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国军师长黄维到杭州休假时，在主政杭州的蔡仲初家举办的宴会上，与主人家的女儿蔡若曙一见钟情。
陈诚的“土木系”军事集团，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黄维刚升任基干部队十一师的师长，是“土木系”的骨干成员。蔡仲初看好黄维的发展，又见女儿蔡若曙满心愿意，就同意了这门婚事，但提出女儿嫁过去，必须有正妻的身份。
黄维年少时，在母亲包办下娶了家乡的农家女子桂仙梅。黄维考入黄埔军校后，回乡次数很少，加之和桂仙梅也无多少共同语言，婚姻名存实亡。
当黄维回乡提出离婚时，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黄母说：“你一年都回不了一次家，这些年全靠桂媳妇照顾我，和她离婚你休想。”
黄维是个孝子，只得唯唯而出。为了迎娶蔡若曙，黄维先后四次回乡，做母亲的工作，黄母最后妥协，不过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即“离婚不离家”，让桂仙梅继续留在黄家老宅照顾黄母。黄维本就觉得此事对不起桂仙梅，很痛快的答应了，定期将薪水的一部分，寄回老家。
蔡若曙嫁给黄维后，生了三儿二女，夫妻感情很深厚。黄维是在和桂仙梅办理离婚手续后，正式迎娶的蔡若曙，之后也未纳妾，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颇为少见的。
1948年12月，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覆灭，国民党的宣称机构，对外宣称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兼85军军长吴绍周、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等人都“战死”了。
蔡若曙不知真假，怀着悲苦的心情带着子女去了台湾。到了1950年，蔡若曙得到消息，说黄维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这个消息让蔡若曙欣喜若狂，她带着子女到了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去了上海居住。
上海市长陈毅，得知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困难，批示有关部门予以照顾。很快，蔡若曙被安排到上海图书馆生活，有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收入。
同事、周围的邻居，在了解蔡若曙的情况后，纷纷劝她和黄维离婚，还有好心人给她介绍对象，但都被蔡若曙婉拒。蔡若曙手头稍微宽裕时，就会乘车去北京看望黄维。
黄维在功德林改造的战犯中，是出了名的顽固分子，每次蔡若曙来看他，两人都闹得不愉快。有一次，蔡若曙得知黄维在研究永动机后，劝道：“你应该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和我们团聚，不要把时间耗费在不切实际的研究上。”
黄维气冲冲的说：“你懂什么，以后不许来了。”
蔡若曙跟黄维夫妻多年，知道他的臭脾气，尽管心中有气，但还是有空就来探望。
黄维的大女儿黄敏南，在大学当老师，听了母亲的哭诉后，花了好多天整理了一份资料，里面详尽列举了以往“永动机”研究的失败事例，及科学界对“永动机”的否定。
不想，黄维看了资料后，信心更足了，高兴的对黄敏南说：“有了这些失败的教训，我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1975年12月，黄维等所有还在改造的战犯全部被特赦。特赦后的黄维，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
蔡若曙在等候黄维特赦的二十多年中，精神压力很大，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黄维没出来之前，蔡若曙有个念想，再不舒服也牙关紧咬，等黄维特赦后，她紧绷的弦一下子松掉了，病情突然恶化。
一天下午，从政协下班回家的黄维发现家中无人，出门查看时被人告知，蔡若曙投河自尽了。蔡若曙自杀时，距离她和黄维团聚，还不到三个月。
黄维悲痛欲绝，大病一场，在给妻子的挽联上写了“难妻”，但又觉得不妥，改为“老伴”。
蔡若曙死后，黄维主要由小女儿黄慧南照顾。黄维觉得不能耽误女儿，后在政协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史逸清，互相了解后结婚。
黄维在1947年的时候，在南京购置了一处宅子。1983年，有关部门出台政策，要求处理好“解放初期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黄维将文件仔细研究后，认为他在南京的房产，属于可以退还的范围，在整理了证明材料后，交给了政协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王春景。
由于黄维是第一个申请的，又符合条件，王春景和南京有关部门联系后，很快拿出了处理意见：由于原房屋在弃留期间，已经搬进去了好几户人家，强行腾退，难度较大，建议作价后以现金给予补偿。
黄维很痛快的答应了，在处理意见上签了字。在领取补偿款时，黄维显得非常激动，双手颤抖不已。
黄维将补偿款分为三份，第一份在上海罗店修建一个纪念碑。抗战爆发后，在德国留学的黄维提前结束学业回国，接替在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场中胳膊被打断的李树森，指挥67师。67师在罗店血战中伤亡惨重，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晚年的黄维，每年都要去罗店凭吊。
第二份，留作研究永动机的资金。有说法称，黄维沉迷于永动机，是抗拒改造的手段，其实不然，黄维特赦后，将很大的精力继续放在研究上。
第三份，留给史逸清。黄维在政协工作，工资是不低的，但他考虑到自己年龄已大，身体也不好，得提前给史逸清存点供其养老。
黄维拿补偿款的房子，当年购买时登记的是蔡若曙名字，这也是蔡若曙为黄维，留下的最后一笔财富。（图片：前排左二为蔡若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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