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病毒？细数19世纪美国白人，为歧视华人编的谣言有多奇葩？|加州|奇葩|旧金山|爱尔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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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七○年代美国各地陷入了经济萧条的惨况，华人成为代罪羔羊，而且在华人群聚的情况最明显的地方尤其如此。

先前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某些华人迁居白人聚居的地区，或是与白人签约做生意，也许就此被一种生活安稳的假象给骗了。等到经济变差了，华人才发现他们的白人邻居与竞争者有多讨厌，甚至痛恨他们。

1、歧视华人的背景

187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期间，白人劳工开始把高失业率归咎于华工与他们抢饭碗。随着反华情绪高涨，美国媒体也开始把华人移民描绘为鸦片烟鬼与吃老鼠的人，为了省钱而挤在上下通铺上。

1878年，《淘气精灵》（Puck）杂志刊登了这则充满种族歧视意味的漫画，并加上了一行文字说明：“雇主们请瞧一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靠40分钱日薪过生活，而我们不行。”

这种种族仇恨最强烈的地方莫过于加州，因为各种促成种族冲突的要素都在该州出现了。金矿挖完后，所有与挖矿、探矿有关的产业也随之崩盘。铁路工也随着铁路完工而失业。成千上万的失业矿工与铁路工在加州地区四处游荡，寻找工作机会，其中有白人也有华人。

南北战争期间，许多人上了战场，全国劳动力都处于吃紧的状态，看来加州的经济体系本来是足以消化这些人力的，但偏偏南北战争在此时告终。北军与南军的士兵全都在此时解甲归乡，急着找工作，有些人前往西部的加州，只因那里是“黄金之州”。

南北战争前，因为穿越美国大陆的旅费太昂贵，交通不便，只有充满决心的人才能抵达西岸。不过，横贯大陆铁路完工后，求职者很容易就能前往西岸，所以不管是东岸或南方的南北战争老兵，或刚刚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全都络绎不绝地搭火车到加州去。即使像旧金山与洛杉矶这种快速成长的都市，也没有足够的工作能够消化这些人力。

更糟的是，横贯大陆铁路并未带来许多加州人原本所期待的经济荣景。尽管铁路的确可以帮忙将西岸制造的货物与一部分农作物运往东边的市场，但也让某些来自东边的低价产品进入加州，伤害了当地产业。

东岸的工厂都是历史较为悠久，商誉卓著，旧金山的新工厂无法与之匹敌。许多人逃离东部的血汗工厂与工业城镇，想到西岸去寻觅新的机会与人生，结果却发现当地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市场非常竞争。

许多求职者都是华人：以旧金山为例，到了一八七○年年底，平均每份工作都有一名华人与两名白人抢着要做。

可以预期的是，经济不景气时许多加州生意人都急着想削减成本，所以都雇佣华工，因为他们通常愿意拉长工时，而且工资不到白人的一半。与东岸的状况一样，某些生意人也利用华工来牵制白人的罢工行动，这更进一步促使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升高。

某位前往加州的旅人在一八七○年出版的书里写道：

“旧金山工厂的劳工一律都是爱尔兰人，他们的日薪是三美元，以金子支付。他们罢工，要求加薪为四美元，结果很快这三百个劳工全都换成华工，他们的日薪只要一美元。”

大量华工都不是工会会员，他们愿意接受较差的条件，只要有工作就好，而这看在那些为了加薪而罢工的困苦爱尔兰劳工眼里，肯定是怒火中烧。当然，大多数的华工可能都不了解“非工会会员”（scab）是什么概念；此外，由于工会不收华工会员，他们自然也不用效忠或支持工会。

尽管如此，这两个移民族群之间的关系还是愈来愈紧张。

一八七○年九月，《大陆月刊》（Overland Monthly）刊登了知名报人、作家兼诗人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的一首打油诗，内容描写爱尔兰与华人族群之间日渐高涨的敌意。

那首诗原名为《老实人詹姆斯讲的坦白话》（“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但最后世人几乎都只记得它的另一个诗名：《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

这首诗描写两个虚构角色之间的扑克牌牌局，华人名叫阿辛（Ah Sin），还有爱尔兰人威廉·奈伊（William Nye）。尽管奈伊公然在袖子里藏牌，但还是不断输给阿辛。最后失去耐性的奈伊咆哮道：“廉价华人劳工毁了我们！”

然后他攻击阿辛，一脚踹过去，把阿辛藏在袖子里的牌踹了出来。

哈特比较想要嘲讽的，到底是华人，或者爱尔兰人？如果他的诗把华人刻划为厉害的老千，那么爱尔兰人就是技逊一筹，即使他不断作弊，但还是赌输，而被迫诉诸于暴力。

无论哈特的原意为何，《异教徒中国佬》在美国社会引起广大的回响，成为整个一八七○年代该国最流行的一首诗。有人把这首诗配上乐曲，而且美国几乎每一份报纸都重刊过，而且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搭配插画，摆在书报摊上贩卖。

