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卡特总统的敬意是从 1979 年中美建交开始的。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卡特在白宫欢迎邓小平的情景，我第一次对一个美国总统产生了亲切感。那以后，我似乎便和他有了某种“缘分”。
1992 年我到美国留学，无意中竟来到卡特的故乡佐治亚，且巧事成双，我在亚特兰大的住房就在卡特中心（Carter Presidential Center）的隔壁。
卡特为了和中国建交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当年美国朝野上下反华亲台势力十分强大，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民众中仅有两成半人对中国大陆持正面态度，而亲善台湾的人则超过五成。
国会中更有一伙极端右翼分子，扬言台湾就是中国，要帮助蒋介石收复大陆。即使是在卡特宣布同中国建交之后，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认为，美国不应废除与台湾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卡特顶着重压迈出尼克松和福特都未能迈出的一步，永远地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历史。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
“我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认为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2004 年，在中美建交 25 周年之际，卡特回忆说，“我们已经拖了将近 30 年，我们忽略了中国人民。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宣布只有一个中国，但他没有说明是哪一个。我认为应该是美国从台湾转向中国大陆，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的时候了。”
一、从失败的总统到成功的前总统
1924 年 10 月 1 日，卡特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一个农民家庭。因为这个日子，他觉得自己和中国有缘。卡特常说，自己和中国有缘，生日是 10 月 1 日 ，第一次随军舰到访中国是 1949 年。
据他说，第一次听说中国时，他还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他家乡佐治亚的教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是去中国的传教士。
那时，他每星期捐给教会 5 分钱，用于为中国办学校、建医院。从那时起，他便对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国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和好感。
卡特年轻时曾经是海军军官，父亲去世后回到家乡经营农场，后来进入政界。1976 年大选中，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以诚信和公开透明赢得选民的支持，成为白宫新一任主人。
然而，以美国政治的标准来评判，卡特的 4 年总统生涯并不成功。2000 年，美国公共电视台 C－SPAN 邀请历史学家评选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在从华盛顿到克林顿的 41 位总统中，卡特排名第 22 位。
入主白宫时，卡特曾经乐观地认为，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应当改变自己的国际角色。他将美国外交的重点由东西对抗转为南北对话，以求改善西方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
他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归还巴拿马运河，却遭到美国朝野上下强烈反对——78% 的民众反对签署归还运河的协议。
里根公开扬言，巴拿马运河是美国的，美国修了这条运河，就要继续拥有它。然而，卡特为了信念义无反顾，结束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不公正的历史。
1914 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后被美国占有，直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巴拿马全部收复运河的主权。
卡特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与他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他称自己是“再生的基督徒”，崇尚“完善自己，帮助他人”。卡特的宗教信仰来源于他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黑人在南方的地位极其低下。
他们农庄有位黑人青年上了哈佛，每次回来探亲，庄里的白人都拒绝搭理他。唯独卡特的母亲热情问候这位青年，并邀请他到家里来。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卡特，使得他笃信自由、平等、博爱，近乎痴迷。
1979 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有这样一个花絮：卡特问邓小平，能否让美国牧师到中国传教？在场的幕僚们万万没有想到堂堂总统大人竟然如此“不得要领”，一个个瞠目结舌，暗叫“荒唐”。邓小平拒绝了卡特的提议。
