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6日，一场由周总理主持的特殊的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然而此次会议上，由于政治利益的冲突，开国上将谢富治将矛头直指陈再道，污蔑他为“反革命分子”，与吴法宪一起反对陈再道发言。在周总理休息间隙，身为开国中将的吴法宪更是在当众打了陈再道上将一耳光。周总理的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不禁怒斥道：“简直闻所未闻，荒唐至极！”。
陈再道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麻城一户贫寒农家。3岁丧父，不久母亲和姐姐也相继离世。孤苦无依的陈再道吃百家饭长大，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同时也铸就了他不屈的意志。1926年，17岁陈再道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孤身一人报名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由于文化水平低，登记时阴差阳错的将“程”写为了“陈”，便沿用了陈再道这个名字。
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亦或是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的表现都非常优异，就连毛主席都曾夸赞其勇冠三军，曾参加过黄麻起义、百团大战、淮海战役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役。1955年，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而陈再道将军性格耿直，不擅长掩藏情绪，这也为陈再道日后的祸端埋下了伏笔。
时间来到1966年，在一些有心人的推动下，一场政治运动悄然兴起。起初，谁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老革命遭到批斗，下放，社会上人心惶惶。当时陈再道除了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外还是中央委员，他看到北京因为这场风暴变得混乱不堪，看到许多昔日的战友同时被错误的打击，他奋慨不已却无力改变。为了避免自己也被卷入这场风波他决定离开北京，返回武汉担任专职司令，于是向中央提交了离职申请。
陈再道离开北京前徐帅特意嘱咐过他谨言慎行，可惜他并未理解徐帅话中的深意。他本以为武汉是一片净土，但到达后才发现武汉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军队。1967年2月，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二八声明》称武汉要大乱。28日，陈再道指挥军队重新控制了红旗大楼，稳定了秩序。但此后，武汉的“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甚至上升为了武斗。
造反派在江青等人的指示下，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拉起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横幅。由于江青已经策反了许多军队内部人士，军队也分化为两派，陈再道可谓是内忧外患，处境十分艰难，甚至危及到了生命安全。好在中央对武汉的情况非常重视。
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主席、周总理决谢富治等人于7月份抵达武汉。看到毛主席后，陈再委屈抱怨自己的情况，毛主席则表示一定会支持他的工作。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努力下两派之间的矛盾本来已经缓和，但在周总理因事返京后，谢富治私自发表了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彻底彻底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
7月20日，“百万雄师”冲击了毛主席下榻的东湖宾馆，也就是“七二零”事件。为了安全起见，毛主席只能提前离开武汉。由于毛主席的行程保密，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毛主席在东湖宾馆。但在别有用心之人的渲染下，这件事却成为了陈再道发起的“兵变”。虽然毛主席对陈再道非常信任，但为了平息舆论，化解危机，中央还是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7月24日，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抵达北京。26日，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谢富治在会议上将“七二零”事件”污蔑为反革命叛乱，陈再道就幕后的主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肆意地向陈再道身上泼脏水，尽管周总理多次打断，但谢富治依然我行我素。在中场休息时，以谢富治为首的一伙人找上陈再道试图逼他承认“兵变”，吴法宪更是打了陈再道一耳光。
当时的毛主席还远在上海，得知陈再道的情况后，立即命令杨成武先行返回北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即务必保证陈再道的安全。毛主席在9月23日返回北京后立即到京西宾馆看望了陈再道，并鼓励他保持信心。江青等人虽然欲对陈再道习下死手，但因为毛主席的庇佑，他们也无可奈何。1972年，陈再道终于回到了部队。晚年的陈再道将军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都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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