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培云 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香港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之一。现执教于南开大学。
民主反对专家
古希腊民主具有反精英的气质。由于小国寡民的特征，凡事皆由人民直接出场，代议制在那里没有市场。而具体到对国家的治理，柏拉图崇尚理性，他的理想是将国家交给理性精英，而理性精英的极致就是“哲人王”。他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死在了人民的毒药之中。
借用法国历史学家保兰·伊斯马尔的话说，古希腊时代流行的风尚是“民主反对专家”。虽然西方民主制号称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继承者，但现代政治家们的观点和古希腊民主政体对权力与知识的思考迥异。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相信，专家因拥有专门的知识而具有了治理的资格，但古希腊人认为专业能力本身并不会使统治具有合法性。世界上首批公职人员的身份是公共奴隶，他们具备普通希腊人所欠缺的各种知识，他们的身影充斥于各个管理部门，可古希腊人很清楚“知识会垄断权力”。
《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熊培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12月
“在古典时代的雅典，1000名至2000名公共奴隶要服务于由30000名到40000名公民构成的共同体。”而求助于奴隶，让民众掌握这些“活的工具”，理论上便能确保任何一个法律承认的团体、任何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均无法成为人民推行其意志的障碍。这是一群没有私权但有公权的人。作为公共奴隶，他们之所以被派去担任公职，是因为雅典相信这些人可以恪守中立，真正担起“公仆”的职责。
如今互联网上对专家的不信任随处可见。其中一则流行的嘲笑短文是：“一盲人打着灯笼走路。哲学家就此展开讨论。如果他是怕别人看不清路，这是儒家；如果他是怕别人撞到他，这是墨家；如果他认为黑夜出门就必须打灯笼，这是法家；如果他认为想打就打顺其自然，这是道家；如果他借此开示众生，这是佛家；如果他是真瞎，却打着灯笼给人引路，这肯定是专家！”
2018年11月，法国各地开始爆发“黄马甲”运动，起因是法国民众不满政府将于2019年提高燃油税。数以万计的民众通过社交平台聚集在一起，抵制价格不断上涨的燃油、高昂的燃油税，最后变成了一场要求总统马克龙下台的政治运动。在社交网络上，有人甚至为此自制了一架“断头台”。对于这次示威暴力化的群众运动，11月25日，马克龙在推特上用了3个“可耻”作为回应，表明自己绝不容忍暴力的立场。反讽的是，这场运动是由社交网络发起，而马克龙也在社交网络回应。一人面对一群。两相对比，不得不令人感叹。
当科学遭遇教会
2009年，有关希帕提娅的生平被改编成西班牙电影《城市广场》搬上银幕。希帕提娅是生活在希腊化时代古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著名学者。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对希帕提娅做了这样的介绍：
“数学家席昂之女希帕提娅，受其父学说启蒙，她以渊博的评注，精准完备地阐释阿波罗尼奥斯与丢番图的理论；她也在雅典与亚历山大城公开讲授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这位谦逊的处子颜如春花初绽，却有成熟智慧，她拒绝情人的求爱，全心教导自己的门徒。”
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占星学家以及教师，希帕提娅有许多追随者。索克拉蒂斯在《教会史》中如此描写她的死亡：
“她是政治嫉妒的受害者，在那段日子里这种现象很常见。由于她经常与欧瑞斯提斯晤面，在基督徒中便有谤言流传，说就是她在阻挡欧瑞斯提斯与总主教和好。也因此，有些基督徒就受到怒火与执迷的热血驱使，由一个名叫彼得的礼拜朗诵士为首，埋伏在希帕提娅返家的路上，将她拖出马车，带到一所叫作西赛隆的教堂中脱个精光，以砖瓦杀死了她，并将她分尸。她伤痕累累的四肢则被带到一个叫作辛那隆的地方焚烧。这事件臭名满天下，不只是针对西里尔而已，而直指整个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会。”
自马丁·路德反对赎罪券并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以后，新教在天主教的迫害中逐渐成长起来。而一旦获得权势，他们同样加入迫害者阵营。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谈到的塞尔维特。这位西班牙医生，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是欧洲第一个描述肺循环的人。在当时，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中一个原因是塞尔维特把肺循环的描述写在神学书籍《基督教的复兴》中。1553年10月27日，这些书和它们的主人一起被绑上了火刑架。侥幸逃过一劫的3本书被隐藏了几十年。直到1616年威廉·哈维的著名解剖之后，塞尔维特的肺循环理论才被医生普遍接受。
启蒙运动意味着理性时代的到来。在其破晓之前，许多科学研究人员依旧被教会视为异端，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伽利略原本是天主教教徒，在大部分哲学家及天文学家还在赞成“地心说”的时候，他公开发表了为哥白尼“日心说”辩护的观点。而按照《圣经》中一些经文的说法，地球是静止地位于宇宙的中心。由于当时天主教会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正面临着新教改革的巨大压力，教会对于任何有可能质疑其对《圣经》权威的观点都如临大敌。最后，在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与迫害下，伽利略被迫放弃日心说，并在软禁下度过余生。严格说，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都是可以说得通的，关键是你取哪个为静止点。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整个世界在围绕着自己转。
