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人艺南下上海，演出五部大戏，《茶馆》压轴。2024年，北京人艺再度驻演上海，这一次，《茶馆》是头炮。相隔36年，两次上演的版本都是1958年的首演版。这次在上海演出的阵容，饰演主角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和相二爷的演员年龄都超过60岁。
老舍在1956年创作了剧本《茶馆》，以三幕剧的形式描述在20世纪上半叶动荡的中国，一个精明但善良的小老板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殚精竭虑地经营一家茶馆，国共内战的混乱中，这个老板在重重困境中自杀。自从焦菊隐和夏淳导演、于是之主演的《茶馆》在1958首演，老舍的剧本《茶馆》和北京人艺捆绑在一起，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戏剧史里，找不到第二部作品能够拥有《茶馆》的地位，是老舍的剧本和焦菊隐、于是之的演出构成的，也是因为北京人艺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水准的话剧艺术创作中心的权威性所加持的。
2019年，孟京辉导演的《茶馆》引发轩然大波，老舍的女儿舒济表达了对孟京辉的支持，她说：“剧作者已逝，剧本不会改变了，但舞台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句话更接近于对未来的期许。她透露了一些罕为人知的细节：“从1966年至2016年底，在《茶馆》受到版权保护的50年里，老舍的家人并没有给北京人艺‘独一份’的授权。然而在那期间，没有任何创作者个人和团体提出要改编《茶馆》。”
《茶馆》首演至今66年，在中国内地的舞台上，这个剧本只有5个演出版，两个版本来自北京人艺，其余三个版本出现在2016年之后。
林兆华在他的自述《导演小人书》里写道：“《茶馆》几十年原封不动，这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1958年首演版《茶馆》一鸣惊人，确定了“一部小《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史”的地位，这使得老舍的文学剧本和焦菊隐导演的演出本重合了。这个版本在1966年老舍自杀后，停演十几年，到1979年恢复演出，再创辉煌，在1980年赴欧洲巡演七国，为时两个月。
1988年，首演原班人马的《茶馆》在上海仍炙手可热，但异议也出现了，评论界有声音发问：《茶馆》只有一种演法吗？1980年代的北京人艺，有阿瑟米勒亲临执导《推销员之死》，有新生代编剧何冀平原创《天下第一楼》，也有林兆华尝试的先锋小剧场《绝对信号》，这样的创作环境让林兆华大胆设想：如果焦菊隐先生还健在，他会维持1958年版吗？
1992年，年事渐高的于是之不再扮演“王利发”，他和导演林兆华商量了好几年，他希望重排《茶馆》，林兆华的态度是“不按焦（菊隐）先生的排。”于是之不敢答应。从1958年到1992年，除了北京人艺，全中国没有任何剧团、没有任何导演尝试排演《茶馆》。到了1999年，时逢老舍诞辰100周年，于是之下定决心让林兆华做“一版当代意识比较强一点儿的《茶馆》”。在排练中，“二代王利发”梁冠华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因为林兆华要求他“不能模仿于是之”“赋予角色新的东西”“表现老舍独特的黑色幽默”。1999版采用了老舍的文学剧本原文，而非焦菊隐删节的演出剧本。但这个版本的结构仍然沿用了1958版，公演后，林兆华只给自己打60分，原因是“没有做出新东西，还是延续过去。”即便是这样的“微调版”也毁誉参半，民间和评论界的保守派认为，《茶馆》应该保留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味道，就像中国传统戏曲那样，师傅怎么演，徒弟也怎么演。到了2005年，在纪念焦菊隐诞辰100周年之际，《茶馆》回归1958版。林兆华带着1999版的主创毫不走样地复排了1958年的首演版，如同临帖描红。从此，北京人艺演出的《茶馆》演出海报上，导演是不变的“焦菊隐、夏淳”。林兆华在他的自述《导演小人书》里写道：“《茶馆》几十年原封不动，这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2017年，《茶馆》剧本发表50周年，导演李六乙为四川人艺排演了四川版《茶馆》，这个版本除了把北京话替换成四川方言，实际上仍然沿用了焦菊隐版。
