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学术连续剧，“政治学·新知”第二讲有点考验观众。演讲学者和题目在90分钟前才公布，而来自三城的三人的演讲主题似乎也毫不相干，明眼人马上悟出组织者协调的不易。如第一场里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树华所说，知识生产可组织可治理，知易行难。记者不妨解题以抛砖引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臧雷振解析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为何还不能跻身全球热议理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夏志强则深入日益蓬勃发展和控制人类文明的数字身份，敏锐地提出不平等的理论警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汪仕凯深植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实践，澄清了中国的政治制度里的大一统传统。
2024年12月27日晚8:00至9:40，在“释中”与“解西”，“师古”与“随时”之间总是难以调和且充满矛盾与张力的背景下，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出发，三位学者的跨年演讲为数千名在线听众带来了“古今中西的融合努力”的启发。
“理论赤字”困境：中国政治学人之痛
80后的臧雷振曾在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工作或访学，谙熟西方政治学理论，尽管20分钟分享相比他的网课显得过于精简，但依然引人深思，早在去年他就刊发了《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一文，系统梳理过学界目前的现状和挑战。在他看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对既有政治学方法论的整体性反思。27日晚，他的《如何在政治科学分析中实现有效的议题挖掘与研究发现》分享便聚焦于这一点。
演讲伊始，臧雷振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意识：中国明明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生产，却为何难以在国际政治学界产生有效影响？反观基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治理实践所带来的学理提炼，如依附理论、资源诅咒理论或饥荒政治学理论，均有效地促进了政治学科的前行，纳入世界各国政治学教科书中。臧雷振把此现象概括成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赤字”。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有组织科研积极开展的当下，该问题已然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
为了更好地剖析“理论赤字”的成因，臧雷振梳理了以往的三种常见的政治学研究思维：倚重分类与测量的量化思维、建构机制分析的因果思维，以及侧重案例研究的定性思维。虽然三种思维都是政治学理论的有力生产工具，但它们背后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局限，比如样本数据的数量、质量缺陷之于量化思维、“统计质疑”之于因果思维，以及不规范田野调查之于定性思维等。
针对既有研究的局限，臧雷振认为：首先，我们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研究单位，即观察单位与分析单位。前者在事实维度展开，关心政治现象的背景性要素，不同的是，后者在解释层面运作，是政治现象特征的构成要件。政治学探索应当敏感于上述两种分析单位差异，不可随意混淆，尤其是出现跨层次因果机制解释的时候。其次，为了不使研究沦为“为了因果而因果”的研究偏见，政治学人既要时刻关注其他可能的替代性理论，也要纳入更多的机制要素以提高理论的可证伪性，还需在多尺度中找寻最佳的因果说明模型。最后，面对具体个案，我们需要在明晰该案例具体类型的基础上，对各种支持性案例和否决性案例做出通盘考察。
除了一般层面的方法论反思，臧雷振还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应当注意理想模型与中国场景之间的匹配关系，明晰广泛被学界接受理论和概念的建构准则等底层逻辑。换言之，政治学人的概念发明、理论建构与政策评估需要以回应本土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为鹄的，唯有如此，方能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
直面“数字鸿沟”：数字时代重思不平等问题
作为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夏志强身先士卒做学术垂范，很早就介入数字技术的研究。在B站有一则讲述《作为漂流资源的个人数据权属分置设计》的视频颇受欢迎，夏志强对数字确权现象做了政治学的阐释。如今，人类已然处于“数字化生存”时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实关系也被一并“打包上传”到数字空间，“不平等”现象即是其中一例。数字不平等与现实不平等之间既存在着连续性，也有着断裂之处。为此，跨年演讲中，夏志强以数字身份为切入点，解析其中潜在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具体成因，为听众勾勒了《数字身份建构与持久性不平等问题》。
夏志强指出，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皆以实现社会平等为己任。作为新型媒介，数字技术在其兴起之时也被寄予推动社会平等的厚望。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数字技术的扩张反而在国家、地区和阶层之间引起了新型不平等，甚至出现了极大的技术落差，即“数字鸿沟”。
公允地说，数字鸿沟并不完全由数字技术造成。夏志强辨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经济层面的阶级不平等，是导致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不平等是现实不平等的一个延伸。然而数字技术又反过来加深和塑造了现实不平等，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数字身份所带来的持久性不平等现象。
