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可喜(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
日本近现代史可以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战前为明治维新(1868年)至1945年,战后为1946年到2022年。前者是进行侵略扩张惨遭亡国的77年,后者基本上是和平发展经济繁荣的77年。侵略扩张招致失败,和平发展获得成功。从2023年开始的第三个“77年”,日本会走向何方?日本再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不同发展路线获得不同结果
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从此成为国策,并且在“富国强兵”的治国路线指导下,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中,并且做到后来居上,赶超英、法等国。几乎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了对外特别是大陆国家的领土扩张,首先并吞了琉球王国,继之霸占了台湾和朝鲜,强占我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进而全面侵略中国,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最后丧失理智,“夜袭珍珠港”,向美国发起“不宣而战”的战争,结果“无条件投降”而亡国,被美国占领,直至今天尚未获得真正的独立。
二战之后,美国占领当局成为日本的太上皇,为彻底消除军国主义的祸根,把日本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中,在军事、经济、政治、教育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特别是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得拥有战争力量(军队),不得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
也就是在这部“和平宪法”的保障下,日本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以“贸易立国”为国策,实现了“轻军备”,专心发展经济,尤其是从美国获得“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的“特需”,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68年便超过当时的西德,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企业依靠先进的科技制造出物美价廉的“made in japan”商品而畅销世界市场。至此,日本以资本与商品实现了战前武力扩张没有达到的目的。
赶超之后失去前进方向
日本曾经多次在实现赶超目标之后选错前进方向。
首先,在对中国的历史上 ,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等方式学习大陆文明,持续了近千年,一直到16世纪的所谓“战国时代”。这使日本社会获得跨越性进步与发展。其结果却是恩将仇报。“战国时代”军阀织田信长最早萌发侵略中国的野心。据葡萄牙牧师路易·弗洛伊斯所著《日本史》“天正10年(1582)条”说,织田信长“打算在统一全国,成为日本六十六国的绝对君主之后,编组一大舰队,用武力征服明国”。
丰臣秀吉(1537—1598)继承织田信长的遗志,统一日本之后,就谋图“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使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1590年11月《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国书)。他为此要求朝鲜“为先驱而入明”。朝鲜没有接受这个条件。
于是,1592年4月丰臣秀吉发兵16万人攻打朝鲜。由于明朝军队的支援和朝鲜人民起义,朝鲜水军勇敢作战,结果日军败退。1598年再次对明开战,最后以丰臣秀吉病死收场。日本这两次侵朝战争被称为“壬辰倭乱”和“丁酉倭乱”。
第二次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即向西方列强宣战。明治维新后,日本把目光转向欧洲,全面实行“脱亚入欧”,通过日清甲午战争获得巨额战争赔款而迅速发展了经济和军事力量,遂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中,进而后来居上。在对中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之后,竟然丧失理智地“偷袭珍珠港”,对美国不宣而战。结果是无条件投降,惨遭亡国命运,至今还不得不做美国的附属国。
第三次是二战后向美国学习,在经济上赶超美国之后,就向美国说“不”。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发表演说指出,“美国的目的是使日本强大与稳定起来,能够达到充分自立的程度,同时,确立自足(Self-Sufficient)的民主主义,以便对远东今后也许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战争威胁能够发挥阻碍作用”。
但是他没有想到,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后,竟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发起挑战,甚至要取而代之。《日本就是敢说“不”》(石原慎太郎和小川和久、渡部升一合著)一书于1990年出版发行。其中的《西洋文明时代结束了》《成熟度高于西洋文明的日本》和《日美通过交换“不”构筑下一代》等小标题,“日本时代已经开始”“日本时代是与下一代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必须认识到要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乘风破浪,创造下一代文明”(石原慎太郎语)等语句,都明白无误地说出了日本社会精英们憋在心里多年的话。一时间“向美国说不”成为当时日本政治家的时髦口号。有鉴于此,美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敲打”日本多年,终于实现了对日本的“第二次占领”。
