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来在内心里始终看不懂明朝末年的历史，初中历史课本上知道那段历史是汉族最屈辱的历史，300万满人打败6000万汉人，抗日战争那么大的差距都能打赢，为什么在冷兵器时代，这么多人怎么就打不过呢？但是，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是张宏杰老师写的《无处收留-吴三桂》，终于对这个疑惑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起吴三桂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低，投降清朝、引清兵入关、最后又起兵反清失败，最后病死。
吴三桂
但还是这个人，出生于辽西将门世家，从小跟着父亲和舅舅在关外沙场，不到20岁考中武举，屡立战功，28岁被任命为宁远总兵，在京城轰动一时。
我始终想不明白，如果换作是我，出身天朝上国的名门世家、身份显赫年少有为、手握重兵，我既不怕死、又不缺钱，怎么可能投降你一个关外的外族侵略者？历史上的解释是因为李自成抢走了刚刚娶进门的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对于一个将门世家，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女人，舍弃忠孝大义？更何况，在吴三桂投降之前，他的舅舅族大寿，祖祖辈辈镇守宁远的世家也投降了清朝，难道也是因为女人？
看过文章后我发现，真正的原因就是这四个字“道德陷阱”。别着急，听我慢慢解释。
我们把时间定格在吴三桂18岁的这一年，这一年，吴三桂正在舅舅祖大寿镇守的锦州城里历练，父亲吴襄是吴三桂的舅舅手下的一个总兵官。这一天，吴襄带领500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突然和皇太极率领的4万满洲兵遭遇，吴襄急忙向城里撤退，可惜在撤到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被团团包围。祖大寿和吴三桂在城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可是锦州城里只有3000守兵，防守都不够用，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出城救人。
谁也没有想到，18岁的吴三桂带领20几名家丁骑马突然杀入四万满洲人的重围之中，居然杀到父亲身边，还把父亲从包围中救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不要追杀，吴三桂父子惊险得救。
关宁锦防线
在大明王朝，有两条最基本的道德标准，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长辈的“孝”。《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教授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
这一次意外事件，让吴三桂成了大明朝廷闻名的“忠臣孝子”，不仅给他带来了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加沉重的道德压力。
这是个以德治国的时代。吴三桂的仕途一路坦荡，年仅28岁，就做到了镇守北疆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32岁，他就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大明的生死几乎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但是，在吴三桂一路提拔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意外。首先是他的顶头上司袁崇焕被朝中大臣诬陷，说他与满人有交易，最后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全家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死后一年，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又被清军俘虏，假意投降后借机逃脱，回到锦州城立即组织防御，抗击清军。但是他假投降的事情还是传回了北京，崇祯帝三次下诏命祖大寿进京觐见，祖大寿都借故推辞，始终坚守在锦州城里。因为他知道，如果离开锦州，他的下场一定比袁崇焕还要惨。
祖大寿
10年以后，皇太极再次带人围困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领兵十三万来援。皇太极切断援军粮道，围困洪承畴于松山。一年以后，松山城破，洪承畴投降。一个月后，锦州粮尽，城内人相食，舅舅祖大寿无奈出城投降。
洪承畴
这一年，关外在打仗，关内也在打仗。李自成、张献忠在中原进攻，两京、山东、河南、浙江、湖广一带，大旱蝗灾，王朝内外交困。
31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残余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的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烽烟四起、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东面是越来越多人投靠的满洲。
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的，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现在，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
祖氏家族，在明朝守卫宁远200年的望族，祖祖辈辈都在这里镇守疆土，崇祯帝为表彰其历代功勋，专门下旨在宁远城内敕建祖氏的功德牌坊。
祖氏石坊
他的舅舅们祖辈为大明江山镇守边疆，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做了另一种选择。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朝廷内无休止、无原则的党争，很快就会撕碎像他这样打了败仗、假投降的人，哪怕战死沙场，一样不会放过他们的家人，大明虽大早已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皇太极的确找准了这个关键所在，在祖大寿假意投降逃脱后，皇太极并没有恼羞成怒，对祖大寿之子祖可法等人，一直以礼相待，多次释放抓获的明军俘虏，带信给祖大寿表示理解他的做法。而第二次抓住他时，依然授予他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
皇太极
和大明王朝严苛的封建道德标准相比，满族社会这些忠孝仁义的负担，他们的行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灵活，所以这个民族显得朝气蓬勃，锐气十足，效率很高。一切有利于夺取中原的人，都可以竭尽全力争取并委以重任，从不在伦理封建道德上的负担，也就没有封建道德的党派之争。皇太极很快就实施了一整套整合、管理内外部势力的政策。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蒙古、朝鲜先后依附，越来越多的汉族文武忠臣的归降，比如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等等，他们都被吸收在了大清的组织体系里发挥出了比在明朝更大的作用。