《纽约环球日报》（New York Globe）刊登过两次，而且一八七一年一月某家商店在店头橱窗里展示了插画版的《异教徒中国佬》，引来数百人驻足围观，该报报导：

“据本报对纽约的了解，这种事在百老汇可说是前所未见。”

哈特与马克·吐温甚至还合作将《异教徒中国佬》改编成剧本，以《阿辛》（Ah Sin）为名推出舞台剧。

“灭鼠灵”（Rough on Rats）──一则推销虫害控制产品的广告。这广告引用当时流行的反华标语“一定要把华人赶走！”（They Must Go），而且暗示华人不只吃老鼠，他们自己也是像老鼠一样的有害动物，必须消灭殆尽。

尽管这首诗令人发笑，但笑声背后却暗藏着对华人强烈的恐惧，在加州尤其如此。有关华人的一切，从面相、语言、食物到发辫，在许多白人看来无不感到奇怪，因此他们也很容易将华人予以妖魔化。

2、白人的“对策”

眼见华人的竞争导致生计受到威胁，许多白人开始感受到华人仿佛是某个庞大阴谋的共犯，想用较低工资抢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抱怨有一部分是以事实为根据，华人的工资的确较低，也很少花钱，只和自己人做交易，在华人开的杂货店购物，连食物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他们也深信，华人把部分收入汇回中国，导致美国的资金外流，经济体系大失血，但完全忽略了华人在美国的贡献事实上大于他们所受到的回报。加州各地的反华团体很快就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旧金山市政府甚至因为这些团体的施压而通过了一连串不利于华人的市政法规，希望借此将华人赶走。

其中之一是在一八七○年通过的《立方空气法》，该法规定所有的民宿必须为每位成年房客提供至少五百立方英尺的开阔空间。表面上看来这法规并不具针对性，但市政府却在华人群聚的地区严格执法，对于白人贫民区却总是轻易放过。市府官员屡屡在半夜逮捕华人，把他们从床上拖走，“像牲畜似的”丢入牢里。

讽刺的是，市政府在囚禁华人时却触犯了自己通过的《立方空气法》，如同某份报纸所报导的，每个华人在牢里只有二十立方尺的空间可以使用。许多华人采取消极抵抗的策略，拒付罚款，因此等于是到牢里去静坐抗议。

旧金山市监督委员会对此也祭出报复手段，以恶名昭彰的所谓《剪辫法》来反制：男性囚犯若拒付罚款，头发都会被剃掉，只留一英寸长的平头。这严重打击了华人的士气，因为剃掉发辫者会遭清廷以叛国罪处置，而且没有了发辫就等于是失去社会地位。

另一个排华法规是一八七○年的《人行道法》，该法规定任何人只要在城里用扁担挑篮子行走就是违法。

这规定当然是冲着华人而来的，因为在城里到处都能看见华人洗衣工以肩挑扁担的方式送干净衣服给客户。市政府还规定，所有的洗衣店都必须用马车送衣服，而且使用一辆马车者每季都必须缴交两美元规费，两辆马车则为一季四美元，如果不用马车则是十五美元──几乎所有的华人洗衣工都是徒步送衣服，并未使用马车。这些法规的动机很明显，即使无法瓦解华人洗衣业，也能予以重击。

这时期的华人移民特别脆弱无助，因为他们没有投票权。尽管《美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确保了“美国公民都应拥有投票权，联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都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是否曾为奴隶等理由而否定或限制其权利”，但在修正案于一八七○年通过时，美国国会却宣称亚洲人是“没有资格取得公民权的外国人”，刻意否决了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也借此夺走其选举权──因为他们必须先归化为公民才能投票。

华人移民的儿子因为在美国出生，年纪到了就能够投票，因为出生地在美国这一事实让他们自动拥有投票权，不过他们大都太年轻，还不能投票，而且即使能投票，人数也太少，无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

成年的华人居民就因为这样而无法参与民主政治，尽管他们都有缴税，但却不能透过投票来决定谁能代表他们制定法规。既然华人无法透过选票来表达他们的感谢或不满，所以白人政客也就几乎没有理由关照华人的需要与利益。

而且，白人劳工所组成的排华团体无论在数量或影响力上都与日俱增，任何加州政治人物若想当选，即使心里不认同，表面上也要呼应他们的反华情绪。不可避免的是，在政治领袖的公开煽动之下，这种情绪将会演变成公然对华人施暴的事件，而且加州的情况特别严重，因为该州华人不仅无法投票，甚至也不能出庭指证白人。

