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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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清军的表现可以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因此作为清廷“代笔人”的李鸿章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那么清廷有没有可能将战争拖下去以此来消耗日本？《马关条约》签订期间清廷有没可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清日战略对抗的最后一局为何输的如此彻底？
清廷能否将战争拖下去？
事实上对于清廷来说，高层的人也知道甲午战争拖下去对他们有利，可问题是谁来拖？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聂士成、阿克唐阿等虽然有过几个小胜仗，但并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这就引申出了一个问题：清廷还有没有再继续调兵的可能？
其实是有，但也聊胜于无。
比如说曾经命令清法战争时的英雄：76岁的老将冯子材从广西带兵去辽东。但实际清法战争结束后他的萃军就被裁撤了，如今重新募集既没饷银、也无军备。而且就算能募集到当年的老部下也早已卸甲归农，更何况从广西到辽东用走的要走到猴年马月？
但冯子材还真靠着在当地的威望足足招募到21营兵，只不过等到冯子材好不容易从广西走到江苏时又被张之洞“扣下”：希望他就地驻防。然而当冯子材要部署防务时才发现他手上的军事地图居然是康熙年间的。
而当靠谱的被清廷自己弄成不靠谱之后，接下去的调兵只能越来越不靠谱：比如说寻找明代时曾痛击日军的辽东明军的后人去御敌，到最后居然连寻找三国里的“藤甲兵”去御敌的都有。
看到这个也许很搞笑，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清廷已经没兵了，不然哪来的如此“奇思构想”。
既然陆军是这样，海军又如何呢？
实际上海军的情况比陆军只能是更糟。比如说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早就被调入了北洋，福建水师则在清法战争后连条像样的军舰都没有，而南洋水师虽然有5艘巡洋舰，但整个南洋居然没几个会开军舰的海军出身的军人。
那么清廷的兵哪去了？这个其实也众所周知：八旗和绿营的“百万大军”早就是支只吃空饷却不打仗的兵，而这豢养的“百万大军”则每年要消耗清廷的两千多万两白银。
因此能拉出来打仗的只有还算“精锐”的以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军，可惜就算是淮军也只有区区5万余人，而且大部分还是海防兵，真正的野战兵只有1万左右。所以战争中才会出现海防兵在野战中一败再败，而原来的海防炮台则用不会操作炮台的新兵“填”，这也导致了炮台也没有守住。
所以对于清廷来说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员来继续维持战争，这样一来的局面便是日军如果突破山海关进攻京师，北京城根本守不住，而对于日本来说也不会给清廷机会让其将战争维持下去。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旅顺大屠杀，因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军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性、更是是针对性的屠杀。
1895年3月16日大本营任命总参谋长、日本皇室成员：明治天皇的叔叔小松宫彰仁亲王担任“征清大总督”，4月13日小松宫从宇品出发，经威海卫于16日到达旅顺后正式设立“征清大总督府”。
而此后更大规模的对清开战计划便开始在旅顺酝酿而出：因为国内的近卫师团和第4师团已经于18日全部进入了旅顺。那么为何日军会选择在旅顺设立前沿基地呢？关于这点从下图就可以看出旅顺和威海是拱卫京师的海上门户。
而对于日本来说旅顺不仅方便海上运兵，也可从海上进攻山海关，往北还可继续进攻盛京，往西便是清廷的京师。就算退也可从海上直接退回日本本土。
而且定下攻打旅顺这个作战计划的时间是在1887年。此后在日军的战略构想中旅顺就是“征清大总督府”的所在。也就是说是日军已经把旅顺当成了攻打北京城的前沿基地。因此日军对旅顺整整4天3夜的大屠杀其实早就是计划好的。
而不同于清廷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才迎战的。反观日本不仅是主动，而且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发动并进行战争。所以当4月16日日军在旅顺设立“征清大总督府”的第二日《马关条约》也就签订了。
而这种妄图靠大屠杀来摧毁被侵略者抵抗意志的暴行，43年后，日本侵略者又在南京实施了，只不过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满清朝廷，而是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人民。
《马关条约》前的日本谈判策略
其实清廷的朝野上下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怎么退敌，更多的是一味的弹劾李鸿章和他的北洋舰队、淮军。
而光绪皇帝从一开始大言主战到后来只得灰心丧气的“议和”。而一直在幕后“操控”朝政的慈禧只得出面派出特使前去议和。但派出去的两个人：邵友濂和张荫桓被日方赶了回来。（邵友濂最早任职于上海海关，参与过对法谈判。1891年出任台湾巡抚因和时任台湾布政使的唐景崧不合被调往湖南。张荫桓则时任总理衙门大臣也曾出使美、日）
