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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题

不该忘记的社会学家潘光旦

作者:慧中

潘光旦1922年留学美国,以生物学为专业,曾受教于经典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和美国优生学之父达尔文波特。

最早在中国提倡优生学的就是潘光旦,土家族的民族识别,提倡通才教育、中和位育的都是他,他以优生学的普及者和社会学家知名于世。

潘光旦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2年他的国学老师梁启超,在潘光旦的论文的评语中写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而在潘光旦去美国留学之前,他的一条腿就已经锯掉了,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的独腿留学生。

他早年的故事特别有趣,父亲是清朝末年翰林院的编修,曾经去日本考察,虽然英年早逝,但潘光旦在父亲的规划和母亲的督促下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考取了清华学校。

他的国学底子十分深厚,熟读十三经、二十四史,留美时居然还带着十三经悉心研究,被传为佳话。

他在美国打下了深厚的生物学、遗传学基础,回国后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在各大学讲授心理学、优生学、遗传学、进化论、家庭问题……,他的一些观点和研究课题,对国家社稷而言,到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通过生物学的训练进入优生学的学术领域,由优生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转入社会学和社会思想领域的研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知识结构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博大精深,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人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

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

潘光旦跋涉其间的优生学,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科学领域,他所经历的挫折远比成功的喜悦要多得多,但科学家的认真和理想家的热忱在他身上保持着适度的张力,这使他从未曾遭遇过内心的危机。

他用中国古代的例子说明各种性心理行为在中国的表现,其中的博学与慎密,思想的纵横无羁及对人的同情、负责和科学的态度,使人不得不叹服,不得不为他的学问、见识和人品而倾倒。

他提倡优生学,提倡“强种优生”实在是想让长期积弱的民族从物质上强盛起来,从而带来精神的复兴。

在《夔厣随笔》中,潘先生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对上个世纪30年代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现象,鞭笞针砭,活脱脱地是在讲现在的人和事,事隔近百年还依然不过时,他对所谓“顺应潮流”如是说:

潮流就是风尚,它们是不一定有价值的。尤其在这个只普及识字而未尝普及教育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件货物,可以因普及的广告方法,而立刻得捧场的人物,得到一种浩大的声势,这种声势甚或可以历久不变。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在此种所在,应当所知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的主动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至少也应该当做一个挣扎者”。

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就中最教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与利他心得薄弱;儒家虽有身、家、国以及天下的扩充之论,且又极看重忠恕絜矩之道,但是在实际生活里,一个人同情心的推广,往往以保全身家令名为止。

他有力地切中了中国社会的时弊,毕竟是熟读典籍和二十四史,对孔子、对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了解深入透彻,经他号脉后开出的处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潘光旦上个世纪30年代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到自己的爱好,除了收藏书籍,就只爱好旅行了,而且他旅行从来不跟家人一起,不需要别人照顾。

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对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父亲在清华学校上学的时候,因运动致腿伤,后来由于结核菌侵入膝盖而不得不锯去一条腿。奇怪的是我从小到大,思想上似乎从未把他和‘残废’二字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他行动敏捷,性格开朗,并不觉得他与常人有太多不同之处,也许是由于亲属关系,太熟悉了反而不加分辨。……直到近年来国家兴办残疾人事业,听得多了,才忽然有一天悟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残疾人’。推想起来,他当初遭此打击,思想上大概有过一番波折,行动上一定经历过很多的困难才磨练成后来的样子。叔父告诉我,父亲就在此时加入了基督教。不过,1926年他写过《基督教与中国——一个文化交际的观察》一文,批判了基督教的观念。”

“在一张校友调查表的‘爱好’栏里,他填的有:旅行。我初看到时觉得很新鲜,因为我过去并不了解这一点。虽然知道他常常出门旅行,出门前后也总是显得很愉快的样子,从无烦恼的表现,但是达到‘爱好’的程度,似乎是另外一件事。再一想这种表格也许是信手填来,填的人和看的人都用不着认真。无论如何,残疾的身体条件和对旅行的爱好总像有些矛盾。还是看他自己怎样讲的吧:‘我们的毛病是在旅行得太少。我们不但旅行得少,并且还要说些漂亮的自圆之词,例如‘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之类。要是不景气时代以前的美国人所走的是一个动的极端,我们的便是一个静的极端了。