3、对华人的行动

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一次华人帮派冲突过后，许多洛杉矶华人惨遭暴民蹂躏杀害，这就是所谓的“华人大屠杀事件”（Chinese Massacre）。据说事件的起因是两个华人堂会为了争夺一个华人美女而发生枪战。白人警察听见中国城的Nigger Alley地区传来枪声，于是到现场进行调查。那警察遭人枪击负伤，血流不止，大声求救。尽管目击者高呼“有清狗开枪啊！”

但某个白人不顾警告，冲过去帮忙，很快就在帮派枪战中中弹身亡。此时有一群为数好几百人的暴民群聚，打算要整个华人社群血债血偿。“有美国人流血身亡了，”后来其中一位参与者在信件中回忆道，“而且华人居然敢开枪杀害白人，这无法无天的行径令人震惊不已。所以我们才会都聚集在中国城，愤怒咆哮，而且就像有人注意到的，在兴奋之余大家都感到非常愉悦。”

在“吊死他们！吊死他们！”的呼喊声中，暴徒把无辜的华人居民从家里拖出来，开枪打死或在街头动用私刑。他们把华人家中的金子洗劫一空，随意将民宅砸出破洞，在室内开枪。惨遭杀害的华人也许多达二十几人。某位备受尊敬的华人医生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求饶，结果还是遭公然套上绞索吊死，钱都被偷走，一个暴民拿不下他的戒指，索性割断他的手指。

暴民还抓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悲惨下场被记者多尔尼记录了下来：

“那小家伙还不满十二岁。他才刚来美国一个月，压根就不会说英语。恐惧似乎令他无法动弹，脸色铁青惨白，目瞪口呆，结果他被吊死了。”

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屠杀反映了白人公开仇恨华人的心理，而且在过度投机促使经济衰败之后，仇恨又更为强化了。东岸某家大银行倒闭后，发生了一八七三年大恐慌，继而导致美国发生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工业大萧条。东岸与中西部有大量工厂关门大吉，迫使更多美国人前往西岸找工作。

城里工作难找，有些白人避居乡间，希望可以当小农过活，但还是遇到华人的竞争，而在当时社会动乱与财经崩盘的背景下，这竞争被更多白人扭曲理解为用来对付白人劳工阶级的大阴谋，华人则是共犯。

美国政府兴建横贯大陆铁路时，将大约一千万英亩的土地转让给铁路公司，并且规定未来要把这些土地卖给美国人民。不过，等到该出售土地时，那一块块土地的售价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一般美国农家根本买不起。火车大亨们把土地拿来投机牟利，卖给有钱人，其中有许多人都大量雇佣华工，将土地开垦成耕地。

战后，美国的工业产能与资源逐渐被垄断企业掌控在手里，经营这些企业的金融家深知，消灭竞争对手就能提高利润。美国白人斗不过铁路大亨、土地投资客与其他工业巨子，他们被逼入绝境。旧金山的白人劳工开始举行反华示威游行。参与者举牌抗议，上面写着“我们不要贵族也不要奴隶”、“大批起用苦力，只会让我们饿死或丢脸”，还有“谁把我们变成蒙古奴隶一样惨，谁就要注意了：我们都有投票权”。

雇佣华工的旧金山生意人很快就面临商品被抵制、工厂被纵火与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的问题。

在如此情绪化的冲突中，许多人早就失去理智。某些白人试着把各种社会问题归咎于华人，声称华人让美国的监狱、救济院与医院人满为患。

但从统计数据看来，事实正好相反：

华人往往必须面对歧视性的税法规定，因此他们缴的税远远高于该负担的税额，但却常常遭到医院拒诊，也享受不到旧金山市的其他公共设施与资源。

根据旧金山的欧提斯·吉布森牧师表示，一八七五年时该市市立与郡立医院的所有病患里，华人只占不到百分之二的比例，但病患却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是爱尔兰移民。

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表示：

光是一年内，迁居美国的欧洲移民人数是先前二十五年之间华人移民人数的两倍之多。美国各家公立医院、救济院、监狱与其他矫正机构每年收容的欧洲移民人数，平均也多于华人移民。他说，这些反华人士根本是“搞错了抗议对象”。

4、歧视华人编造的“谎言”

但那些仇视华人的白人还是罔顾事实，持续提出一些颠倒黑白的主张。有些白人医生宣称，华人把一些莫名其妙的疾病带来美国，而这等于是在帮反华运动背书。

早在一八六二年，亚瑟·斯道特医生就出版了一本《华人移民与我国民族衰败的心理因素》的小手册，主张华人严重威胁美国人的健康。

到了一八七五年，连美国医学会都出面支持某研究结果，表示梅毒在美国的散播与华人妓女有关──但事实上这种研究结果根本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