1895年1月26日邵友濂和张荫桓前往日本，在此之前清廷提出2点要求：1.会谈地点是长崎。2.会谈开始前双方停战。
但这2点被日本大本营拒绝，因为日本大本营设在广岛，如果在长崎谈判人员来往要花时间从而影响战争决策，而且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日本此时已经是战胜国，谈判地点就应该由日本决定。至于双方停战更是被“理所当然”的拒绝，而找的借口则是清方军队还没有放下武器。
但这一切都是日本大本营制定的策略，因为对日方来说真正的战略意图是觉得清廷还有谈判筹码：北洋舰队还在，辽东战场上的清军也还在围攻海城。所以一切都要等到前线日军在军事形势上出于绝对有利地位才谈，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1895年2月1日清日双方代表在广岛举行了会面，依据外交惯例双方要先交换外交全权委任书。光绪在委任书里是这样写的:
“大清国大皇帝问候日本大皇帝。我两国谊属同洲素无嫌怨。近以朝鲜事彼此用兵劳民伤财诚非得已。现经美国居间调处中国派全权大臣同贵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商妥处。兹特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贵国商办。惟愿大皇帝予以接待俾该使臣尽职是所望焉。”
但日方为了拖延时间居然以不承认光绪的亲笔文是委任书。认为只是“介绍信”。随后张荫桓只得又递交了光绪的敕谕：
“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之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随行官员须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谨以行事勿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
而日方则抓住了其中的字眼“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认为派来的两人并非“全权”而再次驳回。2月5日更是将邵友濂和张荫桓驱逐。
然后指名要恭亲王或者李鸿章前来。并另外增加了一个条件：需要有赔款和割让土地的全权。而在实际上日方也很了解清廷的决策：绝不可能派一个亲王前来，所以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李鸿章前来。但真正的意图就是要等待军事形势更有利的时机。
《马关条约》期间李鸿章的艰苦谈判
实际上此时的李家一门不仅早就被朝野骂成了“过街老鼠”，而且在名义上连个官都不是。因为清军在平壤战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的当天清廷就下达了对李鸿章的处分：
“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此后的1895年3月12日清廷为了平息“众怒”居然还裁撤了海军衙门。如此给人的感觉便是花钱买军舰反倒成了错误。
但眼前的局势清廷还是只能重新启用李鸿章：从北京到天津的这么点距离清廷居然用600里加急将文书送了过去：
“李鸿章勋绩久著熟习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著王文韶署理。李鸿章著星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一切筹办事宜均于召对时详细面陈。”
然后在此后的2天内连下3道谕旨命其来京，但李鸿章心里其实很清楚弱国无外交的道理。自己如果前去日本今后李家就要背负后世的骂名。
因此李鸿章的兄长两广总督李翰章被弹劾的想要拉着李鸿章一起回家种地也不愿再呆在朝堂上。其长女李金寿（张爱玲祖母）更是哭的死去活来：怎么都不想自己的家族背负骂名。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抵京。当日光绪召见，在君臣旁边的还有另一个重臣：大清“钱袋子”户部尚书翁同龢。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知道日本肯定要求割地、赔款。而翁同龢则赶紧表示只要不割地，赔款再多户部也会努力筹集。于是李鸿章便奏请翁同龢一起赴日，但翁同龢根本不想去。而光绪对于割地也不想发谕。如此一来君臣三人只得默然相视。
3月2日慈禧召见了李鸿章指示可割让土地。3月6日李鸿章离京。
3月10日李鸿章远赴日本“议和”。此时的他已经就被赏还了黄马褂，重新回到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等职务的任上，随行的还有他的长子李经方（曾为驻日公使）。
3月12日李鸿章一行人共32名官员，92名随从分乘“公义”、“礼裕”两轮从天津出发，19日到达日本马关，迎接他的日方代表是外相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到达当日日方接待李鸿章的礼节规格非常高，不仅将谈判地的春帆楼装修的富丽堂皇，甚至还在谈判地的春帆楼为他准备了专用的痰盂罐。
双方谈判人员各为7人。
清方：李鸿章、李经芳、北洋舰队营务总办罗丰禄、伦敦学院法学博士伍廷芳、翻译马建忠、卢永铭、罗庆龄。
日方：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田敬义、翻译陆奥广吉、酋原陈政。
双方坐定以后没有任何客套的问候立即交换验看对方的全权证书。
那么此次谈判结果会如何呢？
清日双方分别进行了7次谈判，在当天下午的第一次会谈里只有清方宣读了英文备忘录之后就结束了。然后李鸿章等人就入驻了春帆楼旁的引接寺。