卡特的“荒唐”缘于他对上帝的虔诚。他曾说：“我的整个人生是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我膜拜和平王子，即上帝之子耶稣。促进公正与和平、保持谦卑、努力为他人服务、善良有爱心，这些都是救世主给我们树立的完美榜样。我是以人的世俗方式，努力使自己接近这些标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激励，也是我人生的提高。”
在卡特心中，上帝不光教导他宽容、怜悯、关爱和给予，也赋予他智慧。“当我面临重大决策，要回答重大问题时，我请求上帝给我智慧，懂得别人的利益和要求，不要以自私的心理去做决定。”
然而，卡特的理想主义世界观与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独占鳌头的现实主义理论背道而驰，他的良心和正义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本性大相径庭，而他的原则性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更是格格不入。
如此，他成了国内外政坛上的“另类”。他所推行的内政外交在美国国会每每遭到众多议员的反对，甚至不为他的民主党所支持。
而他对世界由对抗到对话的乐观幻想，更被苏联攻占阿富汗的事实所粉碎。最终，他为良心和理想付出了代价，成了反共斗士里根的手下败将。
1980 年 11 月 4 日，美国总统大选。晚 7 点半，媒体开始报道：里根获胜已成定局。9 点 30 分，西岸的投票尚未结束，卡特即公开发表讲话，承认自己失败。
“我不想表现出一个差劲的失败者，一直等到最后才承认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卡特后来写道，“结束竞选至少是一种释然。在今后的两个半月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我作为总统还将履行职责。我对这小小的幸运心存感激。”
1981 年 1 月 20 日，卡特带着他的信念告别了白宫。翌年，他成立了卡特中心，继续为美国国内的公益事业出谋献力，为世界和平与民主奔走斡旋。
1999 年卡特 75 岁生日时，《亚特兰大政宪报》记录了他退任后的生活：“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天天锻炼身体，指导卡特中心的工作，为他的新生孙儿做一张小床，写作两本书，爬山，到世界各地观察选举，包括今年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莫桑比克的选举。”
这一天，卡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他希望美国带头消除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然而，美国却已成为“the stingiest nation in the world（世界上最吝啬的国家）”。
按照人均 GDP 比例，美国给予世界上贫困人口的援助是 21 个发达国家之末。他希望看到，作为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美国，成为世界和平的倡导者，给世界送去财富而非炸弹，不要“so ready to send troops to bomb people（如此整装待发派军队去轰炸世人）。”
三年后，卡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最成功的美国前总统。
二、“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胸怀和气度”
然而，卡特的批评者们并未因此而缄口，相反，他们毫不留情地继续猛烈攻击他。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彼得·史威哲撰文指出，卡特号称是人权总统，但在执政时奉行双重标准，一味姑息苏联、波兰等共产党国家对人权的肆意践踏。
他还说，虽然卡特在世界范围推进民主、和平和人权的努力无可指责，但好的愿望不能代替好的政策，而好的政策正是卡特所欠缺的。
2004 年 5月，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史蒂文·海沃德发表专著《真实的吉米·卡特：我们最糟糕的前总统是如何破坏美国外交，纵容独裁者并塑造克林顿和克里之流的》。
书中，他指责卡特奉行所谓人权外交，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军力，抛弃美国的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助长中东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改变了美国在世界各地“言必行，行必果”的形象。这些从历史的角度看，可谓罪恶滔天。
另一篇长文——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汉森《绥靖的后果：卡特和学界的多元文化论者是如何促成“9·11”的》，指称卡特是对原教旨伊斯兰信徒的暴行无理姑息和容忍的始作俑者。
而他以后的几位总统，从里根到克林顿也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领导人的错误，加之对文化和经济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造成了美国举国上下的集体瘫痪，为恐怖主义的成长创造了环境。
在众多的批评者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卡特来自同一州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奇尔·米勒。
这位卡特曾经的老朋友竟然在 2004 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火执仗地攻击卡特，说他在执政期间奉行绥靖主义政策，没有给美国带来和平与安全。
在批评者的眼中，卡特“不仅仅是软弱无能的总统，而且在离开白宫之后，也是极尽诋毁美国声誉和损害美国利益之能事的前总统。”