……我是主张中国人应该多多的旅行的。中国的地方这么大,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么多,历史的背景又这么悠远,而各地的背景又这么的不同,要是专靠一些书本的智识而不旅行,不给耳目一个实地接触的机会,要教一个民族分子对于本国的史地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囫囵的概念,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从取得此种认识的这一天起,凡遇有旅行的机会,我是没有不利用的。 在求学时代除了靠近家乡的上海一带以外,只到过一次南京,一次宁波;北平,因为读书关系,每年必得来往一次,一起到有过八九次之多。此外便没有可说的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总算第一次到杭州、到镇江、到苏州;十七年到普陀山;十八年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十九年到过松江。二十年到青岛、烟台、潍县、济南,到九江、庐山,到广州、香港,到无锡。二十二年初到之处有汉口、有杭江路和钱塘江上下游所经过的各县。本年(1934年)初次观光到的又有嘉兴,有杭徽公路的各要点,有扬州。最近乃有豫晋两省的行程。”

原来潘光旦的旅行正是在他残废以后,而他的旅行,并不是简单地到此一游,他往往带着《徐霞客游记》或设法配备当地志书,把前人的记载和自己的观察相对照,并且写下一些知识丰富、文笔生动的游记或日记。

作为残疾人他会比别人遇到更多的困难,实际上也曾经发生过爬山落马及滑跌等一类有惊无险的事故,反映在他的文字中,往往笔调诙谐,自我调侃。

看到他的文字,才懂得他的“爱好旅行”绝不是叶公好龙。

著名学者,语言学家罗常培,在其游记《苍洱之间》中,叙述了他和潘光旦、费孝通等学者在1941年游历云南苍山洱海鸡足山的有趣经历,两个人都在旅途中出了岔子,潘在先,罗在后,潘露宿荒野,狼嚎终夜而不惧,罗常培在坐滑竿被甩,骑着一匹小马几次堕马,换一匹老马历尽波折见到了潘光旦,他形容见到潘光旦后,潘动员他加入他们老弱病残的第二队:“毕竟研究过社会学再读十三经诸子百家(霭理士的名著还没有算在里头)的人,修养胜过我许多,……他虽然对我伸一伸大拇指,紧接着却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意思,……劝我加入他们一帮。

而潘光旦的腿到底是怎么坏的,当过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先生如是说:“我在1915年入清华,初次看见他,他已经是独腿客了。在前一年他跳高跌倒,伤了腿。医师有欠高明,耽延一阵,竟成不治,只可把伤腿切断。他曾装过假腿,但是麻烦胜过架拐,他索性架拐架了毕生。他虽然独腿,但是一般行动概不后人。周末同学们郊游散步,他从未缺席。他同我对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都感热心。有一次在西山卧佛寺开会。会序中有一项排列在寺院后山门(等于半山腰)举行。老潘亦就架拐登山,若无事然。

潘光旦的外甥女张雪玲在《怀念昂舅潘光旦先生》也谈到了潘光旦的腿:

“那一年,潘先生在清华因跳高受伤致残,回到家乡修养。原来订婚的对方得知后便解除了婚约。这时,他的一位表亲赵瑞云女士钦慕他的人品学问,自愿下嫁与他,这便是后来的潘师母。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与之相处,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一直到发现潘先生,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猫小狗,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劲头。但为了这一残疾他究竟在精神和体力上忍受了多少痛苦,克服多少困难,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潘光旦是一九一三年进清华学校,因为腿伤,他在中途休学了两年,一九二二年才毕业出国的。他说到自己的出国有一段有趣的情节:在清华上学时,我曾有一次问严鹤龄,我一个腿能否出洋。