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1992年，时任教皇保罗二世公开道歉，称天主教会对伽利略学说的批判是“悲剧性的错误”。此时，保罗二世已经听到了“科学宗教”卷地而来的涛声。
走下断头台的拉瓦锡
过去的统治者反对科学，是因为科学试图拆掉统治者的城墙，就像哥白尼、布鲁诺所做的那样。而现在世界的统治者们支持甚至收买科学家，则是因为科学能够为统治者添砖加瓦。至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安托万·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那完全是暴民政治不计得失的后果。拉瓦锡被后世尊称为“近代化学之父”。他帮助建立了公制，提出了“元素”的定义，在1789年发表了第一个现代化学元素列表，列出39种元素，包括发现氧、氢、碳等元素并为其命名。此外，拉瓦锡预测了硅的存在，第一次以氧化说解释燃烧现象，指出动物呼吸实质上是缓慢氧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25岁就当上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化学家，在大革命期间死在了罗伯斯庇尔的铡刀之下。至于理由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值一提——革命激进分子马拉散布谣言说，身为贵族的拉瓦锡、这个“化学学徒”为防走私所修的城墙污染了巴黎空气……
不过，说拉瓦锡的死和他的化学主张完全没有一点关系，也不完全正确。蓄意害死拉瓦锡的马拉曾经是个科学狂热分子。1779年，他曾在法兰西科学院进行过光学实验，还写出《火焰论》，认为火是物体所含的火焰粒子。这一漏洞百出的观点被拉瓦锡猛烈抨击，两人由此结怨。反讽的是，拉瓦锡之死的起因是马拉的诬告，不过马拉因为被刺杀死在了拉瓦锡之前。
在那个时代，谁都知道拉瓦锡是一个人才。1775年，路易十六宣布将火药工业国有化，拉瓦锡曾被派往巴黎军火库进行国有化工作，同时设计新的硝石制备方法来改良黑火药的性能，很快法国造的枪械火力迅速提高。在拉瓦锡死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的许多同事还是被新政府拉去做炸药了。尽管此前革命派法官考费那儿的那句“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可能是杜撰，不过上述细节可以被视为科技人员地位上升的一个转折点。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托克维尔的诘问：为什么革命发生在政治相对宽松、人民生活条件变好的时代？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19世纪提出了技术治国的主张，希望通过各种网络的建立和运行使法国平稳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在圣西门看来，过去国家的概念已经过时，应该转型为技术精英和商业精英共治的企业型国家。
简单地说，圣西门希望把国家建设得像现在的大公司一样。在那里，技术创新差不多被圣西门放到了第一位，此外就是情感的注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科技作为世俗宗教的草图。在衡量一个时代是否进步的四条标准中，第二条是任何进步的东西都会给最优秀者达到顶峰的机会。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是圣西门的理想，前提是必须坚持精英治国，“因为人民太忙，创造不出这一制度，而且他们太忙不能亲自管理”。“只有专家才能将任何事情办好，专家永远不应被推翻，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家，其后果是流血、混乱，还有人类可怕的倒退。”
“砍掉他的脑袋只需一瞬，但再长出一颗这样的头颅至少要等一百年。”数学家拉格朗日曾经这样哀悼自己心目中的“法兰西之光”。时至今日，曾经发生在拉瓦锡身上的悲剧也许不会再重演了。当技术至上的价值被确立，各个国家的拉瓦锡都将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从19世纪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到近三四十年间盖茨、乔布斯、佩奇、布林以及扎克伯格等数字英雄的成长，技术精英如果同时具有商业头脑，他们就能够在各自的黄金时代中呼风唤雨。当拜物成为一种宗教，技术精英与商业精英合而为一，他们更像是从前的教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垄断对上帝的解释。
技术崇拜与技术恐惧
早在16岁的时候，毕加索画下了著名的《科学与仁慈》。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现代人对科学的态度。人类同时需要以修女为代表的仁慈和以医生代表的科学的救赎。
毕加索 16 岁的油画：《科学与仁慈》
时至今日，不仅“上帝死了”，传统的人文领域也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科学技术更适合充当人类的拯救者。在世人看来，天堂的永生太虚无缥缈了，随着人工智能与生物智能（BI）的发展与结合，如果能在医疗等技术方面实现长命百岁，何乐而不为？更别说在线永生也不是什么遥远的神话。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谈到技术轴心时代的到来。而与“技术崇拜”相伴的是“技术恐惧”。
