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些空闲，翻阅日本女作家吉井忍写自己生活的书---《东京八平米》。

吉井忍毕业于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曾在中国成都留学，在法国南部务农，辗转亚洲多地任新闻编辑。回到日本后，在东京租了一个面积只有八平米的房间，专职写作。

吉井忍之所以选择八平米的房子，当然是出于经济原因。这并不是说她的生活很难，只能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她之所以选择这么小的房子，主要是为了省下钱，让自己拥有一种更自由的生活----

为房子花的钱少，意味着你每月不需要工作太久，自由时间比较多。自从住进八平米的小房间，我去参观美术展览和看电影的次数明显比过去多了。在东京，大部分的美术馆门票在人民币一百元左右，看一次电影也是差不多的价格，我之前觉得有点贵，特别喜欢或有名的作品才忍痛去看。现在因为房租的压力小，我能腾出“娱乐费”来，稍微感兴趣的展览、电影或演出我都毫不犹豫地掏腰包。这不算浪费，因为看的东西多了，知识也会增长，与身边的朋友或采访对象能聊的话题也会变多。

除了去美术馆和看电影，吉井忍还把不少钱花在旅游上。为此，吉井忍除了租八平米的小房子以外，还选择去餐厅打工，当服务员。

有意思吧，喜欢旅游和艺术的女作家，一旦缺钱的时候，便去餐厅大模大样当服务员，端盘子挣钱，这在中国好像不多见。

在日本，当餐厅服务员的作家显然不是个例。吉井忍在一家咖喱店打工时，还遇到一位闯荡过一百多个国家的摄影师，也在这里当服务员---

（这位摄影师）来咖喱店打工，是因为他在摄影棚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偶尔利用空闲时间来店里帮忙，与年轻人聊天的同时还能省下饭钱（这家餐馆提供工作餐，每天可以吃一份咖喱饭）。他住的地方很便宜，和朋友分租，估计每个月的花费和我差不多。在东京及周围，甚至大阪、京都、金泽或名古屋，稍微有点名气的展览和音乐会他都会去欣赏，还喜欢做菜邀请朋友去家里吃饭......

疫情之前他经常出国拍照，回来就办展，每次他在咖喱店员工专用的笔记本上留言邀请：“请大家有空的时候来看一看”。

作为这位摄影家在餐厅端盘子的同事，吉井忍有一次去参观了他的摄影展。

当天画廊里只有吉井忍一个人，她看到一张照片背景是全白的雪景，画面中的远方有人在结了冰的海上钓鱼。

她很喜欢这张照片，把印有这幅照片的信片拿回自己八平米的房间，贴在墙上看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在那家咖喱店打工时，吉井忍问摄影师那幅作品能不能卖给她。摄影师回答得很干脆：“行啊。”后来两人谈好了价格（相当于两个月房租），就这样，吉井忍的小房间里出现了海参崴的雪景。

为了这张照片上的景色，吉井忍还攒了一些打工的薪水，专门去了一趟海参崴，因为她想看一看那幅雪景所在的城市。

在这本介绍八平米居所的书里，我无意间瞥见日本餐厅服务员的生活，谁能想到，这些给人端盘子的服务员，会有如此自由而丰富的生活。

我想，当我们去日本旅游，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餐厅吃饭时，千万不要小瞧给我们端盘子的服务员，人家也许是一位画家或者音乐家呢！

吉井忍笔下的服务员，和我对国内餐厅服务员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在我的印象里，餐厅服务员不仅收入低，而且每天忙忙碌碌，在老板或客人面前大都是低眉顺目，谨小慎微。对服务员来说，哪里有什么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某些社会，职业是分高低贵贱的。职业不仅仅是职业，而且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这样的社会里，写作、摄影、绘画、音乐之类的爱好，是所谓高贵职业的附庸，而那些从事卑微工作的人，不配有这样的爱好，不配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一个社会由不同职业的人组成。就像一个人有眼睛、耳朵、手脚一样，不同器官有不同的用处，形形色色的职业之间，也是彼此服侍，绝不该厚此薄彼。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但不同的灵魂却有高贵和卑贱之分，有有趣和乏味之分。

高贵的灵魂为爱和自由而活，卑贱的灵魂屈膝于权势，为了向上爬不惜出卖自己。

满脑子等级观念的人，其灵魂一定是枯燥乏味的。

看到一个视频，几位老先生去一家餐厅吃饭时，没想到端盘子的服务员和他们同是一个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相互拥抱开心大笑，站在一起给顾客们唱了一首赞美诗。

那位生命的主宰是伟大的指挥家，让人类的灵魂洋溢着最美的交响。

常常听到有人嘲笑说，某某人出国后，为了生活，只能到餐厅里打工。岂不知人家洗碗或者端盘子，也许比你自以为多高贵多体面，却连朋友圈发什么也要思量再三，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得罪领导的生活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