所谓“身份”，是个体参与某项活动的资格。夏志强定义，数字身份一方面来源于他者（社会）对个体的客观要求或规范，包括定义、判断与承认等，另一方面也有着个体在主观层面的身份确认，比如认同、期许与表达等。在主客双重视角的作用之下，数字身份得以构建。此处的“构建”既可以是个体对现实生活身份的还原、拷贝或迁移，也可以是在数字空间里的生成或重构，即个体凭借自身所持技术、信息等数字资源而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当数字空间里的经济资源配置始终倾斜于某类群体，便出现了“身份不平等”。应当注意，身份不平等往往是一种“持久性不平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基础的改变往往会立即带来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变化，可是基于种族、肤色、性别或国别等身份而来的不平等，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持久属性。
夏志强认为，需要引起警惕并干预的数字身份形塑持久性不平等主要体现于如下三种情形：其一，现实资源的数字化。当数字身份依托现实身份而构建时，现实生活中的资源不平等便被还原到了数字空间之中；其二，数字资源的再分配。人们虽然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去构建新的数字身份，部分地摆脱现实不平等，但此处摆脱所指向的，只是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结构，而非不平等本身。在数字空间中，依然存在着数字资源的不平等再分配，无论是个体用户之间的算法优待，还是数字平台带来的新霸权等；其三，数字身份反向加深现实不平等。政府对数字身份的强制性认证、大型企业暗中执行的社会性排斥算法、人际数字交往里的符号化刻板印象，均把数字空间里的不平等效果代入到了线下现实空间，巩固乃至生成了更难改变的持久性不平等。
赓续“活的传统”：中国“大一统”传统的演进与继承
如果说夏志强的数字鸿沟之思立足于当代技术语境，那么汪仕凯的报告则从中国历史经验出发，探讨了《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解释大一统》话题。
重点研究现代世界体系、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的汪仕凯关注大一统现象已有多年，他即将出版以大一统为研究主题的专著。两周前，他曾回母校武汉大学做了相同主题的学术报告。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绕不开三个“中国之问”：什么是中国？中国何以是中国？中国为何还是中国？对此，汪仕凯给出的答案是“大一统”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大一统国家传统，并且该传统仍然在当下的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发展着，以一种精神性的、“活的传统”形式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
从历史上看，“大一统”观念出自《公羊传》，其价值取向是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秩序寻找一个正当性基础，而周文王建立的礼制即是这套理想政治秩序的根基所在。“大一统”中“大”字取“注重”“看重”之意，表明周文王的礼制应当在中国制度中占据核心位置。东汉经学家何休进一步将礼制与宇宙秩序（或曰“天命”）关联在了一起。
从概念上看，理解大一统离不开如下三个关键词：宇宙秩序、中心观与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的先民发现，在斗转星移的天文变化中，北极星总处于一个固定位置之上。于是，这就成为了先民理解的宇宙秩序雏形，即万事万物皆围绕着某一中心运行。当宇宙秩序投射到大地之上，人间的政治秩序便应运而生了。具体而言，人间秩序既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又以天上秩序为摹本，如果说宇宙秩序是一个“中心-边缘”的结构，那么人间的秩序亦是如此，其政治表现是获得天命认证的天子居于中心位置，把天道转换成王道，并通过相应的政治活动而将天命推广出去。与此同时，在这套人间秩序背后，亦有着民心的支持和拥护，即《孟子》所谓的“天与人归”。
这套以“天”为基础、以“中”为核心的大一统秩序模式，成为了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起点：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在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在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参见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需要注意的是，“大一统”并不会抹杀多样性，而是要“合多为一”，逐步把边缘位置上的多样性纳入到政治治理的视野中来，从而形成为一个更大的“一”。
此处需要辨析的是，汪仕凯指出，大一统不仅作为政治观念存在，更是一种系统化的制度实践，即以皇权（天子）为中心，以政治中央集权为本质，由郡县制、官僚制、选官制和儒家意识形态高度耦合在一起的一套制度体系。中国的大一统体系显然区别于西方现代政治经验，是一种更贴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中央位于整个权力体系的核心，享有最高地位，地方权力源于中央的授予，并支持着中央的权力运作。唯有依靠此制度体系，才能把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复杂共同体有效地组织与整合起来，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它。这种将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和多民族共同体融合在一起的国家形态，就是大一统国家。
至此文刊发的2025年1月2日，“政治学·新知”跨年讲将进入第六讲，本场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高景柱主持的第二讲是参与学者最少的。此后每场有5-6位学者参与，因此，也使得听者能更有时空来细细辨别各自的主题。“古今中西”是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必答题，数字身份展示了政治学应对时代问题的鲜活与敏锐，而大一统话题则彰显了中国政治传统的历史厚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中国政治学探索应当立足于中国优秀传文化的经验土壤，正确地认识西方政治观念与实践的边界与局限，并积极回应地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反思既有的政治学方法论，还须自觉地将更新后的方法、理念应用于中国政治学研究之中，此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里的重要有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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