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这话真把我气死了。但当时有一个教图画的美国女教员名叫Star,出来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因为我当时总是考第一名。

多么自信和坦荡的一个人,他深刻地认识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对人生社稷有高尚的目标和标准,他探求的学问,力图对社会和民族有所帮助,他身体力行,虽然身有残疾,但健全的精神使他的躯体灵活而生动,充满蓬勃的活力,他一生从未以体残为借口而自宥,相反,凡是别人认为一条腿的人不能做的事,他偏要做。

留美期间,他拄杖爬雪,不肯人后,后来为了民族调查,他从伏马背,或拄拐攀登,出入湘鄂山区数月,他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完全战胜了残缺的肢体所带来的困惑与困境,他外在的表现,不但与健全的人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远远超过了健全人而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让他周围的人根本就记不起他的残疾。他通达明澈的人生观,外圆内方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徐志摩称胡适之为胡圣,而称潘光旦为潘仙,以其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相像为由。

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 而梅贻琦赞扬他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所说的“温、良、恭、俭、让”诸多美德他都当之无愧。而且他不仅仅只是忠厚,他正义感甚重,是一条硬汉。

天津《大公报》鼎盛时期,他常刊登署名文章社论,针砭国事,时而不见谅于当局……费孝通与其长期比邻而居,把潘当成“活辞海”,每有疑难,懒得查书,总是一溜烟跑去找潘光旦,而潘总是为他详细解释。

1950 ——1956年,潘光旦多次翻山越岭,深入土家族居住的湘西、四川、湖北等地的大山里进行土家族识别调查,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拄着拐杖深入到最偏僻的山寨,那些险峻的山路,即便是没有残疾,也很难行走,而他有时候撑拐行走10多里,双腋都磨红肿了,他自信心很强,什么都自己来,不给人添麻烦。

他还冒着生命危险,让人用滑竿抬着深入到湘西龙山、永顺、保靖等县,为得到确切的证据,他每天穿行在遮天蔽日的深山老林之中。

他从二十四史入手,深入研究土家族的历史,查阅大量文史资料,摘录了几万张相关的卡片,结合实地考察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写下长达13万字的力作《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以及《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他治学的严谨认真,他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谨慎结论,是学界的楷模,也是使后来的人望其项背的原因所在。

1957潘光旦被打成右派,他的土家族研究被说成是“向党进攻的毒箭”,1957年9月20日,湘西苗族自治州撤消,成立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而此时已经不准再提潘光旦的研究与贡献,他翻译的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也被迫中断,后来从1965年元旦起,他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再次开始翻译,十个月译出60万字,1966年初已经基本译完,遭遇“文革”浩劫后,潘光旦于1967年被迫害致死,该书出版时已经是1983年。

潘光旦的死,也与他的腿有关。1967年,北京民族学院的红卫兵把所谓“有问题”的教授集中劳动,拔草。潘光旦一条腿不能蹲,带一只小板凳,被红卫兵一脚踢开,让他坐在地上拔,结果导致他前列腺发炎肥大、慢性尿潴留、尿毒症、继发性贫血。

医院打派仗,又有红卫兵来找潘光旦的麻烦,叶笃义去探望他时,潘光旦对叶讲他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第二个S是sustains坚持,第三个S是survive生存;(5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被送进积水潭医院,但无人替他治疗,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于是潘光旦决定回家。

叶笃义劝他,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据他女儿潘乃穆回忆:当时用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如同病愈出院一般。

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他逝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亲属在身边,他的女儿们不是被审查,就是被下放边疆。而据费孝通先生后来回忆说,潘先生死时没有抱怨。

【本文由卢岚女士供稿,特此致谢!】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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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岚,笔名慧中,女,天津大学经管学部教授。老三届知青,1977年从集体户考入大学,本科毕业成绩优秀留校任教。1986年考入天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教学科研并举,曾多次出国访问交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退休后尝试写作,2018年参加天津市作家协会,笔耕不辍,在报刊和文学平台发表文章近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