后金地图
皇太极的政策用现在的词总结来说就是3点：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八旗的组织建设。你没听错，几乎和我党当时的政策一样。
皇太极所有归附之人，一切不得侵扰，无论官民都给家室和安置，不使一人流离失所。比如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在明朝做登州参将时，因内部矛盾，发动兵变，占领登州。明朝发兵来攻，他们难以自存，所以归附后金。皇太极率诸贝勒迎至浑河，以高规格接见。孔、耿不仅带了12000多精壮官兵及红衣大炮等，而且造成明朝的辽东海防直接崩溃。皇太极对于归附汉人知识分子，也颇为尊重，比如他规定：只要有明朝官员来投奔后金国，八旗旗主必须先后设宴款待来者，并每五天举行一次大宴，欢迎远来的汉官。这是统一战线。
明末辽东形势图
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平等”的新令，满洲、汉人“均属一体”，审罪、服役，不要有差别。汉人被编为民户，得到了居住地和耕种用的土地，于是社会也逐渐安定下来。对于在后金的蒙古人，后金也使用相同的政策。反观明朝，皇族、士绅、秀才等都不用交税，却占有大量的土地，所有的税收压力都来自于大量拥有少量土地的贫下中农身上，比如无锡的华家，一年的田赋收入是48万两白银，苏州钱家，一年的佃租收入是98万两白银，这两家的田地都在30万亩以上。清朝刚开始在江南征收税款时，江南的士绅依然保持着明朝的习惯，各种耍赖拖欠，结果满清仅在苏州一地就打死了800多人，最后，满清朝廷当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亿两白银。
为了整合内部军事组织动员效率，皇太极把历年来征服的汉人和蒙古人编入八旗之内，成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达到了真正的军政统一，八旗兵丁“出则为兵，如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出征时要自备马匹、器械、粮草；俘获掠来的财物按军功分配。这就是八旗的组织建设。
八旗
就在大清雄心勃勃准备与明朝进行决战之时，屹立东方276年的大明王朝突然自己垮塌了。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随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的明朝，只剩下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吴三桂手里的三万关宁铁骑。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
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可笑的封建道德政治的无耻。满朝文武大员面面相觑，谁都不发言；后来，内阁首辅陈寅打破沉默，老丞相毕竟阅历深厚、老谋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放弃宁远边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伦理道德上没有丝毫破绽，但也等于什么也没说。
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拖延了一月多月仍然没个结果。
国破家亡之际，满朝文武大臣的奇葩表现难怪崇祯皇帝悲愤不已，但是他也无能为力。
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都被封建道德所绑架，文官为了追名逐利，不惜用道德去攻击构陷他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不同与正直。大臣之间的道德攻击，就产生了著名的党争。
比如东林党人，经常以君子、清流自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当成了讨伐异己的工具，逐渐形成了一种“道德政治”。此时的朝中派系林立，浙党、楚党、齐党、宣党都是如此。
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北京。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
李自成
面对平西伯这个尊贵的头衔，吴三桂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吴三桂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不管他多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在道德上做到完美，自己的命运随时可能被朝廷的那帮文官抓住一点而大做文章，他的前任、领导们已经一个一个倒下或投降了，现在该自己做出抉择了。
山海关
从宁远到山海关，距离是一百二十公里。这样短短一段路，吴三桂的大军竟然走了八天，他很清楚，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自己的关宁铁骑根本不可能能挡得住李自成；当然他不能按兵不动。否则就是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给天下人这样的口实。
所以吴三桂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佳方案：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等到明朝的灭亡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他的效忠对象已经不存在之后，终于把自己从忠君报国的道德外壳上剥离下来，他终于有了道义上的行动自由。
下一步的取舍，就轻松多了。
当听到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强占以后，三十三岁血气方刚的吴三桂终于可以为自己的真实爱憎而抉择，他立即率领三万大军在山海关和李自成的农民军尽情拼杀。
黄仁宇先生说得非常透彻，道德是什么，应该是一种远大的理想和至高的人生追求。但是大明王朝却把它作为社会大众的基本要求，使得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畸形的约束之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轰然倒塌。
好了，明朝的故事讲完了，那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的身边有没有这种现象，公司的同事加班的时候有没有内卷？工作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晚，公司的领导非常乐于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凭卷用人，明里暗里助长这种导向。从短期来看，或许能够换来表面的繁荣，但当公司的员工压抑已久之后，对公司的反噬将会更加猛烈。就像吴三桂降清之后，将李自成和南明残余一扫而光，比清兵还要都坚决和残忍。
还有一点也要防止工作的道德绑架，切忌将追求的超高标准当作普遍要求，否则就离互相攻击、拉帮结派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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