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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精卫和他的夫人陈璧君的历史和关系,陈公博曾有过一段精妙的描述:“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意思是,汪精卫如果没有陈璧君这个霸道的夫人,或许不至于在汉奸这条路上走得这么远。

1945年8月25日,日本投降10天后,这位“头号女汉奸”陈璧君就收到了国民政府的逮捕令。半年多后,陈璧君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在法庭上,陈璧君态度倨傲,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面对周围的一片骂声,她视若无睹,毫不在意。听到审判长的判决后,陈璧君表示自己对判决结果不能服从,但她知道上诉已无意义,所以不会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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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主要是为她的夫君汪精卫强辩:“说汪先生卖国,重庆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就是日军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土,是由汪先生断送的。在沦陷区是沦陷了的土地,只有从敌人手中争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日军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先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能交还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收?我等为救民而死,我死也甘心了。”

陈璧君的这些诡辩自然无法激起人们的同情,只会让人对她更加鄙视,此后她被关押于狮子口第一监狱。

在监狱期间,陈璧君的态度依旧强硬,有一次管理人员没有叫她“陈小姐”或者“汪夫人”,而是直呼她的本名,陈璧君便破口大骂:“我的名字是你们叫的?当年国父都叫我陈小姐、陈先生或者汪夫人,你们的委员长也是如此。你一个小小处长,也敢直呼我的名讳?你没有资格和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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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很快来到1949年2月,在全国局面一片溃败的情况下,蒋介石把他的政府迁到了广州,命令下达后,由孙科主政的“行政院”决定,将所有有期徒刑的犯人提前释放,无期徒刑者则送往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陈璧君于是被送到了上海。

这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我军入驻提篮桥监狱,此时陈璧君已经做好了一死的准备,她对前来接收她的工作人员说:“我了解你们的政策,我落入你们手中,不求别的,只求一死为快。”

此后,陈璧君被编为代号20304,她还是时常把汪精卫挂在嘴边,说自己和汪一起追随孙中山革命,冒死进京刺杀摄政王,之后留学法国。她还狡辩说:“我是反蒋的,你们也反蒋,应该是同志,为何要把我关起来?”

在这期间,宋庆龄和何香凝曾找到毛主席为陈璧君说情,她们认为陈璧君和汪精卫的问题不同,汪是主导者,陈璧君是协同者,对陈璧君还是应该网开一面,从宽处理。毛主席从政治上的影响考虑,认为只要陈璧君认错,可以在适当时机对她予以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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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于是建议宋庆龄和何香凝给陈璧君写信,劝说她早日悔过。于是宋、何二人当晚就修书一封,请周总理派人转交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即可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感到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意见,好姐妹!

陈璧君收到来信后,却不同意宋、何二人的看法,她坚持认为自己和汪精卫都没有卖国,婉拒了二人的好意:

“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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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璧君拒不认罪,对新中国怀抱敌意,但监狱的管理人员始终对她保持了耐心的态度。在对待陈璧君的问题上,管理人员采取了宽厚的办法,允许她的亲友、子女通过各种形式和她联系。在日常生活中,管理人员设法照顾她的身体,用人道主义的行动感化她冥顽的心。

当时陈璧君疾病缠身,不仅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关节炎、胆结石、卵巢囊肿、痔疮等疾病,有一次她因病住院193天,医护人员对她照顾有加,除了精心的治疗外,还专门为她制定了菜单,为她提供有条件很好的病房。这些细微的举动渐渐打动了陈璧君,出院的时候,陈璧君再三对大家表示感谢。

陈璧君晚年的时候,曾向组织提出,希望能由人民法院对她重新审判,她情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也不愿在蒋介石政府所判的无期徒刑下偷生。这个时候的陈璧君,相比49年的陈璧君,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到1954年,她甚至提出想去农场参加劳动,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减轻自己的罪愆。一段时期,陈璧君特别爱读《解放日报》,说:

“《解放日报》已成为我生命的重要元素了。我无它,我不能有生存的活力;我无它,食息都不能正常;我无它,我恨不即死。我无它,便把一个失了自由的人的痛苦涌现扩大起来。《解放日报》,它给我一切光明、一切的新人新事,新品质、新道德……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一直到1959年6月17日因病离世前,陈璧君先后共接受过5次治疗,在去世之前,她曾在给家人的信中表示,愿意在死后把遗体贡献给医院,以利未来医学之发展进步。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她死后,她的遗体被火化,并由子女将骨灰撒在香港附近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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