3月20日下午2时30分双方开始了第2次谈判，日方开出了停战条件：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体察目前军务情形并顾虑因停战所生局面，兹将停战要款胪列如下: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城池堡垒，驻上开各处之清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军队暂管。天津、山海关间之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期限内日本国军队之军需军费应由清国支补。”
这还只是停战条件，并非条约条件，但已经让李鸿章觉得不能接受。但清廷的来电是辽东日军已经开始进兵辽阳、营口，前线清军如果再败失地日方的停战条件只会更苛刻。
但如果为了停战条件而停战那么一旦日军从山海关进攻北京，北京城肯定是守不住的，因此李鸿章根本不敢答应，只得电报总理衙门，并恳求日方给予考虑时间。日方便要求3日后答复。当天谈判于4时20分结束。
而当光绪看到这样的停战条件后只得召集数位军机大臣商讨对策，而得出的结果居然是找列强国协商，但等到军机处派人前往各国公馆时，各国公使都无所谓停战条件，只想知道合约条款是什么。
于是军机处便向李鸿章回电不同意停战条件，先问清楚合约条款，并于23日将电报发出。而李鸿章却是在24日才收到。因为他收到的其实是日方破译后的。
因此在3月24日下午3时至4时15分的双方第3次谈判无果后，日方只得宣布下次会谈出示合约条件。
但就在这时一个突发事件让谈判看似有了转机：在第3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居然被一个叫小山丰太郎的刺杀而弄伤了脸。（这个人甚至想去天津行刺，后因没钱买船票而放弃）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李鸿章也趁此机会发报会清廷请求终止谈判，然后利用国际舆论向日方施压，而日方虽然不怕与清军继续作战，但在国际舆论下无法保持近代化国家的形象，而且如果李鸿章就此回国，那么在谈判桌上就将无法取得签字条约，这造成的后果就是今后日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公认的侵略战争。
因此日方开始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李鸿章：明治天皇立即委派侍从武官赶往引接寺向李鸿章表示慰问、皇后还亲手赶制为其包扎伤口的绷带、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和县警察部长被免职、给李鸿章治伤的医生是陆军军医总监。
此后李鸿章入驻的引接寺24小时有人保护。并在3月30日日方对停战条件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先停战21天。（不包括台湾，因为此时日军已经发起了侵略台湾的战役）
但在4月1日双方进行第四次中日方开出了合约条款并要求4日内作答：
- 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
- 割让辽东全境、台湾、澎湖列岛。
- 赔偿日本三亿两白银。
- 向日本增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7处商口岸。
- 自日本来的货物要减税并免除厘金、并可开设工厂进行资源开采。
看到日本的这个要价不仅超出了李鸿章、更是超过了在后方清廷的想象。因为没有人会想到日本人的野心会这么大。而清廷接报后内部争论不休，直到7日经过慈禧批准后回电李鸿章的电报里这样写道：
“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
于是李鸿章只得只同意朝鲜“独立”，不割地、赔款。而伊藤则立刻威胁要继续增兵扩大战争规模，而且李鸿章所在的谈判地马关就在海边上，他也天天看到了日本的大大小小运输船正在往旅顺运兵和军需物资。本来李鸿章还以为是伊藤的虚张声势，但在实际上日本军方已经在为直隶平原决战做准备了。
4月9日双方举行第4次谈判时伊藤为应对国际舆论同意将赔款减少一亿两，即两亿两白银、割地寸土不能少。而李鸿章的条件是只割让辽东与朝鲜接壤的4县：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澎湖列岛（不包括台湾）、赔款只有一亿两白银。（实际上李鸿章当时是带伤谈判的）。
对此李鸿章的解释是日军至开战始军费远不及两亿两白银、清廷如果赔款必借洋债，但洋债的本金加利息已经超出了清廷的财政极限，但伊藤已经寸步不肯相让。
4月10日双方举行第5次谈判双方还在就土地割让问题做争论，而在事实上日方本来准备了3套方案，给李鸿章的是第2套方案，而第1套方案清廷需要割让地区远比第2套大得多。
但即使是第2套方案清廷还是不能接受，因为割让辽东全境的地区里包括了辽阳与鞍山两地。而辽阳正是当年努尔哈赤起家的地方，对此清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除此以外的赔款问题清方也是无法接受。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日方的预料之内。
因为日方在当日就拿出了第3套方案：割让西起营口、东至鸭绿江的辽东半岛、赔款从三亿两降至两亿两并在4月11日要求限期4日答复。
李鸿章无奈只得将结果在4月13日报于总理衙门。得到的回电却是：
“原希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也就在此时已经破译了清方电报的日方也得知了清廷谈判的底线。因此4天后的谈判伊藤是在知道清廷的底线下进行的。
此后4月15日下午2时30分的双方第6次谈判主要就围绕着何时割让台湾而进行。李鸿章开出的日期是两个月，而伊藤则坚持换约后一个月内交割。谈判进行了5个小时后的晚上7点半李鸿章走出了春帆楼，期间无论李鸿章如何恳求、卖老。伊藤根本不吃这套。
4月17日在双方最后一次谈判中李鸿章签下了《马关条约》。其主要条款内容为：
- 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
