家。川普第一任总统任期中，华盛顿兴起排挤知华派的暗潮。2023年李成在困窘之中搬到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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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的著作《中产上海：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阶层的崛起》今年在国内出版。就如其前言标题 “在世界大变局之时重新思考全球化” 所示，本书引述大量数据和资料，从经济、社会、艺术等方面，介绍和分析上海的中产群体发展的轨迹，现状和未来的形态，提供一个中国中产阶层的样本， “借以评价跨国力量，以及文化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李成始终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对全球的影响。他选择上海中产这个社会学和城市学的议题著书，也许有其赤子初心的原因。也许他想强调一个基于开放和内生性发展起来的中产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稳定和繁荣的基础，也是重塑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全球化并不会停滞，任何社会只有保持开放才会发展和进步。了解和关心中西方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互动交流，无论是用500年还是10年的尺度，都有意义。
陈旭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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