不过，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美国医学会的理事长还是提出严重指控：“就连八岁、十岁大的男孩也被那些低三下四的可悲女人传染了梅毒。”

而且某家医学期刊甚至刊登了一篇编辑室报告，题名为《华人女性正用病毒污染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血液》。

这些因为种族仇恨而迷惑愤怒的医生找不到任何数据来支持他们的主张，而往往诉诸不具科学性的华人神话形象，借此加深群众的恐惧。如同某位史家所说的，当时许多专家都认为华人的疾病是“数千年野兽般劣根性引发的结果，任何现代医疗手法都无法治愈”。

面对白人铺天盖地而来的仇恨言行，一部分华人开始后悔移民到美国，但也知道自己回老家后也没办法谋生。他们觉得华人社群还是有遭人血腥屠杀的可能性，于是开始囤积武器，好像准备要开战似的。

许多旧金山的当铺老板都表示曾经卖了大量的布伊刀（译注：即“蓝波刀”，一种刀背带有锯齿的利刃）与左轮手枪给华人顾客。

一八七六年，该市某间枪铺曾在一天内卖了六十把手枪给华人。华商急着想让族群冲突的氛围暂时冷却下来，于是开始对祖国的同胞提出警告，要他们千万别到美国来。

许多华人根本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苦撑，等待情况改善。

不过，情况反而变糟了──真的很糟。一八七七年，股市因为两件大家没意料到的事件而应声倒地。首先是一场重创美国西部果园、小麦田与牧牛场的干旱，其次则是内华达州卡姆斯托克矿脉的产量锐减，银矿开采量只剩先前的三分之一。

旧金山人在过去的淘金热潮中就曾充分展现过鲁莽的大无畏精神，后来又成为非常激进的股市投资客。如今金融市场崩盘了，许多人把毕生的积蓄都赔了进去，而且从高高在上的火车大亨到专业人士、店铺主人、办事员与仆人，各阶层的投资客可说无一幸免。

一八七六年冬天，该市本来已有大约一万失业人口，如今在街头游荡的人更多了，大家都抢着竞争所剩无几的工作机会。而且和往常经济萧条时一样，又有许多人流浪来到旧金山，他们大都是破产的矿工、农工与来自欧洲的移民，大家都急需一点收入，但情况的演变却令他们感到愤怒又困惑。

在这社会福斯普遍感到绝望的背景下，爱尔兰移民丹尼斯·科尔尼在政治圈崭露头角。年轻的科尔尼本来是个水手，他大量购入矿业公司的股票，在股市崩盘时变得一无所有。破产后他痛苦不已，开始在旧金山市政厅附近一块当地人称为“沙地”的空地上滔滔不绝地演讲，毫不在乎听众有多少人。一开始他的听众只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和游民，但等到一些郁闷的工人开始于晚间聚集在“沙地”上，听众已经扩大到几千人之多。

在营火与火炬的照亮下，“沙地”上许多演讲者开始解释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害大家的生活变得如此辛苦，并挑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始作俑者是那些铁路公司与垄断生意的大企业，华人是阴谋共犯。

三十一岁的科尔尼很快就深受群众喜爱，他呼吁大家鼓起勇气，以暴力手段亲自解决问题。他宣称：“为了免于在这个国家饿死，我甚至会割人喉咙，夺走他身上的一切。”

他呼吁工人“把那些暴君的面具都扯下来，还有那些好色的债券大王、像贼一样的政客、仿佛抢匪的铁路大亨，然后发现他们都是被恶魔附身的猪猡，全都该被丢进海里。”

他总是一边发表挑衅的言论，一边脱外套，好像准备好干架似的。他还提倡推翻政府，答应要带队冲进市政厅，把警察干掉，吊死检察官，将所有法典烧毁，为工人撰写新的法规。他还提议对铁路大亨们动用私刑，并且把炸药绑在气球上，空飘到中国城，炸死所有的中国佬。他显然非常懂得运用大家的反华心理，每次演讲结束前都会高声呼喊：“一定要把华人赶走！”

许多社会评论家发现这个现象实在太讽刺了：反华运动中最活跃的代言人怎么刚好都是爱尔兰人？

明明在二十几年前他们自己不是也曾在一八四○、五○年代亲眼见识过反爱尔兰移民的“一无所知运动”热潮？在征人的告示后面往往会加上一个附注：NINA，也就是“爱尔兰人勿应征”的简称。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曾在《美国游记》里写道：“没多久之前，人人喊打的是爱尔兰人。现在又换成华人要被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