然而，美国帕里米特学院历史学家刘教授则撰文指出，“卡特总统的地位和遗产不是由他的同代人或是后来人来评说的，更不是几本书、几篇文章或是几次广播节目就可以断定的。
一个可以承受最高职位竞选失败的人，自然可以承受声誉飘摇不稳的小风微澜”。
对于米勒的攻击，卡特以一封公开书信严厉回击。他说，自己在美国海军服役 13 年，在总统任上竭尽全力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与绥靖主义者有天壤之别。信的最后他写道：
奇尔，我与你相识 42 年。在过去，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和令人尊敬的政治领袖。但是现在，你抛弃了穷人而拥抱富人，抛弃强国团结他国保护自由之道而选择单边和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抛弃真理而崇尚谎言和造谣，并利用人身攻击的手段换取选票或是赢得短暂的掌声，我们民主党许多人对此感到极为不安。这不是你和我所继承的那些伟大的民主党人的遗产。
“卡特总统有自己的遗产。”刘教授写道，“（2004 年）10 月 1 日是他 80 岁生日。祝他生日愉快。一位 80 岁的老人应该完全具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胸怀和气度。”
三、善有善报，我从来都相信这是真的
还有信念。2004 年，正当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指派美国军队全面占领伊拉克之时，卡特却在以他的方式，追求世界和平愿景。
“22 年前我决定成立卡特中心，开辟一个新的机会和渠道，到世界很多国家从事公益服务。”卡特说，“这个动机就是去寻求机会，以我和我夫人的努力，加上其他很多人的努力，去减轻世界的苦难，促进和平、公正、自由、民主和人权。”
这一年，卡特中心已经在 65 个国家开展公益项目。其中 35 个，是在卡特的批评者们宁可忽略甚至遗忘的非洲国家。
在中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卡特中心先后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民政部等机构合作，开办特殊教育学校及培训教师，建立北京康复中心和研究所，帮助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村民自治。
2009 年 11 月 19 日，卡特和夫人罗莎琳来到四川邛崃县，参加“仁人家园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工作计划”（Habitat for Humanity Jimmy and Rosalynn Carter Work Project）启动仪式。
这是一项为期5年的慈善建屋计划，将为 1 万户中国贫困家庭提供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这项计划是“湄公河建设计划”的一部分，要在所有的湄公河流域国家——泰国、越南、中国、柬埔寨和老挝，总共建设 5 万套廉价适用住房。
92 岁高龄的卡特在“仁人家园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工作计划”的建设工地上。
卡特终其一生追求公正与和平。他所渴望的世界和平与和谐的愿景，代表着善良和正义的人心所向。
善有善报，我从来都相信这是真的。卡特在 91 岁高龄战胜癌症的奇迹，更让我认定了这个理儿。2015 年 5 月，卡特被发现患有肝癌。同年8月，他做了肝脏肿瘤切除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他的脑部出现 4 处黑色素瘤。然而，时隔不到三个月，2015 年 12 月 6 日，卡特又像往常一样在家乡佐治亚的一座教堂里讲授主日学。
在课堂上，他向大家透露了一个好消息：他最近一次脑部磁共振成像没有发现原有病灶或新病灶的任何迹象，他已经战胜了癌症！2016 年 2 月 3 日，卡特再次公开表示，全身扫描检查发现，在他肝脏和大脑中的癌细胞均已消失。
卡特创下如此奇迹，归因于他的乐观和坚强，也归因于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
2015 年 8 月 20 日，在被发现癌细胞已经从肝脏转移到脑部后，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己已确诊罹患晚期黑色素瘤，会在当天晚些时间开始接受第一次放射治疗。
他当时乐观地表示：“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并期待着一次新的冒险。”
94 岁的卡特，头戴亚特兰大勇敢者棒球队的帽子。
从得知自己患上癌症那一刻起，卡特就以积极的心态配合医生进行各种治疗。他接受了三种方式的治疗：手术、放疗和免疫疗法。
值得一提的是，他采取的并非传统疗法，而是一种被称为“精准医疗”的新技术。业界不少专家认为，卡特能够战胜癌症，归功于有针对性的精准医疗。
2011 年，美国医学界首次提出精准医疗的概念。其特点是要检测每个个体的基因组，查明是什么基因导致癌症的发生，又是什么基因对哪些疗法敏感，从而实施针对性的治疗。
精准医疗还包括，根据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来进行治疗。也就是说，今天的癌症治疗已经在告别过去百人一药（化疗）、千人一烧（放疗）和万人一刀（手术）的治疗模式。
不过，由于癌细胞变异方式多样，癌症的精准治疗目前尚不能做到完全精准。这还只是一个方向，达到成熟还需时日。
而黑色素瘤从卡特大脑中神奇消失的例子已经证明，未来根据每个人特点的个性化治疗，将是有效治愈癌症的出路。
这是卡特对人类的又一个贡献，也是上帝对他的又一次垂青。一个 91 岁高龄罹患癌症的老人，上帝没有召唤他去，却让奇迹在他身上发生，这是为什么？我想，一定是上帝看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假恶丑，因此需要大量有良知、有智慧的人来改造这个世界。