同年，青年导演王翀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排演了极为大胆的《茶馆2.0》，演出的“舞台”是在教室里用课桌拼起来的，观众人数被严格限制，这部勇敢的后戏剧剧场作品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知晓，五场演出的观众合计55人。这部戏没有对老舍的文本作出改动，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说着原作的台词，一开始，语言和环境是不协调的，但是随着演出继续，老舍的文本完美地契合了校园社会的权力结构。舒济看了其中一场演出，她高度认可这个版本，她看到原作写到的种种欺压顺理成章地衍变成当代校园暴力，由此联想，类似的表演可以发生在工厂厂房或企业办公区，《茶馆》的文本并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它的鲜活的现实意义值得被不断激发。
2019年10月，孟京辉因改编《茶馆》身陷舆论风暴。这是一部彰显孟京辉导演风格的舞台作品。在舞台上，一架转动的钢铁巨轮取代了老北京风情的茶馆，《茶馆》的台词被重组，拼贴了摘自布莱希特、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海纳·穆勒作品的段落，原作的线性时间被颠覆，场景与场景之间打乱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演员以嘶吼的方式喊出台词，老舍的文本脱离了人物身份和历史语境，成为游离于时间之外的众声喧哗的独白——在循环的时间里，小人物过去的苦难将来还会发生。孟京辉用看似离经叛道的改写，瓦解了对于《茶馆》的通俗解读，即认为这是“控诉旧时代，憧憬新生活”的作品。这个版本的《茶馆》在公演后，争议巨大，大部分观众抱怨“看不懂”，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批评：“这部面目全非的《茶馆》已经不是老舍的《茶馆》。”
舒济却认为他打开了一扇没有禁忌的门，让她感受到当代戏剧人对老舍的关注，以及在国际视野下，老舍作品的改编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她也承认，在目前有限的《茶馆》演出版本里，她永远难忘的仍是焦菊隐版。
戏剧评论家林克欢曾经中肯地分析过为什么焦菊隐版“永远难忘”。1958版的艺术成就并非不可超越，但是它在中国戏剧史、在中外戏剧交流史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焦菊隐呕心沥血，他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空间非常有象征意义，把一个时代、一群人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处境，他让国外戏剧人看到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能做到这样登峰造极。”此外，老舍非凡的语言能力造就了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式演剧”。以第一幕为例，几个重要角色只有两三句台词，就能让观众记住，演员在台上看似闲坐，观众并不觉得难受，西方导演们看了北京人艺的《茶馆》感叹：“看似满台群演，实际满台都是主角”。
林克欢更是意味深长地点出，焦菊隐的视野与思维方式，达到了老舍的高度，这是最难的。“老舍写《茶馆》，他对于落日余晖、对一个时代的没落、对被时代抛弃的人们，充满着同情，这是《茶馆》里藏得最深的内涵。”主角王利发是委曲求全的小人物，他被恶人所伤害，但也被他所痛恨的旧时代困住。这是老舍隐藏在《茶馆》里的痛苦的乡愁。
老舍写《茶馆》，他对于落日余晖、对一个时代的没落、对被时代抛弃的人们，充满着同情，这是《茶馆》里藏得最深的内涵。
在1958年，焦菊隐和老舍共同成就了一部舞台经典，处在新中国政权的初期，这个成功的创作案例很快被视为戏剧领域的民族神话，它被视为新政权新时期文艺原创性的图腾。于是，1958版《茶馆》成了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也是全球戏剧史中罕见的孤例——在川流不息的舞台上，它被定格成标本和藏品，是一幅静态的老北京风情画，是关于旧中国的黑暗浮世绘。它像一枚时间胶囊，封存着王利发的时代、老舍的时代和焦菊隐的时代。
老舍的杰作本应是一部不断和后来人发生“对话”的经典，但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茶馆》成了被供奉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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