-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
- 土地限期一年割让。
- 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
- 割地境内百姓迁徒，逾期2年不迁者永为日民。
- 向日本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处商口岸。允许日方在4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工厂。单方面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待遇。
- 换约后清军3月内撤兵。
- 日军暂驻威海，待清方赔款完毕后撤兵。
- 清廷不得惩治为日方服务的人员。（其实就是汉奸）
- 1895年5月8日在烟台换约。
消息传回国后翰林院83人和内阁官员上百人联名上奏要求拒约再战。光绪却于5月3日在《马关条约》上盖上了国玺。然后在5月11日下罪己诏：
“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体谅也。”
而李鸿章回国后虽背负骂名，军机处却难得“清醒一次”：为李鸿章上书求情。李鸿章见此情形当场老泪纵横并发誓再也不踏上日本国土。
纵观《马关条约》签订的整个过程，破译了清军电码的日方至始至终都清楚清廷的每一步应对，这种在知道对手每一张牌的情况下的谈判使得李鸿章不得不代替清廷被迫签下《马关条约》。那么日方是如何、又是何时破译清方电码的呢？
早被破译的清方电码
清廷其实很早就建立了电码制度。简单的说就是用几个数字来表达汉字。然后对数字再做加密处理。就以1884年清军在汉城的军事表现来看是早于日军一天到达。由此可见当时的日军还没能破译清军的电码。
但在1886年北洋水师来到日本长崎的时候清方水兵与日本暴徒发生了冲突。当时北洋舰队由于并未携带无线电，便只能在长崎的国际电报局用有线电向清廷报告事情经过并请示如何处理。
可问题是长崎的国际电报局里多的是日本员工。于是一个叫吴大五郎的（此人精通汉语）人买通了电报局里的日本员工让其留下了电报“底稿”并根据事情发生的经过以汉字做了“推演”。
而在实际上如果同时精通电码和汉字就不难推算出汉字编码的规律。但也必须以相对应的“实际操作”来验证。因此在1894年清日两军即将开打的时候日方处心积虑的发出了汉字长文“绝交书”交给了当时的驻日公使汪凤藻。
汪凤藻则在吃惊之余不敢耽误的照原文以密电在东京电报局发送回国。而这一切都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精心设计的外交陷阱。因为当日方人员拿着电报副本和电报局的“底稿”稍作比对之后清方的外交电码就被日方完全破译。但清廷对此皆无所知。
到了双方谈判期间李鸿章每天白天谈判晚上发报，而伊藤获得清方“底牌”甚至会早于李鸿章，这样的谈判在实际上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就算日方破译了清方电码并不代表清方就不能利用谈判来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尤其是在李鸿章被刺杀后，因此这就引申了清日双方的最后一次战略对决。
彻彻底底的失败：《马关条约》的战略之失
谈判的目的是要结束战争，这就需要双方都有利益诉求：战场上的优势方通过谈判来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劣势方则通过谈判尽可能的降低实际利益的损失。
对于清廷来说可以利用冬季来拖，但随着第二年春天的到来这样的幻想已经不切实际。在本身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只有谈判一条路。而对于日方来说发动直隶平原决战可以将军事优势最大化，但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国际列强的干涉。后来的三国干涉还辽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一点虽然日本军方比较短视，但日本内阁中有预见性的人还是有的。
此人便是伊藤博文。因此作为首相的伊藤便在最适当的时机开启了与清方的谈判。
然而此时对于清廷来说虽然无兵可调只有谈判，但当谈判条件远远超过自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就应该终止谈判。因为弃守京师和坚持抵抗其实完全同时操作。但就当时清廷的政治形势根本不可能迁都再战。
这就等于是自己把后路给封死了。由此清廷自己最终还是放弃了可以挽回损失的唯一机会。
而这样的战略失误既在战场上也在谈判桌上。
参考资料
纪录片
央视《血色黄昏—李鸿章的洋务生涯》第七集
央视《讲武堂—密码风云》成败密码
BTV青年军情解码《甲午推想第七集》假如清廷能够拖下去
湖北卫视《大揭秘:陈悦说甲午》：马关条约背后的真相
上海广播即使人文《档案—甲午谜案》：泣血春帆楼
书籍
王树强主编《甲午战争始末》第14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英全著《甲午中日战争陆战研究》第16章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悦著《野望—围堵中国的甲午一战》第16章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其余参考资料
日本旧参谋本部著 何建军 王建英译《甲午战争日本官方纪实》第7章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吹雪，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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