像卡特这样的人多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就会多带来一份光明。他让我们相信，真善美犹在人间，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给世界带来光明。
四、一个留学生眼里的卡特
我在亚特兰大上学时曾经两次见过卡特。第一次是 1994 年春天，在学校的新校长就职仪式上。
我们学校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那天的仪式上，每个学生会选派男女生各一名，护卫本国国旗。我在学校很少参加社会活动，那一次为了一睹卡特，我却破天荒参加了护旗。
卡特微笑着走上讲台，亲切地望着我们这些肤色各异的外国学生。他在讲话中赞扬教育事业对增进世界思想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留学生。
我第二次见到卡特是 1997 年，在卡特中心举行的拉美国家首脑研讨会上。那天的会议由卡特和他当总统时的拉美事务顾问罗伯特·帕斯特共同主持，分别介绍发言的各国元首。
第二位和第四位发言人是帕斯特介绍的，两人的发言都超过了规定的 30 分钟。休会时间快要到了，有 3 位总统还没发言。为了不拖延时间，又不失礼貌，卡特以轻松玩笑的口气说：“你们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主持会议比帕斯特博士效率高得多。”
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那3位总统“心领神会”，长话短说，按时结束了会议。在那以前，我曾多次听人说，卡特的聪明才智在 20 世纪的美国总统中首屈一指。那天，我亲眼目睹了他的机智与幽默。
亚特兰大，卡特中心。
留学期间，我为卡特中心做过一些工作。1997 年初我回北京探亲，一位在全国政协工作的朋友跟我说，希望能在美国建立一个渠道，为介绍中国的政治民主协商制创造机会。
说来也巧，一回到美国我就听说，帕斯特即将率团去中国，考察村民委员会选举。我立刻找到帕斯特，向他转达了政协有关部门的邀请。
3 月，卡特中心代表团访问了全国政协，随后，政协机关代表团对卡特中心进行了回访。
从中国考察村委会选举回来后，帕斯特希望我把他们的考察报告翻译成中文，以便送交中国政府。我当时那部老掉牙的电脑没有中文功能，翻译之事难度不小。但我看了那份报告，觉得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友好中肯，对村民自治的评价客观公正，并就如何改进选举提出了积极建议。
他们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10 年前，当全国人大通过《村委会选举法》时，邓小平曾说，中国全面实现民主化需要 50 年的时间。通过这次访问，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这一任务的艰巨性。然而，我们又为中国农村的迅速发展和民政部官员所付出的坚实努力而鼓舞。”
我接受了帕斯特的提议，答应无偿为他们翻译。我向别人借了一台电脑，点灯熬油苦干了几个晚上，终于将《卡特中心代表团考察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情况》翻译出来。
一年后，帕斯特再次率团去中国考察村委会选举，我又一次帮他们翻译了考察报告，尽了一份我认为的应尽之责。
2001 年 8 月我毕业回国时，我的教授、卡特中心美洲部主任詹妮弗·麦考尔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一本卡特回忆录。
麦考尔告诉卡特，那位曾经为他们工作过的中国学生博士毕业，即将回国，卡特便请她送给我那本回忆录，并为我题词签名。
卡特为笔者题词签名。
五、总统先生，请为凤凰周刊题词
2002 年 10 月，我加盟凤凰周刊团队，恰逢卡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崇敬伴随着喜悦，我为《凤凰周刊》写了第一篇文章《一个留学生眼里的卡特》。接着又报道了卡特中心推进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一事，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中国使命”》。
2003 年 8 月，我从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副主任刘博士那里得知，卡特中心与中国民政部将于 9 月 8 日在北京举行村民自治征文颁奖典礼暨研讨会，卡特将出席会议并讲话。我当即决定北上，进行报道。
行前，杂志社社长给我压了个担子——同卡特照张相。“不是争取，是一定！”他不容分说。
我请刘博士帮忙，他泼了我一头冷水。“这事够呛，想见他得事先联系批准，可不是说见就能见的。”
“你就说我为卡特中心做过事，我在《凤凰周刊》发表的前两篇文章都是关于他，想把杂志送给他。还有，我回国时他送给我一本回忆录，现在我出书了，也想送给他一本……”
9 月 8 日上午，我加入了民政部官员的行列，在中民大厦前厅迎接卡特夫妇。
9 点 30 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大厦门前，五六个西服革履、高大剽悍的保镖下了车，站在车门两边。卡特走下车，身后跟着他的夫人罗莎琳。
卡特回头迎向罗莎琳，两人牵起手，肩并肩健步走进大厦。他们年轻时曾经是俊男靓女一对绝配，如今人虽然老了，却神采不减当年，一个风度犹在，一个妩媚依然。
一位中年女子向我走来，短发、微胖、笑容可掬。
“Hello Maya（你好玛雅）！”她口气平易。
“Hello（你好）。”我说。
卡特一行乘电梯上楼，我和刘博士等人随后。
“刚才那位是卡特的秘书玛丽莎，她会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你见卡特。”刘博士说，“为了你这事还专门写了一份备忘录呢。”
“真的？多谢多谢！”我连声说。我料定这件事不容易，他毕竟是美国前总统，此次来华，联邦政府派出 25 个保镖。
会议开幕，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和卡特先后致词，然后是获奖人代表发言。别人发言时，卡特始终聚精会神听讲，发言结束后，他不但热情鼓掌，并总是最后一个停止鼓掌。