提出“地球村”概念的麦克卢汉未必是互联网的反对者，他没有接触到互联网，但他将电子媒介的出现当作人类社会的福音，认为新的电子媒介就是自然的。如果说文字印刷改变了人类的视觉方式，广播和电话改变了人类的听觉方式，那么新的电子媒介将使人类重新获得感官功能的整体性，“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预示着“所有团体成员和谐相处的部落关系的复归”。
尽管如此，最让麦克卢汉担心的是人们可能对技术延伸产生迷恋，即他所谓的“技术麻醉机制”——当人们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人对技术的感知会像鱼对水的存在一样浑然不觉。甚至，英文还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技术恐惧症”（technophobia）。事实上从庄子反对机械对人心的腐蚀，到阿米什人等宗教团体对汽车、电话等近现代科技的抵制，这种技术恐惧症古已有之。
莱斯特人的合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每当有一种突破旧传统限制的超凡能量注入时，社会就要出现变化。但是在这种超凡性归于常规后，能量持续消耗，直到最后便只剩下僵死的机制。当新教精神逐渐枯竭，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化时，“该制度的管理者成为没有灵魂的感觉者和没有心灵的专家，变得毫无用处”。
之所以有此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有精英阶层的消失或堕落。
1996年，为了回应美国政府通过的电讯法案，美国黑客约翰·巴洛发表了著名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肉体和钢铁的巨人，令人厌倦，我来自赛博空间，思维的新家园。以未来的名义，我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欢迎你们，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不享有主权。”
类似想法在今天看来有点痴人说梦。事实上，虚拟空间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从一开始它就不得不随时面对现实的入侵。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劳伦斯·莱斯格教授就在《代码》一书中指出，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一堆可以被控制的代码，而且管理者就是代码。《代码》挑战了早期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莱斯格并不认为新兴网络技术已经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可以让人摆脱政府的控制。
网络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便利，但它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代码可以创造出一个自由的世界，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充满沉重压迫和控制的世界。换句话说，互联网随时会背离它的初衷，走向它的反面。尤其是在商业活动的影响下，网络空间现在正在变成一个高度可规制的空间，在那里，网民的行为将受到比在现实中还要严密的控制。
莱斯格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致力于推动互联网上的自由。在一次TED演讲中，他虚构了一个叫莱斯特国（Lesterland）的地方。那个国家有3亿多人，其中有15万人叫莱斯特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莱斯特人在莱斯特国非常有影响力。莱斯特国实行的是“两步舞民主制”（two-stepdance）。首先是只有莱斯特人才能参加的“莱斯特选举”，这是关键一步。只有能够取悦莱斯特人的候选人才有机会进入第二轮选举，也就是全体公民参加的大选。在莱斯格看来，今日美国所实行的民主就是莱斯特国的民主。这是一种合法的制度性的政治腐败。政客们并不完全对全体选民负责，他们不得不花掉精力的30%—70%用在筹集竞选资金上。而这些赞助者就是莱斯特国的莱斯特人，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极少数。
尽管莱斯格没有就此谈论互联网，不难看出今日互联网同样暗藏着莱斯特国的权力结构。当技术精英、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合谋，他们就是互联网里的莱斯特人。莱斯特人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制定者，他们的意志就是代码，他们的代码就是法律。
在此，我并不想否定精英的价值，而是想强调当普通民众被他们操纵之时，是否有机会和能力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毕竟精英们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同样有不计其数的逃逸者。在数字时代的主流精英之外，还有一些潜藏的势力，包括暗网、黑客、斯诺登和恐怖分子。如果有朝一日奇点来临，还包括觉醒的人工智能。
莱斯格在那次演讲的结尾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787年9月，当富兰克林从制宪会议离开，他在街上被一位女性拦下来问道：“富兰克林先生，你造就了什么？”富兰克林回答说：“一个共和国，如果你们能够继续保持它。”
制宪会议是现代美国的起点。当美国社会出现问题时，最后都可以回到1787年若干立国原则重新出发。问题是，当技术成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彻底政教合一，甚至将全世界装在一个篮子里的时候，这种溯古式救济是否还会一直有效？
本文选编自《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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