安倍历史修正主义让日本走回头路
安倍晋三曾经两次组阁执政(2006年9月—2007年9月,2012年12月--2020年9月),连同菅义伟内阁和岸田文雄内阁,共约12年,自民党的极右势力快马加鞭、不遗余力地推行了一条走回头路的政治路线,即“摆脱战后体制”,如废弃《教育基本法》,获得“集体自卫权”等。
2022年12月岸田内阁公布经修改的“安保三文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主张日本应该具有“反击能力”——“攻击敌人基地能力”。岸田首相宣称这是“战后政策的大转弯”,“日美同盟历史上最重要的決定”,虽然“和平宪法”仍在,“专守防卫”等保障和平发展的防卫政策已经被突破。安倍晋三称之谓“积极和平主义”。
日本的防卫战略把中国定性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实际上是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国”。为此,在外交上,日本采取传统的“远交近攻”策略,以邻为壑,站队美国,交结欧盟,拉拢东盟和非洲,企图构筑对华包围圈。
三大事件重创自民党
常言道“物极必反”。
或许是由于安倍们的倒行逆施过犹不及,安倍下台后政坛上连续发生的三大事件让安倍历史修正主义遭受严重挫折。
第一个事件是2022年7月安倍被刺杀。此案把邪教旧统一教与自民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揭露出来,不单岸信介和安倍晋三祖孙三代,就连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政调会长萩生田光一、清和会干将下村博文、前首相菅义伟、众议院议长细田博之等政要乃至各个派系头目,都与旧统一教有着扯拉不断的联系。
自民党自查说,该党379名国会议员中179人与该教会有牵连,媒体报道说2/3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与之有染,甚至“旧统一教不仅与自民党议员等有关系,而且自民党的政策也为其所左右”。
第二个事件是2023年11月媒体报道有人状告自民党五个派系有政治资金不登记——“黑金”的违法嫌疑,其中以安倍派尤甚。以此为开端,自民党全党性非法敛财的丑闻及其腐败体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个事件是所谓的“岸田之乱”对自民党产生了决定性破坏作用。2024年1月,面对全党性“黑金”问题,岸田首相为求自保,宣布解散党内派系,被称为“岸田之乱”。在其中,清和会——安倍派遭到毁灭性打击:该派几名干将不仅被清除出内阁,而且该派在国会里出任的13个委员会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也被撤职;派系被迫解散,而且多名涉案干将还面临遭受党纪处分——被劝离党的危险,“树倒猢狲散”,安倍担任首相期间在党内外形成的“一强独大”局面就此灰飞烟灭。
接二连三的“不祥事件”使自民党的形象遭到毁灭性打击,有报道说“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已经达到顶点”,自民党的支持率锐减至14.6%(时事社民调结果),打破迄今的最低记录——麻生内阁的15.1%(2007年7月),创造了1960年6月开始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记录。
石破内阁给日本带来一线转机
在此不利形势下,2023年10月下旬举行的众议院选举让自民党失去56个议席(保住191议席),该党议员30年来第一次降低到半数以下。并且,在众议院,自民和公明両个执政党加在一起也失去了過半数优势。
石破茂罕见地当选为国会里不占过半数的联合执政的内阁首相,接过了一块非常烫手的山芋——党内外和国内外交困的政局。
或许是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石破首相出人预料地把改善中日关系作为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开启自己的执政里程。
石破首相在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说:“继续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推进两国各层级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将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与中方打造‘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为此,石破首相派遣岩屋毅外相访问北京。其间,岩屋外相表明了如下见解:在历史认识上,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不能重蹈覆辙”,“要坚持和平国家道路”,将继承“村山谈话”;在台湾问题上,要遵守《中日联合声明》。
以上两个观点表明了石破内阁与安倍内阁不同之处:前者是谋求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后者是要把日本拖回战前。可以说这是围绕日本今后向何处去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自民党内,还是在国会里,石破内阁都处于弱势,石破路线一定会遭到党内、国会内和社会上反华极右势力的反对、抵制和干扰,石破政权究竟能够坚持多久,是否会因力不从心半途而废,还需要拭目以待,不可盲目乐观。
然而,不管怎样,石破内阁毕竟给被安倍们引上邪路的日本带来了一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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