颁奖开始，10 个三等奖获得者走上台，主席台上的 10 个人一对一给他们颁奖。
“站在卡特面前的人真运气，由他亲自颁奖。”我心想。
却见卡特离开座位，走到领奖者退场的阶梯口，同他们一一握手致贺。
“卡特多好啊，还走到前面去和他们握手。”坐在我旁边的女士由衷赞叹。
会场休息，主席台上的人退场。玛丽莎在门口招呼我，带我去了一个开放式休息厅。卡特和民政部的官员正在交谈，玛丽莎上前通报，卡特回头看见了我。
“Hello Maya！”他微笑着和我握手。他的手非常温暖有力，给人强烈的信赖感，我丝毫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位大人物，更不觉得他陌生。
“您好，总统先生！我是麦考尔博士的学生。”我说。
“是啊是啊，”他热情地说，“你想和我照相？或许玛丽莎可以为我们拍照。这里怎么样？”他站到一幅题为《春色满园》的国画前，右手轻轻搂住我的腰。
玛丽莎按下快门。
“One more（再来一张）。”卡特说。
我拿出那两本《凤凰周刊》送给他，对他说：“我回国时您请麦考尔博士送给我一本回忆录，我到周刊的第一篇文章写的就是这件事。”
“哦，这是我给你的扉页题词。”
“还有这篇，写的是卡特中心在中国推进村委会选举。”
“哦，这是 Mr. Deng（卡特与邓小平合影）。这两张是我们去看选举。嘿，刘，你也在上面。”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插图。
“这是我刚刚出版的书，送您一本。”我递上我的英文论著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中国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
“哦，谢谢，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了解中国。”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总统先生，能不能请您为我们杂志写两句话？”
他思考了瞬间，对刘博士说：“玛雅想让我给他们杂志写两句话，我该写点什么？”
“祝福凤凰周刊，祝福《凤凰周刊》的读者。”刘博士反应极快。
我打开笔记本，卡特挥笔写道：“Best wishes to the readers of the Phoenix Weekly， Jimmy Carter（致以《凤凰周刊》的读者最好的祝愿，吉米·卡特）。”
“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我说。
“祝你好运，你一定能干得非常出色。”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依然温暖有力。
2003 年 10 月作于深圳
2009 年 11 月改于北京
2016 年 7 月二改于北京
（此文载于《中国“纽约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
作者简介：玛雅，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籍贯湖南。当过兵，当过国家公务员。1990 年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1992 年转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 年加盟凤凰卫视集团，曾任《凤凰周刊》执行主编、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现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海外版）、《亲历美利坚：家庭写真、社会绘本、政治影像》《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中国“纽约客”》《当惊世界殊：走向复兴的人民中国》；（由《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翻译的）英文版《中国道路与中国学派》（The Chinese Path & The Chinese School），以及该书的日文版、法文版、西文版、德文版、阿拉伯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由《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翻译的）英文版《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战略》（China’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Strategy）；主编《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美国的逻辑，中国可否复制？》（海外版），合编《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英文版译著《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The Coali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Industries & Grassroots Authorities）；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Routledge, New York）。
《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精编本）获“2014 中国好书”和第六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7种外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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